王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开展了拨乱反正运动，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最初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讨论。我记得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联合，轮流在三处召开研讨会。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大学”论争，涉及的作家很多，争论很激烈，当时就十分引人注目·左翼文化阵营两拨人马，似乎壁垒分明，左翼文学的主将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当时党在左翼文化领域的领导人冯雪峰、周扬也都亲自上阵·两个口号，两拨人马，争论的焦点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日甚一日，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如何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文艺界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消除以往的恩怨，共同对敌。但是由于左翼文坛内部的宗派主义，以及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使得本来有共同倾向的论争双方，似乎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由于战争形势的紧张，这场论争当时无法充分展开，更不可能得出说服大家的结论。一年多以后，论战一方的骁将徐懋庸到了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两个口号论争的大体情况，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两个口号都可以存在，但提醒徐懋庸所应充分尊重鲁迅。
全国解放以后，旧事就不断被重提，鲁迅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不仅详尽地陈述了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缘由，更主要的是他总结了“左联”的一些经验教训，并毫不保留地批评了左联的一些领导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并涉笔成趣地把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称之为“四条汉子”，雄辩的气势，老辣的笔锋，使得全国解放后执掌宣传文化大权的周扬如芒在背。毛泽东对鲁迅有崇高评价，周扬尽管心里有气，但不敢公开对鲁迅不敬，因此只能在反胡风运动中，在反右派运动中，以及在组织《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中，把斗争尖头对准了胡风、冯雪峰、说成了是冯雪峰、胡风欺骗鲁迅，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
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在其所谓林彪同志委托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中，把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从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说成是被一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政”，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国防文学”口号，就被批判为一条不折不扣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口号，鲁迅提到的“四条汉子”，也就成了一个政治名词，一时间，凡是当年写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文章的作家，参加过这一派组织的“文艺家协会”的人，统统成了审查的对象，不断地被批判、斗争，一次文艺论争，演变成了政治迫害。因此当“四人帮”垮台，批判它们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时，文艺界和一些高校中文系，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准确地评价“两个口号”的论争。
北京三所高校举办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讨论会时，气氛十分热烈，“文革”中惨遭迫害的一些老作家，如夏衍、沙汀、陈荒煤、周立波等，不顾年老体衰，踊跃参加会议，积极地发言，批判“四人帮”强加在“国防文学”口号的种种罪名，重申“国防文学”口号的合理性。但是在这三次讨论上，意见并否一边倒，北京的高校中文系，有许多鲁迅研究者，他们中许多人还是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因为它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周立波在“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倡者中，写文章早，写得也多，“文革”中为此也受罪最多，据说他夫人都不让来参加会，怕又烈火烧身。我记得当时沙汀、陈荒煤已来我们文学研究所当正、副所长，他们两人当年也是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文革”中也成了他们的“罪状”之一。一次荒煤同志让我与所内另一位同志出差上海，手持他写的一封信给上海作家协会领导人的介绍信，信上说，受周扬同志的委托，请上海作协召开一次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座谈会。上海作协领导十分重视，在作协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我记得参加者有柯灵、吴强、钟望阳、肖岱等作家，会上发言者几乎一边倒地为“国防文学”口号辩诬。
回京以后，我又与北京大学的黄修已老师一起去访问过当时中国社科院的顾问吴亮平同志，当年他在延安任过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长，听到过毛泽东讲过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意见。认为这是一次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意见争论，根本没有否定“国防文学”的意思。因此江青提的“纪要”，实际上也是违背了毛泽东当年的意见的。
拨乱反正中进行的这几次讨论，由于原先争论的激烈，又牵涉到政治路线斗争，一些当事人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受尽了苦头，因此他们在发言中的激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在思想解放的和煦春风中，人们就没有了政治禁忌，不怕也不会上纲上线，因而就有了能真正从学术上对这一历史陈案进行审视，从事实和现论两个层面进行认真地讨论。
我在这里不是重新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而是想探讨一下周立波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中的作用和理论上的贡献。
我们知道，根据现有的资料，中国最早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是周扬，他在1934年10月2日的《大晚报》上以“企”的笔名发言《“国防文学”》一篇短文，作者是有感于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局，关于“一二八”战事和东北义勇军游击战争的作品十分稀少，从当时苏联的“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受到启发，认为我们中国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这类“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样各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并且指示只有扩大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爪分下救出，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作者的爱国情怀，文学敏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此文写出的1934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没有提出，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可惜的是，文章发表以后，并没有及时提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35年12月21日，周立波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响应周扬的号召，这才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周立波认为，“这时候，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为此他呼应周扬的主张，提出“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十分有意思的，周扬和周立波，一个首先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发表多篇文章，多方面地阐述这一口号的意义和内涵，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廓清了一些左翼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偏颇，为“国防文学”这一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口号的推广，为文学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之中发挥更大作用，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周立波以立波、波、张尚斌等笔名发表的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我现在看到的有九篇，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倡者中，大概是最多的。当然，问题不在他这类文章数量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文章在一些关键理论问题上，有着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