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苏联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简称“洛卡夫”）所倡导的一种文学，他们的批评家指出，这个文学组织的任务是，描写军队的建设、军队的教育、赤卫军的英勇的斗争，而“对世界勤劳大众防卫苏联的号召”，也是其中心任务。在文学组织提出世界勤劳大众防卫苏联”，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突兀，但这却是与当时共产国际的宗旨完全一致的。我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那儿建立的红色政权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苏区”，中共听命於共产国际，算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实际上掌控了共产国际，它们宣传工人阶级无祖国，无产阶级无祖国，苏联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这实际上是从五四以来逐渐明确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的一种倒退。当时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处境危殆，但还要高喊“保卫苏联”，“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发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苏联的阴谋。我国的革命文学组织“左翼作家联盟”，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号召作家要揭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的阴谋，似乎自己的祖国被侵略、被蹂躏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侵略者的铁蹄染指苏联。这种逻辑，现在想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左翼作家联盟却是在义正辞严地宣传着的。就连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也批判民族主义文学者黄震遐的诗剧《黄人之血》的目标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周立波是清醒的，他在第一篇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国防文学虽则为苏联所倡导，可是它移到中国来，并不是毫无考虑的袭取，文章明确提出了这种文学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不同作用，并且特别指出，“国防文学和过去带着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国防文学的文学，有些不同。它一方面固然不抛弃国际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方面却都采取民族主义的形式，这是目前中国的国际主义最现实的形式。在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不先把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击退，不先谋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完整，人们的国际主义的理想，绝对不能实现，这是不说自明的事。”周立波是理智的，他突破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宣传的迷思，不相信“保卫苏联”是一切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头等大事，批评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坚信中华民族坚决地抵抗外国侵略者，保卫自己的祖国，这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同时，他认为这也是“目前中国国际主义最现实的形式”。周立波认为，“国防文学”旗帜上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反对汉奸和外敌。”因此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的阐释，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文学的口号上来理解，而是应从改变当时革命指导思想的高度上来认识，这不仅需要胆量，更需要有理论认识的高度。
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论争的文章中，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他关于国防文学如何书写的问题，“两个口号”论争，大方向是一致的，最后落实的地方，应该是国防文学如何写的问题。两个口号论战两方，当时热衷于对时局、对阶级性、对领导权的探讨，这些当然重要，但最终要落实到如何写的问题，不管叫国防文学也好，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好，或者叫非常时期的文学，民族自卫文学也好，拿出好作品来，才是问题的真正关键。国防文学书写，或者扩大来说，关于现代战争叙事，这是一个大题目，从国防文学到后来的抗日文学，我们都应该研究如何书写，如何叙事。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中，就“国防文学”的具体的创作问题，阐发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首先，周立波认为中国各阶层的民众中，都有反帝的要求，当然勤劳大众是主体，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都能感受到中华民族被凌迟的惨痛，他们也都有反帝的要求，甚至中国的缙绅们，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反帝的要求，因此“国防文学”，在“民族这字的真实意味上，它又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民族文学”，国防文学的任务是要激起一切不顾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抗敌热情，提起他们最后胜利信念，打击一切散播不能抗敌的麻醉剂的亡国妖言，“在这些任务之下，‘国防文学’可以找到最繁多的题材和主题”。（立波：《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周立波还认为，“国防文学”并否是周扬等提出这口号后才产生，他认为，在创作实践上，早曾就有过，“一二八”战争，产生了茅盾的《右弟二章》，李辉英、张天翼的小说，白薇、适夷、李健吾等新人的脚本，史铁儿诸人的诗。东北义勇军的长长的抗战，产生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南中国的外侮，产生了艾芜的《南国之夜》里的短篇。因此并不是说只有他们打起了“国防文学”的旗帜，这一文学才产生，垄断这一文学的命名权和阐释权，从而显示了一种开放的、豁达的气度。鲁迅先生是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但周立波的文章中始终对鲁迅充满敬意，对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作家，也持一种说理的态度，这在当时激烈争论中实属难得。这样，周立波就在“国防文学”的全民族性属性，“国防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多样性上，以及呼吁文学者的“实行大团结”上，都作出了跳出以往左翼理论的偏狭及至极左的解释，符合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符合这一时期国家民族的最高需求。
周立波是一位既善长於小说创作，又懂外文，能翻译的作家，因此他在推动并反复阐释“国防文学”口号时，有着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深入探讨的理论兴趣，苏联的作品首先进入他的视野，当时还没有中译本的普里白伊的《对马》，铁霍洛夫的《战争》，以及早就在中国文学界很有影响的《铁流》、《溃灭》，他认为可视作国防文学艺术上的模范。同样，巴比寒的《火线下》、《光明》这些著名的反战文学，也是周立波极力推荐的作品。周立波还把眼光转向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推荐《译文》和《世界知识》上一些黑人作者的诗，犹太作家宾斯奇的《在黑暗中》和其他作家。总之，不能局限自己的眼光，要尽可能地吸收世界优秀的反战文学的营养，这也正是一个有着创作经验和世界眼光的作家的可贵见解。
周立波是一个有历史感、并有理论批评兴趣的作者，他能从发展的轨迹上来看待“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他把这看作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他认为，“在讨论国防文学的时候，回溯前此一期的新兴文学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痕迹，是一个紧要的工作”（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1936年6月10日《光明》创刊号）他从1930年成立的“左联”的“纲领”评论起，认为当时那个“纲领”是过于狭隘的，因为它规定“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的，反资产者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者的倾向。周立波认为，“纲领”之所以标举反对小资产者的旗帜，是因为左翼阵营“不但没有估量，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和许多杂阶层，是他们自身解放事业的参与者，因此这些社会成分的思想、情绪和意志，也应当被规定为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国防文学要求全民族不分阶级、不分阶层，在抗日、反汉奸的总目标下团结起来，纠正了左联理论的偏颇，中国的新文学现实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创作方法和作家世界观的问题，这是左联十分关注的理论问题。当时左翼理论家强调先进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在理解上和实际批评上存在着狭隘性和机械性，这不利于新文学的发展。周立波在国防文学论述中，认为以往左翼批评家对过去的现实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品的评价失当，总认为他们只揭示了现实社会的一些矛盾，反映了人民的一些痛苦，但是没有给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指明出路，因而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是旧现实主义作家的“阶级局限性”，这种左倾的机械的理论，早就受到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只要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破旧社会的乐观主义情绪，这些作品就是有社会意义的。周立波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左翼作家创作实践出发，较早地认识“左联”理论和创作中的左倾幼稚病，这十分难得。比如他指出钱杏邨轻视鲁迅作品的反封建意义，对茅盾前期作品中的时代精神认识不足。特别是蒋光慈，他以“东方革命歌人”自况，但是他们的理想是空想的，“他们生活在中国的现实，眼睛却老望着远方，望着太空”。一些左翼作家，包括丁玲、王独清、洪灵菲，周立波认为“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不但是和大众的生活，缺乏有机的渗透与融合，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常常露出勉强添加上的人工的破绽，”应该说，周立波的这些剖析都是十分切中要害的。
左翼作家联盟一直是大力强调作家必须“获得”先进的世界观，但理解上有片面性和绝对性，一个作家“获得”或“掌握”了先进的世界观，他的创作就自然而然成为优秀之作；反之，如果一个作家被认为其世界观不正确、不健康，那么他的创作就是不成功的，就是有害的。周立波在文章中遵照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指出“过去经验已经昭示，对于站在各种社会立场的各流派的真正艺术的轻视，是一种错误。巴尔扎克虽然有正统王朝派的政治意见，还是看到了贵族社会灭亡的不可避免，看到了真正未来的主人，市民阶层的抬头；在这一点上，佛里德里支看见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革命性。”又比如“托尔斯泰是一个不喜欢革命，有意避免谈到革命的贵族，可是，乌拉其密尔却从他的艺术中，看到了我国的革命的镜子的意义”。因此，周立波认为，对一切有才能的作家，“我们应当依据他的艺术的客观效果，他在客观上所给与民族解放事业的教益的程度，而给以评价，不管他的立场和信念，我们要强调他的优点，指摘他的谬误，使他能够更直接的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我认为周立波的这些理论阐述，是在认真总结“左联”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是在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真正显示了一个中国革命作家在国家民族危机时的清醒的理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