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张居正从一个翰林院的编修成为当朝的首辅。张居正也在神宗的支持下实行新政，同时又以辅臣兼皇帝老师的身份，时时对皇帝进行教育。不仅张居正在政治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两个儿子也都相继考中。万历五年（1577年），也就是张居正次子中进士及第那年，张居正的父亲在九月病故。对于一般人而言，老父的去世只不过是家庭私事。然而对于张居正这样众目睽睽的首辅大臣而言，如何处理亡父的丧事竟蒙上了一层浓烈的政治色彩。终于酿成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夺情”风波。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自治卿，号观澜，在科场仕途一直都不是很顺利，连续考了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在他20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一直到死，仍旧还是府学生。父以子贵，儿子既然是内阁首辅，父亲就非同一般了。万历五年，74岁的张文明患病，张居正本想请假省亲。但是正赶上皇上大婚，作为内阁首辅，他没有办法脱身，只得等到大婚以后再告假。原本想在万历六年夏初回到江陵探望老父亲，不料，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父亲病逝。九月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第二天，张居正的同僚、内阁辅臣吕调阳与张四维上疏奏明皇上，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的“夺情”起复故事，请求皇上挽留张居正。明朝内外官吏人等有丁忧的制度。在遇到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丁忧”指亲丧二十七个月中，必须解职，期满而后，照旧做官，称为“起复”。在二十七个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张居正照例咨吏部，请放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就接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自从隆庆六年六月，张居正当国以来，这五年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所发展，北边的俺答屈服了，张居正是形成这个局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15岁的神宗处处依赖于他的老师，造成了张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不许守制的上谕下来了，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但是语气不是十分的坚定。后来张居正又上《再乞守制疏》，神宗和吕调阳、张四维说起，即使张居正再上百本，也不能准。夺情的局势既成，张居正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一）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
（二）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
（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荣青衣角带。
（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
（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
神宗除了对他所提出的第五条不同意外，其他一律答应。这就是张居正的“在官守制”。为了表明他的虔诚之心，特地辞去了俸禄。神宗过意不去，向内府及衙门下旨，给张居正更好的俸禄待遇。神宗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对张居正“在官守制”的支持。“夺情起复”的局面终于定下来了，张居正于七七之后仍入阁办事，大权在握。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安排激起了一些官僚的强烈反对，是神宗和张居正都没有料到的。
反对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他们都写了措辞很严厉的奏疏，弹劾张居正。十月十八日，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首先上疏，吴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张居正的另一个门生，隆庆五年进士赵用贤也上疏。第三天，艾穆、沈思孝又联名上疏。这些人上疏谴责“夺情”，出发点当然是传统伦理纲常，其中也夹杂着对张居正的不满情绪，使“夺情”又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奏疏呈进之后，司礼太监冯保将其给张居正看。张居正很生气，准备对四个人实行廷杖，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来制止这种风气的蔓延。其他官员知道这件事情后，向张居正求情，请求他宽恕上疏反对“夺情”的四个人，结果还是没有能挽救他们。十月二十二日，神宗降旨：
命锦衣卫逮吴、赵、艾、沈四人至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发边关充军，遇赦不宥。
在七七之后，张居正虽然不入阁办事，但是对于国事，从未放手，内阁的公文，一直送到孝帏批阅。到十一月初，七七已满，选定初六为好日子，又入阁办事。
确实，“夺情”事件可算得上万历五年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很大，震动了朝野，民间也议论得沸沸扬扬。然而伦理纲常的力量，始终还是敌不过强大的政权力量。在反对“夺情”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人打着伦理纲常的幌子，对张居正和万历新政有所不满，企图迫使张居正离职，以达到中断新政的目的。也有一些人处于道德方面的考虑，为了端正民俗民风，而冒着生命危险犯颜。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衡量新政与守制之间的轻重后，也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策划了“夺情”事件，并坚持到底，毫不退让。他的手段我们先不做评价，他的精神倒是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