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说宰相
宰相是百官之长，是丞相的通称，战国时称相邦、相国或丞相。封建国家的君主在建立政权之后，为了防止政权落入别人的手中，有时还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限制，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为难的状态。
秦朝统一中国后，在新的官僚机构中，皇帝之下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负责辅佐皇帝，总揽朝政，权力很大。到了隋唐时期，实行了新的宰相制度，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首脑为宰相，三省可以互相制约。由内史负责拟旨，门下负责审核，尚书负责执行。尤其在唐代，皇帝为了限制三省权限，还常常挑一些品级低的官员，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称，也让其担当宰相职务。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唐代还设有枢密使。宋代初期，官职和唐代基本上是一致的，宋太祖赵匡胤让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为宰相，设三个参知政事为副职。宋神宗五年又进行了改革，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且又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又根据历朝灭亡的教训，废除了相承已久的宰相制度，原来中书省的政事全部归六部管辖，使中央各权力部门互不统属，大权统归皇帝。为了解决拟旨、定制、批示等工作问题，让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以及翰林院中人员辅助。开始时没有定编，也没有定职，直到明永乐皇帝登基后，才将处理这些文书的人给予定员，也有了固定的称呼，这就是内阁的“阁臣”，也称为“内阁大学士”。明代的“阁臣”有首辅和次辅之分，首辅具有拟旨、批示的权力，并且兼任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位，虽然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权力仍旧很大。
与明朝那些庸相相比，张居正显出了他的英雄本色。张居正是明朝中期以后非常时期的第一任宰辅，“非常”一词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就国君而言，是一个不能独立掌握政权的10岁的幼主，必须得有人代为执行国君的使命，于是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张居正的身上。第二点就是当时的国势很不理想，政治混乱，财政衰竭，外面还有俺答的不断入侵，内忧外患，整个国家面临着覆亡的危险。
1.皇帝的老师
明代皇帝的教育，一种是经筵，一种是日讲。经筵一般是每月逢二（初二、十二、二十二）举行，当然寒暑假除外。举行经筵的时候相当隆重，勋臣、大学士、六部的尚书、翰林学士都要到齐，由翰林院和国子监的人讲解经史。白天在文华殿举行，不用平时的侍卫等官，只有讲读官及内阁的学士和皇上一起学习。在万历初年的时候，内阁首辅张居正以他的资望和地位赢得了神宗和他的母亲李太后的尊重，被尊称为“张先生”，从此，对神宗进行教育的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张居正的身上。张居正亲自为神宗编制了功课表，规定经筵从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是上学期，共计九讲。从八月十二日到十月初二是下学期，也是九讲。没有特殊原因，不得自动停课。虽然神宗贵为天子，但是张居正对于他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甚至要更加严格。神宗皇帝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和历史。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张居正精心挑选了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侍读就是古代陪同学生一起读书的人。经史的教材，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外，张居正还加了《贞观政要》《通鉴节要》等杂史，以便神宗能够学习先人治国的长处，尽早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张居正还教神宗学习太祖、成祖对于奏章的批阅，防止宦官独揽大权。与此同时，还严格要求神宗上朝，以避免产生君主与臣子之间的隔阂，形成君主被宦官包围并受控于宦官的局面。张居正与神宗的关系，在万历六年以前，还是相当融洽的，在神宗幼小的心灵中，除了两宫皇太后和与他朝夕相处的大太监冯保外，就是张居正先生了，张居正在他心目中是一个智慧的象征，他对张居正也是言听计从，尊崇有加。
2.管理政事
神宗虽然不完全参与政事，但是有一点，他坚定地站在张居正后面，做他坚定有力的后盾，虽然改革的过程之中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万历新政还是实行下来了。可以说，万历新政让明中后期有了欣喜的气象。但是在张居正实际操作过程之中，神宗只是例行公事地每天批示。关于重要的人事任免，总是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候选名单，让皇帝去选定。而皇帝则知道每次第一位的人是最称职的，实际上张居正还是最终权力的操纵者。张居正什么事情都不让神宗小皇帝插手实际上是不明智的，等小皇帝长大，必然会留下隐患。
3.勇于谏言
中国古代官场的关系非常复杂，“中庸”的态度一直被各级官僚所推崇，看上面脸色行事。但是，也有一些人，敢于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直言敢谏历来就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官员正直的一个标志。以唐代的“魏征”和明代的“海瑞”最为典型。但是，谏言在官场之中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提出的意见、方案并不一定能被君主和上司所赏识，即使被接受，也会有一个效果好坏问题，因此可能会被别人议论或者追究责任。如果自己的想法不是很成熟，就不会去冒那个风险。另外，还需要有胆识、度量去包容一切，所以中国历代都将直言敢谏奉为美德。
张居正就任内阁首辅之后，当时的情况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为了实现国富民强，他在财政方面主要实行开源和节流两个方法，当然，节流只不过是暂时缓和的一个手段而已，张居正把这个矛头指向了最难解决的皇家的奢侈消费。万历五年，神宗想要为两位太后重修慈庆、慈宁两宫，以表示孝心。张居正认为慈宁、慈庆两宫建于万历二年，至今还没有过三年，没有重修的必要，于是他委婉相劝：“而今天下，民穷财尽，国用屡空，就是有意节省还怕落不是呢！如若浪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事已如此，省一分则为百姓受一分赐。这样，天下黎民就会众口一词，祝圣母万寿无疆，也会称赞皇上之大好啊！”
神宗听了之后，感觉也是如此，这项不必要的基本建设就停止了，节省了几十万两银子。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勇于谏言，虽然符合古代官员忠良的风格，却以牺牲个人为前提，节约、节省一些，百姓就减少一部分的负担，相反的，就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张居正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谏臣好当，良臣难为。
（二）鞠躬尽瘁
张居正从他被任命为内阁首辅到他去世之时，大权都紧握在自己的手中，说明他很爱权。神宗也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作为一朝的宰相，贪权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看是“以权谋私”还是“以权治国”。前者我们都不能忍受，利用自己的职权为非作歹，把王朝推向没落，我们都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后者则不同了，要想自己的想法获得支持和成功，必须有强有力的权力作为基础，使本已经走向没落的王朝看到光明。清末著名的“百日维新”，是适应当时清末混乱社会的一种新思想，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没有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对他们进行支持，也是其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权力的重要性。关于张居正的“恋位”问题，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他没有回乡去守制，引发了一场“夺情”风波，皇帝不希望张居正离开，张居正也不想离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还需要发展和巩固，如果这个时候回家守制三年，政敌很容易把他从首辅的位置拉下来，以终止改革。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已经基本实现，神宗也已经18岁，他感觉到，在朝中任首辅，可能是他的荣耀，但时间太久也会成为他祸害的根源。所以，功成身退，才是最明智之举。同年二月，张居正上《归政乞休疏》，请求致仕，神宗下诏不准。之后，张居正又上《再归政乞休疏》，说得更为痛切，坚持致仕。他在奏疏中以身体多病为由，并委婉提出，这次致仕，只是暂时休息，如果以后国家有事，必当报效国家，在所不辞。张居正在第二次上疏之后，就不再去内阁办事了，但是神宗不准。自从神宗登基以来，所有繁重政务都是张居正全权处理，就在张居正回江陵去葬他的老父亲的时候，一些要务还遣去江陵要张居正进行处理。所以这时的小皇帝，离开张居正，还是步履维艰。于是神宗派人传谕，又传慈圣太后的口谕，召张居正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回内阁继续办事。
张居正最为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在任一天，就能进取改革一天。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万历三年裁汰冗员的基础上，又下令裁汰了冗员一百六十多人，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同年，又实行了在土地改革中有质的飞跃的“一条鞭法”，五月，张居正奏请民间卖马以解决民间养马的困苦。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奏请免除宿捕，减免了百姓的负担，使百姓生活大大改善。
万历九年，张居正病倒。张居正请求回家进行静养。神宗派御医前往张居正的住所进行诊治，并赐物进行慰问。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的病情也不见好转，再次请求致仕。神宗依旧不准。六月十九日，张居正的病势已经非常严重。神宗再派太监慰问，在昏迷之中，张居正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