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冠冕
（一）首尾贯一体大思精之结构
“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意思是写文章必须用心，就像镂刻龙纹那样精雕细刻，最终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
《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写作精义”。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的文章，但偏重于文学。就其本来意义说，这是一本写作指南，而不是文学概论。书的本意虽是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逻辑严谨，文辞优美，表现出极强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丰富的文学性，极具欣赏价值。
《文心雕龙》的结构。《文心雕龙》从内容上分为四个方面，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
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作文章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刘勰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化，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思想；二是就文学创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正因如此，研究者通常将这5篇称之为《文心雕龙》的总论。
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刘勰称之为“论文叙笔”。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刘勰搜罗所有的“文”和“笔”，逐一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也就是考察文体的源流演变而知本知末，解释文体的名称而明确其含义，选择各种文章的代表作品而予以定，敷陈各体文章的写作之理而总结共同的文章之道。所以，研究者通常将一部分称之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从作者感情的产生到一篇作品的完成，刘勰深入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全程描绘了文章产生的过程，并建立起一个“以情为本，文辞尽情”的“情本”论的创作论体系。这一体系既立足于穷搜“文场笔苑”的文体论，又具有深刻的实践品格。
《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心雕龙》的总纲——“文之枢纽。”《文心雕龙·序志篇》介绍本书的内容时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其中“本乎道”是指以道为本源，于是有《原道》篇；“师乎圣”是指以儒家的圣人为师，于是有《征圣》篇；“体乎经”是指以经书为主体，于是有《宗经》篇；“酌乎纬”是指对纬书要斟酌去取，于是有《正纬》篇；“变乎骚”是指《离骚》是儒家经典文风的变种，是经典的支流，于是有《辨骚》篇。刘勰认为文章的关键莫过于这5篇了，所以这5篇是全书的总纲。
1.《原道》《征圣》和《宗经》
在作为“文之枢纽”的5篇文章中，《原道》《征圣》和《宗经》又是最关键的3篇，它表现了刘勰关于文学的基本思想。他的观点是：
文章是道德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所以要“原道”；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来表现道，用以治理国家，进行教化，所以要“征圣”，即向圣人学习；圣人制作的经典不但是后世各种文章的渊源，而且也为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树立了标准，所以要“宗经”，即以经书为榜样。由此建立了以雅正为最高准则的文学要求。
《原道》首先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认为“文”源于自然天道，“与天地并生”，据此进一步说明“文”的表现形式——文采，也是自然天道的体现，这就充分肯定了辞采华丽的合理性。“文原于道”的观点，是《文心雕龙》的理论基石。
刘勰在《原道》篇中，将老庄的自然观与儒家思想相融合，认为儒家圣人的经书最能“原道心以敷章”，而且“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为《征圣》和《宗经》的出现，作了必要的过渡。《征圣》和《宗经》主张以圣人的经典作为文章楷模，以此确立写作原则与批评标准。《征圣》指出：“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强调要以“衔花佩实”的圣人文章为典范。《文宗》将“五经”视为所有文体的本源，是写作时师法的典范。刘勰总结了“五经”的写作特色，并据此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及标准：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义”是刘勰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标准，更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他主张宗经，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即楚辞、汉赋以来，文学作品多有不够雅正的毛病，应当“正末归本”，返回到经典的规范之内。要求作家体会经典文章的精神风貌，以儒家所推崇的“雅正”作为审美规范，但并不反对艺术形式方面的追求。
《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紧密联为一体，在这三篇中，刘勰阐明了对文学的起源和作用、文学的思想艺术标准及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的看法，构成刘勰文学思想的中心。
2.《正纬》《辨骚》
《正纬》《辨骚》也作为“文之枢纽”，但着眼点却不同。这两篇指出纬书、楚辞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异于经书雅正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斟酌吸收的。
“纬”是“纬书”，是汉朝人仿照儒家经书假托孔丘的话伪造出来的，其中保存不少古代神话传说，也记录了一些有关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相对于经书简称纬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孝经》均有纬书，称“七纬”。纬书内容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废，颇多怪诞之谈；但对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以及神话传说之类，均有所记录和保存。纬书兴起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南朝宋时开始禁止，及至隋朝禁之愈切。
《正纬》是说纬书的奇特想象和富艳辞采有益于文章写作，《辨骚》的意义更重要。首先辨明楚辞的代表作《离骚》有不合于经者四点，合于经者四点，实属迂腐之论，但又自我背离，对楚辞的文学意义给以高度赞扬：“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夫》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精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里对楚辞作品中“绮靡”“伤情”“瑰诡”“慧巧”“耀艳”等不符合雅正规范的特点，均表示赞赏。
刘勰认为《楚辞》实际上是战国乱世时的《风》《雅》，它继承了《诗经》中国风和大小雅的精神。“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既熔铸了经书的内容，又独创了奇伟的文辞。刘勰说“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认为《楚辞》对后世文人的启发是不限于一代的。所以把它看做是经书的支流，列入“文之枢纽”。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文章，是以《宗经》为中心的，其他四篇都和经书有关。这是因为“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条”，认为文章是从经典著作中派生出来的。
至于《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强调文学的美感，同时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观念。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也不是十分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而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揭示了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
（二）万事文章圣人经典为楷模
《文心雕龙》在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文章以后，从《明诗》篇起到第二十五篇《书记》止，分别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文章，这一部分占的篇幅最长，一般把它叫做文体论。关于文章的体裁，最初在曹丕《典论·论文》里，只分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四科八类。到了陆机的《文赋》扩大成十类，但陆机对这十种文体的特点还没有完全掌握，从而导致对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有所偏向。到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体分类就细了很多，而且讲出了各种文体的源流和区别。《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可能是在《文章流别论》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的。在二十篇的题目中，提到的文体就有三十三类。这部分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四个方面，论述了三十三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
《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论的文章，包括“文”“笔”，即韵文和散文两大类。其中大部分不是文学作品，而应属于著述和应用文的范畴，但刘勰认为不论什么内容什么文体，只要是写得有文采就是“文”。从《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到《书记》这二十篇的结构大部分是类似的。《序志》篇介绍这二十篇时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明诗》是文体论中最重要的一篇。它具体地说明了诗体源流和诗歌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运用从大量作品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来说明各个时期代表作家作品的成就和风格，以及解释各个时代的诗风。在文人诗中，他对建安时代的五言诗评价最高。他提出建安诗风的共同点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光明磊落，激昂慷慨。《诠赋》就是对赋体的解说。关于赋的来源和作用，《诠赋》篇一开头就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诗经》的“六义”是风、雅、颂、赋、比、兴。刘勰认为赋体来自《诗经》中的“赋”的写作手法，表明“诗”和“赋”是同源的。在评论赋体的代表作家作品时，刘勰举了汉朝枚乘的《兔园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贾谊的《鵩鸟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并指出了这些赋的风格特点。
至于文体风格论，《明诗》篇在评论作家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后，也谈论了诗体风格，这部分占的篇幅很少，只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刘勰提倡“宗经”，把《诗经》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把《诗经》中四言诗式的诗歌看做“正体”，而把五言诗看做流行的曲调。《诠赋》篇提到对于赋的风格要求时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大体”指的是对某一体文章的规格要求，或者对某体的风格要求。“义必明雅”是说内容必须鲜明雅正。即：作赋时，首先要明确这篇赋的思想感情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而且在赋里表现的内容应当是鲜明正确的。
《论说》篇提出对论文的风格要求时指出，论文的内容不能片面，要通过周全的考虑。辩论的文辞，要能够掌握重点，如果重点不突出，读者就无法领略作者的意图。作者的主张要符合事理，而不是出于幻想。所运用的词句要密切结合作者的思想。
刘勰对各种体裁的创作经验，作了初步的总结。除上述关于赋和论说的意见外，论骚时讲到写实与幻想相结合，论诗时讲到四言要“雅润”、五言要“清丽”，论乐府时讲到以辞为主，论颂赞时反对“弄文而失质”等。但因其处处以儒家经典为唯一的准则，其论点中因而夹杂有一些封建性糟粕。
（三）文质相得情正辞畅合传统
《文心雕龙》的下部，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和《物色》。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具体的艺术技巧(如声律、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的应用年）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1.构思论——“神与物游”
关于文章创作的构思阶段，《序志》篇解释《文心雕龙》一书的书名时说“文心”就是“言为文之用心也”，《神思》篇所论的就是“为文之用心”的主要内容。
构思问题，陆机在《文赋》中也谈到过，但他只简单地论述了构思的情况和作用，却说不清它的方法和道理。而且自己也觉得“吾未识乎开塞之所由”，弄不清作者的思路何以在创作中时而通畅，时而闭塞。这些问题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里得到了具体的解决。
《文心雕龙》下部的第一篇《神思》中主要论述的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构思。“神思”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中聚精会神地构思，另一方面也指“神思”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想象。同时“神思”一词也清楚地表达了艺术想象的含义。心在此而意在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