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篇开始从文思酝酿的想象出发，活用庄子中的典故，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屹立巍阙之下”明确指出了“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是说形象构思可以想到很远，千载以上和万里以外的事物，都可以通过想象而宛然在目。而且还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是说当作家吟咏或注视着他所想象的这些丰富而生动的情景时，就像听到了珠玉般悦耳的声音，看到风云变幻的景色，这就是构思所起的作用。而且构思还是有规律所循的，可以被作家所掌握的。因此刘勰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当想象力驰骋时，文思像泉涌一般，“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者如果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景物中去，便意趣盎然了。但是人的思路，并不总是那样畅通的，当思路闭塞时，意象就枯竭了。此时，需要让心保持“虚静”，还要积累知识以丰富自己的才能，并顺着自己的情思去寻求适当的辞令。接着，《神思》篇进一步谈作家的精神和外界事物的关系，指出：人的思维易通过眼耳受到外界的影响，作家的创作也是这样，然后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谓“志气”，是指人的意志和气质。“志气”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关键”。要使构思进行没有阻碍，就必须注意“志气”的修养。
刘勰认为，精神和外界事物是文学创作中两个重要的因素。作品要深刻地描写事物，必须使这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有来自外界事物的刺激；一方面要有出自作者内心的思想情感。“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只有这两种因素相交融，才会有意象的产生，艺术的构思才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外界事物，或者离开外界事物，思想情感活动就会成为空洞的、没有根基的悬想；离开了思想情感，外物就成为“死物”，从而不能进入艺术的领域。所以，艺术构思的形成，必须先有外界事物的影响，这种来自于外界事物的思想感情的酝酿过程，便是构思中思路运行的过程。此时“神”与“物”紧密结合，从而产生出驰骋风云、气象万千的意境。
在阐述了“神与物游”的道理后，刘勰又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一是精神上的修养，一是写作能力上的锻炼。这就是他所说的“秉心养术”。“秉”是操持的意思，所谓“秉心”就是节制人的心神活动。关于“秉心”刘勰主张“无物苦虑”“不必劳情”。如果思考过度，就会损气伤神，不能保持旺盛的想象力。《养气》篇中的“气”，指的就是神气。“养气”就是修养心神。“心虑言辞，神之用也”，通过修养心神，能促使文思通畅。在进行创作时，必须保持从容的精神状态，因为“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意思是顺着人的心意而任其自然，就会感到感情顺畅思路融洽；如果钻研磨砺过分，就会感到精神疲惫，气力衰竭。
关于“养术”，刘勰提出“学”“理”“阅”“致”四个方面。“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志以绎辞”。一是要把知识当做宝物一样，在平时要不断地积累起来；二是要明辨事理，以充实自己的创作才能；三是要参照自己以往的经验阅历以求认清事物的真相；四是要培养自己的情致，以达到能准确运用文辞的目的。他不仅要求知识的丰富，而且要能辨别、认清事物的真相，只有这样，经过作者想象构思而成的意境才能不致违背事理常情。而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往往“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构思很巧妙，但用具体的文辞表达出来时，就大为减色了。因此作者必须培养自己能够准确运用文辞来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力。最后，刘勰用“博而能一”四个字，对“秉心”“养术”两个方面加以总结。“博”即“博练”“博见”，是指上述四个方面的全部修养。“一”即“贯一”，避免混乱。“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在这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又能贯通一致，创作构思，便可以顺利进行了。
2.风骨论——“风清骨峻”
“风骨”在六朝时代，本是用来品评人物的，它最初是指一种清高而豪迈的风神气度。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用“风骨”来评画。梁袁昂用“风骨”来评书法。刘勰最先把“风骨”一词用到文学评论上来，并把它当做一个文学理论上的专门术语而赋予其特定含义。
《文心雕龙·风骨》曰：“《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一词本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概念，但为了论述的方便，刘勰往往分别加以阐述。“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这说明“风”能起感化作用，而且是志、气的一种标志。也就是要求作品有情志，有感动人的力量，写得鲜明有生气，写得骏快爽朗。“骨”是“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骨”也就是要求有情志的作品写得文辞精练，辞义相称，有条理，挺拔有力。所谓“风骨”，也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这是刘勰对文学风格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或更高标准。
《诗经》总共有“六义”，“风”居首位，它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气质的外在表现。所以作者表达情志，必定首先注意作品的风貌；推敲作品文辞，没有比注意骨力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骨力塑造文辞，犹如骨骼支撑人体一样；情志所包含的感染力就如同形体蕴有生气。遣词造句挺拔，文骨就形成了；表情达意爽朗，文风就彰显了。如果一篇作品辞藻丰富，却缺乏风骨，那么文采也不会鲜明，声调也不会响亮。所以运思谋篇，一定要使意气饱满，刚健之气充盈，才能鲜明生动。
文章如果“风”“骨”兼具，就可达到“风清骨峻”的理想境界了。所谓“风清”，是指教育作用的显著。“骨峻”是指文辞骨力的高超。这种“风清骨峻”的境界，就是刘勰对文章风格的最高要求。做到了“风清骨峻”，就如高飞之大鸟舞动双翼。因此篇要求文学作品应有充沛的生气；用词造句必然精要；表达情致必然显豁。锻炼文字坚实而不轻浮，运用声韵凝重而不板滞，从而达到刚健明朗的美学效果。这得力于对文章风骨的驾驭。如果内容单薄而辞藻堆砌，就会繁复冗杂而失去条理，那是无骨的征象了；思想感情不饱满畅通，表意牵强缺少生气，那是无风的证明了。“风骨”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有过重大影响。以后“风骨”成为文学批评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
至于怎样才能使文章“风”“骨”兼具呢？刘勰提出“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意思是说要陶铸熔化儒家的经书，作为写作的典范，并要广泛吸取百家史传的写作手法；要深刻理解情感的变化规律，并详细了解各种文体的规格要求，然后才能孕育出新的内容，雕画出辞句来。可见，刘勰的方法是向经传子史去学习，从古代经典中去汲取营养。
3.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情以物迁”
六朝时期，大多数文人都喜欢游山玩水，山水诗很盛行，骈文中也用大量的篇幅对风景作了描绘。这使刘勰看到了自然景物与写作的关系，所以写成了《物色》篇。“物色”是指景物的声色，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包括在内。《物色》篇是专门讲情和景的关系的。
作品首先指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意思是说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不断更迭。阴天会使人觉得沉闷，晴天使人觉得舒畅，万物景色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心情的波动。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而各种景物又有不同的形状，人的感情会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文辞正是由于情感的激动而产生的。一片叶子落下会引起人的感触；几声虫鸣足以勾起人的心事。何况是有着清风与明月的夜晚，芳林中春光明媚的朝阳呢！这样所发出的情感自然会产生文学作品了。
接着《物色》篇又写道：“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虽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意思是当诗人受到外物的刺激时，就会引起无穷的类似的联想。当他在各种景物之间流连徘徊的时候，他是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委曲婉转地写出它们的神态相貌的。当他在所见所闻的声色之中沉吟的时候，他所运用的辞藻和音调是与他的心情一致的。这是说，在恰当描绘出外在景物形象的同时，也要表达出作者对景物的感受。这揭示了文学创作中景物、文辞、情感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先为作者受物象感召，善于联想类似事物；而后进行体验，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再为写气图貌，随物婉转，抓住突出特征，以少尽多，不能只图形似来区显毫芥，由此而化入物色尽而情有余的审美意象。
4.文质论——“为情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