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氏之儒
1.学派简述
学术界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孟子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孟氏之儒”又当与“子思之儒”为一系。
2.孟子及其主要思想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现有《孟子》一书传世，成为儒家经典。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迁至邹城。据记载，孟子三岁时父亲逝世，只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曾三次搬家，后人称之为“孟母三迁”。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母看到孟子和邻居玩伴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觉得对孩子不利，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旁边居住，孟子又和邻居玩伴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招待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孟母又带着他搬到了学宫附近，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之说。孟子在母亲严格、有效地管教之下，勤奋读书，并立志成材，终于有了后来伟大的成就。
孟子长大后，被孔子的儒家思想所吸引，于是决定离开邹城到孔子所在的陬邑学习，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子思的学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终于名扬天下。邹国和鲁国国君也时常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可惜邹、鲁这样的小国，很难实现孟子“仁政”的抱负。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于是孟子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七篇。孟子长于辩论，气势恢宏，时值“百家争鸣”的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考科目之一，之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1）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从这种“不忍人之心”与先天的“不学而能”论证了人善的“本心”，从而确立了性善论。
由本心论本性，由不忍人之心得出“四端”说，即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即将善这种本性看做生而有之的，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
“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不过，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人与人的各种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这对于古代君主修德政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2）民贵君轻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他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养民第一，制民之产。“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强调养民畜民的重要性，且在教化之先。“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在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当中，看到了民心的向背对于国家政权的安稳的决定性意义，所以他特别强调“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变置”，关注的不是君王的威严，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统治者的权益，而是民众的命运。这在政治上突出了统治者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在道义上肯定了民众反抗、推翻暴君的正义性，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民贵君轻”的思想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为仁政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起了制约作用。
（3）仁政学说
《孟子》一书总共不过三万五千字，但光“仁”字就出现了150次，可见孟子对“仁”的重视程度。针对春秋战国时代连年战争、生民涂炭的现实，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还从中阐发出了“仁政”理论，使之成为代表的一整套社会政治主张，对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政治思想的标志。
按照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纵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性善论发展而来，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体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仁政的核心是政治方面的重民，如前文所提，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伟大思想。经济方面，孟子认为仁政的基础是“养民”，方式是制民之产，孟子强调保护小农经济，以此来维持和改善老百姓的生计，从而奠定政权稳定的基础。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刑法方面，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进步性，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暴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孟子仁政的政治思想，关注了人民生存的权利。孟子的仁政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二）孙氏之儒
1.学派简述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2.荀子及其主要思想
荀子（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一生在各国游历，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
据说，荀子20岁时，就已在燕国从事政治，后适齐。公元前285年，齐闵王灭掉了宋国，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进行诤谏，但未被采纳，于是他就离齐赴楚。次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国几至灭亡。后齐将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乐毅为将之机，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齐襄王复国后，吸取先王的教训，又招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皇迁都于陈。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荀子凭借他的学识和才德，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为稷下学宫当之无愧的领袖。
公元前264年，齐襄王死，荀子在齐更不得志，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荀子遂离齐赴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进行了考察。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秦昭王虽然口头称善，但他事实上正忙于兼并战争，所以没有真正采纳他的建议，于是荀子又离开秦地。
公元前259至257年间，荀子曾在赵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折服了临武君的“诈兵”，使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荀子·议兵》）。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离开父母之邦而又回到齐国。
齐国这时的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荀子直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这次得到了较高的礼遇，被任为“上卿”或“上客”。楚人听到后，就劝谏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致信辞谢，对楚政多所批评。春申君深为后悔，又一再坚请。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国伏死士杀春申君。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其寿可能高达百岁。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荀子亲著。其他10篇，有的为荀子弟子所论，有的为荀子所纂辑的资料，它们都是我们研究荀子的思想和事迹的主要材料。
（1）性恶论
《荀子·性恶》中，荀子认为人性有两部分：性和伪。性是人先天的动物本能，是恶；伪是人后天的礼乐教化，是善。性（动物本能）的实质是各种欲望，如果顺从性，人就会为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导致道德沦丧、天下大乱。圣人知道性是恶的，所以创制礼义道德，“化性起伪”，用伪取代性，使人变善。
那么为什么要伪？善有什么用？《荀子·王制》中又说：论力气，人不如牛；论速度，人不如马，然而人却驯化了牛马为己所用，这是为什么？因为人能组成社会，团结一致，而牛马等兽类不能。人为什么能组成社会？因为人有道德（义），有了道德，就能组成牢固的社会，使人的力量大增，人类繁荣发展，幸福生活。道德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内部秩序，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伪的作用。伪（礼义道德）能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保证人类的生存。
（2）隆礼重法
荀子的“性恶”论为其“隆礼重法”主张提供了哲学论证。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重视“礼”学的，这似乎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其实，荀子对孔子的“礼”学进行了历史的改造，他重新解释了“礼”的产生与社会功能。他提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变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欲，以养人之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很明显，荀子把“礼”解释为调解财产关系，调解社会关系的伦理范畴和标准。这是一种新生活的思想，是在酝酿一种新兴制度的诞生。荀子的“礼”已经包含了“法”的思想，所以他的“法”实际上也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起不成文的“法”的作用，这就是有了调和礼法的倾向。他也曾明确说：“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者也。”（《劝学》）因此他提出的治国指导思想或治国的思想纲领便是：“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君道》）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立重法爱民而霸。”（《大略》）
当人们把儒学与秦代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所想到的就是“焚书坑儒”。秦代往往被看成儒学发展的灾难性时刻。所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记·儒林列传》）实际上，秦人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也是采取了吸收的态度，秦始皇本人对秦人低下的文化程度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也试图加以改变。他在坑儒之后说“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确是有所作为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在秦代也有着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博士官的设置和儒家经典的整理和传播等方面。秦代是汉代儒学转换的奠基、酝酿时期，是中国学术传流中极其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