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文经学
1.学派简述
承秦制的汉王朝，以“除秦苛法”为号召收拢民心，从而为自己取得一个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与这种政治需要相适应，在思想方面，汉初统治集团便推崇黄老，以“无为”之道来折中法家的严酷。这时，儒学并未受统治者的真正重视。不过，儒学的处境，总比秦时有所改善，作为一种学术得到了官方的庇护，少数传授儒学经籍的人还当上了朝廷的经学博士。几乎湮没的儒学，又逐渐复苏。后来在孔子故居又发现隐藏的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整理，称古文经学。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儒者的口述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此派中最初传经的以齐地人居多，他们的传经之学便又叫“齐学”。这种“齐学”，受战国时齐人邹衍一派阴阳五行家的影响很深，所以他们传授的儒学中感染了阴阳五行的色彩，从而形成了一种神学化的儒学。其中，董仲舒作为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西汉儒学不容回避的标志性人物。
2.董仲舒及其主要思想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今文经学代表人物。汉武帝元光元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 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
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补法家严苛峻急之弊，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绩，但也逐步酿成权力分散，诸侯专恣，威胁中央皇权的严重危机。贾谊、晁错诸人向皇帝出谋献策，力主“强干弱枝”，加强君主集权，削弱群藩——矛盾的发展，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这一切都表明“无为而治”的政策已经需要改变。武帝时，汉王朝凭借经济上的雄厚条件，决定改行“有为而治”的政策，重新加强君主集权。继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鼓吹极端君主专制的高潮。儒学适应这种变化，取代了黄老的地位，而被“独尊”；而倡导“独尊儒术”的第一人就是董仲舒，正所谓“天人三策称圣意，董生一举天下知”。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糅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引阴阳五行学说解释《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思想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符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方面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谏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己诏”。后世皇帝每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方面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此依托君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合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在治国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
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时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以尊儒为目的的，它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他对汉武帝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此外，在教育思想上，董仲舒提倡建立太学，改革人才选拔制度。为儒生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参与权力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儒生逐渐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决定性力量，有力地维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
儒学在董仲舒之后赢得了“独尊”的地位，但钱穆先生认为这种“独尊”无论在政治主张上，还是在理论形态上，都大大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从董仲舒起，以后的儒学政治学说，已经再也不是孔子和孟子学说的原本状态了，而是釆择和拼凑儒法两家政治观点的混合物。这是历史上儒法思想的第二次大交流。正是由于法家的政治主张已为儒学所融汇，所以从董仲舒以后，法家就再也没有作为一个与儒家相对立的独立的学派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董仲舒对这套政治主张的理论表述，是采取宗教化的神学形态，谶纬迷信之风到西汉末年便盛行起来。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名义上是为了“讲议《五经》异同”，事实上则是借皇帝的威势，用图谶纬书来妄断经义。官方儒学至此完全丧失了理论上和学术上的价值，堕落成专言灾异祥瑞的宗教巫术。
（二）古文经学
东汉末古文经学盛行，陆续出现过马融、郑玄等名家。他们力图调和古今文之争，建立统一的经学，在经学训诂上颇有成就，在理论上却无所建树，更谈不上结束神学化儒学的统治了。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起义的农民以道教的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并以此与官方的神学化儒学相抗衡，起义虽归失败，但东汉王朝却在起义的烈火中被埋葬，儒学的尊严也扫地以尽。拥兵割据的军阀们，转向探求如何富强的法术。同时，被披上道教外衣的老、庄思想，也重新活跃起来，从而一步步演化出魏晋间玄学风靡一时的新局面。何晏、王弼等以老子哲学解《易》，援道入儒；嵇康，阮籍则公然师法老、庄，反对礼义。在“名教”与“自然”这种似乎纯哲理的争论后面，隐藏着地主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间利益上的冲突。从传统思想的消长盛衰上看，老、庄思想昌盛了，儒学沉寂下去了，儒、道交流结合而成的玄学，已经没有多少儒学的真实内容。这是汉代儒学独尊局面的否定。不过，它也透露出一种趋势：儒道的合流是不可避免的，用老庄的思辨哲学来补充、解释、阐发儒学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恰是统治思想解脱危机的一条出路。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空前兴盛，与儒、道鼎足而立。儒学又添了一个强大的外来竞争对手。儒、佛、道之间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较量，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取。一度形成“三教合一”的局面。但那只是反映出统治者的一种愿望，并没有真正做到理论上的融合。唐初，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没有突破汉末古文经学训诂的窠臼。不过，在唐代这个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儒、佛、道之间具备了一个充分交流思想的好条件。盛唐时，儒生讲习佛、老哲理，已成风尚。僧人而通儒学的，也多起来。这种儒、佛、道融合的新场面，恰恰在韩愈为主要代表的保卫“道统”、排斥佛教的运动中，奇异地拉开了序幕。柳宗元直接主张儒、佛、道的合一，韩愈却以“纯正不二”的儒学道统继承者的面目奠定了自己在儒学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