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中，袁绍投入了十万大军，曹操却只有两万多人马，然而曹操战胜了袁绍，赢得了统一北方战争中决定性的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官渡之战是三国时期儒法两家的一次政治大决战，这次战争使代表进步势力的曹魏集团彻底战胜了袁绍集团，成为统一中国最强的政治力量。
曹操之所以能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他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袁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
那么，在东汉末期，官渡战役之前袁曹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又是怎样的呢？
从军队数量上看，袁绍有十多万人，占据着现今河北、山西的大部分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代表着士族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袁绍本人自幼就尊崇孔孟之道，信奉儒家学说，因此不懂军事。曹操则与袁绍相反，他在东汉末期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的形势下，主张“法治”，主张改革，主张统一。他自幼就不讲究儒家的繁礼虚仪，而博览群书，爱好兵法，对军事很有研究，曾对孙子兵法做过注释，流传至今。
曹操与袁绍在对待军事科学上，表现了儒法两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一个是“用兵如神”，另一个则是“能聚人而不能用”。
然而由于曹操在政治上代表着中小地主的利益，因此不被当时有权有势的豪门地主集团所看重。曹操所占领的中原地区在连年军阀混战中社会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经济实力也远不如袁绍。当时曹操仅有两三万军队，与袁绍相比实力相差悬殊。
袁绍和曹操在军队管理上也完全奉行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袁绍兵多却法令不严，内部混乱；而曹操却与之相反，士兵虽少，却很精干。因此袁绍军的战斗力不如曹军。这两支军队战斗力上的不同，反映了“以礼治军”和“以法治军”两条治军路线的区别。
曹操曾乘袁绍与公孙瓒作战无暇顾及南方战事的时机，打败了当时黄河以南对他威胁较大的吕布，避免了以后与袁绍作战时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为官渡之战彻底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这说明曹操很懂得选择战机和创造有利的作战条件。
我国古代军事家都很注重正确选择战机的问题。《孙子兵法》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曹操的这个做法，正是在对敌军各部力量强弱以及战斗态势的分析上正确选择了战机，然而袁绍却不是这样。建安五年（200年）一月，曹操在河南境内向刘备发起攻击，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趁此时机攻击曹操，可是袁绍仅仅因为小儿患病而放弃了袭击曹操的战机。
难道袁绍这样做是偶然的，纯属个人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正是东汉时期孔孟之道统治人们思想的结果。东汉时期，孔孟之道与腐朽荒诞的“谶纬”迷信结合到一起，成为窒息人们思想的宗教信条。他们把一些与社会现象毫无关系的自然现象解释为指导社会活动的“天意”，从而决定人们行为的取舍。
200年，袁绍从他的大本营邺城率十万大军南下，准备与曹操进行决战，拉开了官渡之战的序幕。当时摆在曹操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敢不敢以两万人马去迎击袁绍的十万大军。
曹操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战斗，夺取胜利。他断然率众从根据地许昌北上，占据了官渡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构筑工事，做好还击袁军的准备。
袁绍十万大军进驻到黄河北岸的黎阳，又派大将颜良率万余人包围黄河南岸的军事重镇白马。当时白马城中有曹操的一部分守军和数万群众，这些群众是曹操战时所需人力的重要来源，因此曹操必须解白马之围。可是当时袁绍大军在后，前军锐气正盛，曹操如果贸然进攻白马城外的袁军，以弱击强，无异于以卵击石。要想打败人数众多的袁军，就必须把袁军兵力分散，然后各个击破。
正如谋士荀攸当时对曹操所说的“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曹操采纳了这个正确建议，出兵到黄河南岸离白马不远的另一个重镇延津，虚张声势，做出要北渡黄河的样子。袁绍慌了手脚，连忙分兵来守。曹操等待的正是袁绍这个“分兵”，趁袁军分散之际，挥军东去，轻骑袭击白马。大将颜良没想到曹军会突然东来袭击白马，措手不及，仓促应战，被曹军杀掉，围攻白马的袁军大败。
白马、延津两仗挫败了袁军的锐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力量及态势的对比。曹操之所以能赢得白马、延津两场战斗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客观地了解双方力量的对比状况，执行“后发制人”的原则，用“分其势”的方法制造对方全局优势情况下的局部劣势，然后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向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发动攻击，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在这两场战斗中，曹操深知自己军队虽少但军法严明，军士听命，敢在文丑大军追击下命令军士们解鞍放马而保持队伍不乱，曹操同时又深知袁绍兵虽多但军法不严，必然会因抢物资而乱了阵型，充分发挥“法治”之军的优点，去攻击“礼治”之军的弱点。
然而袁绍却不是这样，他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根本不懂力量对比可以转化这个辩证的道理，自恃拥有十万大军，盲目冒进。早在袁军南下黄河时，谋士沮授就向袁绍指出，袁军虽然人多但战斗力不如曹军，而曹军的粮食财物却不如袁军丰厚，因此主张与曹军长期对峙，避免直接交战。这样就使曹军战斗力强的优点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而使曹军军粮物品缺乏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尖锐，从而达到削弱曹军战斗力的目的。
这个建议无疑是正确的，是通过客观地分析双方各种战争因素及其转化中得来，却遭到袁绍的拒绝。袁绍命令大军渡过黄河屯集在离官渡不远的阳武，命令大将张郃率领前军在官渡前线向曹军猛攻。因为曹军在官渡早已构筑好工事，士卒又勇猛抵抗，所以袁军进攻数月没有一点进展。这时谋士许攸和大将张郃又向袁绍建议从阳武出精兵偷袭曹操的后方许昌，造成南北夹击的形势，切断曹操供给的通道。然而这个建议又被袁绍拒绝了，他只是一味强调正面攻城。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曹操在注释这段话时说：“攻之为下。”可是袁绍在完全可以机动迂回的情况下固执地采取“不得已”的攻城之法，可见其军事思想的形而上了。《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曹操在注释这话时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就是提倡主动性、灵活性。
乌巢是袁军最大的囤粮基地，屯放了十多万石军粮，可以说是袁军的生命线，然而袁绍并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沮授和张郃早就向他建议派重兵守卫，防止曹军偷袭，可是袁绍始终不以为然。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历来法家把“耕战”相提并论，提倡“足食足兵”。而儒家则相反，他们宣扬“去食去兵”，不理会战备物资的重要性。
远在袁绍还没有举兵南下的时候，谋士沮授、田丰就向他建议做好战争的物质准备工作，但是袁绍没有接受。相反，曹操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曹操在部署与袁绍作战的非常时期，还派人到关中招收流民屯田，既稳定了后方又保证了长期战争的军粮需要。
在官渡前线，曹操还特意命令部下制造各种军械，发明了能抛巨石的“霹雳车”，用以增强部队战斗力。正是这种军事思想，使曹操立即采纳了刚刚投降过来的许攸提出的正确建议，偷袭乌巢，把袁军囤积的数万石军粮全部烧光。
乌巢烧粮的消息传到官渡前线，袁军军心大乱，张郃也率众投降了曹军，袁军战线立刻崩溃。这时，曹袁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曹操经过几次战斗，尤其是最后这次乌巢烧粮和张郃投降，由弱变强，由劣势变为优势；而袁绍则由强变弱，由优势变为劣势。
后来曹操又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袁绍在北方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