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观之，确实张学良和“朱五”是没有任何绯闻关系的。倒是“朱六”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因此而认识。朱六洛筠晚年风趣地说，朱张两家是有通家之好的。那年张学良去勘查葫芦岛后到海滨时，张的高级随员：胡若愚、张学铭、朱光沐、黄显声以及英籍顾问伊雅格等，就住在北戴河西院里。她那次才和张学铭相识。如果说朱家和张家有关系的话，应该说就是由她和张学铭的相识开始的。但直到一九三四年她才与张学铭在德国结婚，这时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已早修成正果了。她和她的童年同学、闺中密友的赵四小姐，更进一步变成妯娌的关系。
有论者还说由于马君武的那首《哀沈阳》诗，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朱五才嫁给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这难免让人留有想象空间，而且也绝非事实。在《朱启钤自撰年谱》中说：“民国十九年庚午。是年遣嫁五女湄筠于山阴朱氏。”笔者更从一九三〇年《北洋画报》四百四十期，找到如下的报导：“朱启钤之第五女公子前许配于张学良之机要秘书朱光沐君，现闻婚期已定于四月念二日（国历）婚礼将在沈阳举行，张氏为之证婚，似已确定。”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朱五已嫁为人妇一年有余了。而据《朱启钤自撰年谱》中说：“九月十八夜日军陷沈阳，次子渤（案：朱海北）时方肄业讲武堂，间道驰赴山城镇，其妇孺依、五女湄筠家处危城中，遇人营救，乃得脱难。”因此“九一八”之夜，朱五是在沈阳度过惊险之夜的。
所以马君武的两首《哀沈阳》，虽传颂一时。但所述除“赵四风流”，四字正确外，其余均非事实。作为“咏史”诗观之，是不能不明辨的。另据台湾文史作家高阳晚年回忆，他曾见过年已八十岁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诉他一件妙事，说一次席间应酬，见到了马君武，于是端着酒杯过去敬酒：
“您是马博士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
当时马博士的窘态，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结果是不俟终席而遁去。亦可见马君武对此事的心虚。
朱五与张学良原本可以“加载史册”
的关系也就仅限于此了，然而三十年后，又一桩政治事件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据中央文献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周恩来写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材料，说：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朱五”再度登上历史舞台，却是充当了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信使。原来周恩来一向有心与被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接洽，但费尽人力物力亦无法打开渠道，他最后找来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商量对策。
于是周恩来的十六字寄语连同张学铭、张学思（四弟）的两封家书先由张学铭夫妇带至香港，交给在那里定居的朱湄筠，一九六一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信交给了十妹朱浣筠。五月的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到一本《圣经》里，最终在张学良、赵一荻经常礼拜的凯歌堂，巧妙地将夹在《圣经》里的信件送至张学良手中。
朱五与朱光沐育有女儿名朱萱，据作家符立中的《上海神话》书中说，朱萱从影后改名秦羽，又名秦亦孚，香港大学毕业，是当时学历最高的电影明星。她在念书时即和葛兰、钟情、李湄、周曼华一同演出《碧血黄花》，后囚话剧《清宫怨》爆红，BBC请她飞到伦敦主演《秋月茶室》（银幕版由马龙·白兰度、葛伦·福特、京町子主演）。
秦羽的英文造诣广获好评，是当年的风云人物。秦羽系大家闺秀，囿于教养，《情场如战场》是其最后演出。她后来变成当红剧作家，担任电懋影片公司编剧主任，电懋重视剧本凌越一切，早在国际时期即成立一个剧本编审委员会，成员有宋淇、张爱玲、姚克、秦羽、易文、陶秦等，顾问孙晋三，都是文化界饱学知名之士，专责剧本编审。秦羽任编剧主任时给予张爱玲不少协助。秦羽曾以《星星月亮太阳》和《苏小妹》两度获得台湾的金马奖，并替香港美新处翻译亨利·詹姆斯的《碧庐冤孽》
(TheTurnoftheScrew)。
朱五因女儿的关系也任职于电懋，据香港掌故作家高伯雨（林熙）说：“我是一九六三年在香港电懋影片公司由易文（电懋的导演，杨千里之子，已逝世）介绍的，五小姐时任职电懋，管理服装，我是《西太后与珍妃》一片的顾问，时时要入片场，关于服饰方面，就要和五小姐接谈了。
电懋后来改名国泰，到陆运涛在台湾空难死后，国泰停业，此后即不闻朱五消息。”
一九八六年春，朱湄筠八十大寿，朱家后裔亲属从世界各地赶到香港庆贺，以乃弟朱海北为首，肆筵设席，举酒称觞，诚久别以来罕有之盛会。曾经是“北洋名媛”，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晚年的朱湄筠随子女移居加拿大，一九九一年当张学良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六十年后，三人在异国他乡见面，无不白发苍然，回首往事，并不如烟。
移根的代价与收获——陶晶孙的世界
李兆忠
提起陶晶孙这个名字，如今的文学青年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创造社的元老，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先驱，由于政治的原因，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顶着“落水文人”、“汉奸”的恶名，惨遭埋没。不过公平地说，陶晶孙在中国文坛的寂寞，并不单单是由政治造成的，就像沈从文、张爱玲曾经遭遇的那样。
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这样评介陶晶孙——陶晶孙在日本住得最久。小学就是在日本读的。他用日文写作恐怕比用中国文字还要方便些。他的第一部创作《木犀》，就是用日文写的。当时，留日学生中，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一个同人杂志，名叫“格林”(Green)，《木犀》便在那上面发表。郭沫若觉得写得很好，才翻译过来，登在《创造季刊》。
在创造社初期几个同人中，他的艺术才能最丰，而这才能又是多方面的。他能写作，他又精通音乐；他对于美术有理解，他又能自己设计建筑；他是学医的，他又能观测天文。回国以后，他参加过戏剧运动，无论编剧，导演，照明，效果他都可以干得；而他又是最初倡导木人戏的一个。他是这样多才多能的人，可惜留下的成绩并不多。创造社的初期，他正在大学读书；后期的活动，他曾经参加，可是不久他又回到医学的研究室去了。他的创作，大约都收在《音乐会小曲》的一部小说集里面。在文学的理论，他并没有主张什么主义；但就他的作风看来，当然属于浪漫派。不过，他没有沫若仿吾那样的热情，也没有达夫那样的忧郁。在初期，他有点艺术至上的倾向。他保持着超然自得的态度。生活的苦闷，至少，在他的学生时代是不会有的。所以，他初期的创作找不出个人的呻吟和对于社会的反抗。他自小离开了中国，他言语表现颇富于异国的风趣。他的作品，因此颇带上一种独特的香气。
作为创造社的同人，郑伯奇在肯定陶晶孙艺术才能的同时，对他的艺术创作又有相当的保留，由此可见陶晶孙在创作社里较为特殊的位置。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郑伯奇没有看到陶晶孙在中国“现代派”
文学史上先驱的地位，这也是自然的。
陶晶孙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李金发，两位都是没有国学根底的人，两位母语表达能力都有限，结果两位都成了中国“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不同的在于，李金发以蹩脚的母语直译法国象征派诗歌，歪打正着，暴得大名，陶晶孙以和式汉语追摹日本的“新感觉派”，艺术上别开生面，却无人理会。这种艺术上的“世态炎凉”，细细想来，与一种“历史的世故”，也就是“进步”观念之下崇洋媚欧的文化心理，有很大的关系。近代以降，西潮东渐，欧风美雨濡染人心，“全盘西化”成为压倒性的文化思想趋势，中国的“现代派”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李金发来自“现代派”本家的法国，陶晶孙却是来自“二道贩子”的“小日本”。“大中华”观念根深蒂固的国人追捧前者，轻视后者，是正常的。
然而这仅是事情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陶晶孙曾这样解释自己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陶晶孙有个主张，中国文学如要普遍大众，须要减少字数，不用老句子，用浅近门话，因此他有意不读老文章，可是他不知道中国社会不合罗曼主义，自己的作品为不合中国大众胃口的罗曼主义作品，他往往见他的作品不受赞词。”（《牛骨集·记创造社》，1944）在《晶孙自序》里，他这样写道：“我的这期的东西就是这个，没有文字之新造而有文句文章的新造，排斥旧句之一切引用，反有外国字句和思想的引用，结果有不能懂的文章，不能懂的思想，仅能理解于很高级之知识保有者及感觉所有者。”“我国罗曼主义的创造，其实没有多少作品留着，因为我国社会情形不便把这个柔弱美丽的花盛开之故。弃美丽之花于垃圾，觉得有些可怜，把柔弱之花放在街上，不忍其被践踏。”（《晶孙全集》，1932）这些话都不无道理，但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其实，笼统地说“中国社会不合罗曼主义”并不确切，事实上，“罗曼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坛一直占有很大势力，否则就无法解释创造社在当时中国文坛上显赫的地位及日后“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统天下。当然“罗曼主义”
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范围很大，涵盖多种多样的文学艺术流派，因此与其说“罗曼主义”不合中国社会，不如说陶晶孙笔下的“罗曼主义”不合中国社会。不像郭沫若、郁达夫，以呼天抢地、极端化的方式，表达中国人积压已久的苦闷和破坏反抗的情绪，陶晶孙总是在艺术的象牙塔中浅唱低吟，编织“幻想的谎语”，得不到时代的青睐是很自然的。此外，陶晶孙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国语能力的低下，这才是他的作品“不受赞词”的根本原因。
陶晶孙自己承认，他的母语只有中学的水平；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的日语，陶晶孙日语的出色，已经不能用“精通”来形容，简直达到了出神人化的程度，在创造社乃至整个留日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甚至连东瀛本土的文士都佩服有加。日本作家草野心平盛赞陶晶孙的日语具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富于日本语个性的、使人惊愕的文章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智慧。”
着名思想家竹内好也认为：“他的日本语文章很简练，有诗人般的细腻，感觉敏锐。
看起来跟一般人一样，却极有个性地熟悉日本语的特质。”（《陶晶孙百岁诞辰纪念集》，1998）然而，母语能力与外语能力的失衡，给陶晶孙带来了尴尬的后果。当年郭沫若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当领导，有一次与陈诚商量对敌宣传的事，郭沫若对陈表示：对敌宣传要搞好，光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必须有日本朋友的帮助才行，譬如自己，前后在日本呆了二十年，过着与日本人差不多的生活，但日本话仍没有到家。陈诚听了这番话，开始不相信，郭沫若于是说了这样一番话：“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到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上了二十岁才到国外去开始学习的，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洪波曲》，1948）陶晶孙的情形，正中郭沫若所言。若从文化人格、思维方式和艺术趣味上说，我们只能说陶晶孙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而是一个日本人。当他以蹩脚的、深受日语思维方式影响的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描写自己的生活时，必然会弄出一种不伦不类、奇妙难解的文字，这种文章往好里说，是朦胧含蓄，东洋趣味，往坏里说，则是诘屈聱牙，文理不通。陶晶孙如果是个诗人，或许可以扬长避短，诗可以朦胧，可以晦涩，甚至可以云山雾罩，可惜他是写小说散文的，文类的性质，决定小说散文必须有相对的明晰性、可解性，否则就难以成立。这也是中国文坛接受李金发的“象征主义”，不接受陶晶孙的“新感觉派”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陶晶孙是创造社作家中唯一没有改行、放弃自己专业的人，写作始终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在医学科学领域，陶晶孙同样是一位成就卓着的人，他是中国社会医学的开拓者，发表过大量医学论文，从以下列举的文章篇目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医学家的勤勉和杰出成就：一、上海市小学生肠内寄生虫调查；二、街道上咯痰中的结核调查：三、江苏省地方天花蔓延及种痘结果的相关研究；四、中国健康男子有关包皮的统计研究；五、无锡实验卫生模范区的生态统计学报告；六、苍蝇传播蠕虫卵的研究；七、中国健康女子月经初潮的观察；八、中国衣食住管见；九、中国新医学受难史序论：十、关于天花传人中国的考察：十一、江苏农村地区子女顺位死亡情况调查：十二、关于台湾人口现状及其对策……正如陶晶孙自己所言：
“原来我是一个极同情于病苦，又是从基础科学而进于生物学而进于生物物理学的，对于纯粹科学有热烈欲燃的热心的一个学生。”陶晶孙以医学救助人类，造福社会，以文学慰藉自己的感情，安顿自己的心灵，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立场。
这种写作方式应当说有很大的优越性，很符合艺术规律。艺术家的敏感多情与科学家的冷静缜密相结合，本可望开出丰盛的文学之花，可惜历史没有给陶晶孙提供这样的机会，而母语能力的低下，前提性地限制了这位才情横溢的作家。一块石头将他绊倒在地。陶晶孙留日时期的小说创作，宛如一颗并不耀眼的彗星，悄无声息地划过中国文坛的夜空。
然而，在日本文化界，陶晶孙却是仅次于鲁迅受到尊重和评价的中国作家。着名中国文学研究家伊藤虎丸在给中国文化界领导人的信中这样写道：“陶晶孙是受日本人，特别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敬爱的作家之一，不仅如此，从我们这样的日中近代文学史专家的立场而言，不能不说陶晶孙实际上是与鲁迅有同样意义的作家。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创造社中陶晶孙的地位虽不说是比郭沫若或郁达夫的更高，但从中日交流史的观点与对日本的文学和思想给以影响的作家而言，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可以说，在日本郭沫若是在政治上有名，相当多的日本人知道他的名字；喜欢郁达夫的作品，对他作研究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即使是少数）也有。但从他们给日本文学的思想影响来说，我们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感到有几分遗憾的是他们对在日本认为是当然的事，不能加以全面的考虑。而唯有陶氏的情况有所不同。”（《陶晶孙百岁诞辰纪念集》，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