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日本人有足够的理由喜欢陶晶孙，他是一位真正的亲日者、知日家，并且能以日本人喜欢的、能够接受的方式“亲日”。这一切，源于他善良的本性与文化性格的日本化，唯其如此，陶晶孙才能站在日本人的角度，设身处地替日本的前途考虑。不像郭沫若、郁达夫，即使对日本再了解，也总归隔一层；不像周作人，即使再迷恋日本文化，也不出中国士人的文化立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陶晶孙与爱妻佐藤操的爱——那场超越了种族国界，经受了险恶的战火考验的爱，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难得的“杰作”，为陶晶孙笔下的“东瀛女儿国”平添一个最有力的注脚。比起郭沫若未能经受非常时期的考验，一味推诿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遗弃患难之妻安娜，另筑新巢，陶晶孙坚贞不渝的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参见泽地久枝《一海相隔血链相系》，《陶晶孙百岁诞辰纪念集》）。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陶晶孙的晚期日语写作在日本文化界的影响。一九五〇年五月，饱受离乱的陶晶孙从台湾流亡到日本，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开始了日语随笔的写作。在《落第秀才——日本》一文中，陶晶孙这样写道：“如果不回避的话，日本和德国，因一度强暴之故，就被老师看作是落第的秀才，跟在卑微的殖民地人民后面一起干。说是要再次努力前进，要‘再次优越’，并把其他学生挤掉，加以蔑视，老师对此要责备。而且老师从一开始就并不允许日本再次成为强国。”在绝笔《为了中日友好》一文里，他这样写道：“倒向西欧文化的结果就是十一年前开始的对珍珠港的袭击，好容易进入伙伴后又被列强打倒。而如今奇怪的是，过去我国想当太监的人，自己的某处被割，被邻居唾弃，却还要学礼仪，准备贿赂，好像要出去做官了。
没有吃过苦头，再次偎靠列强的心意却显示出来。这样就把人民大众置于鲁迅所谓的尚未实现奴隶志愿的境地。”据说这一段话在追悼会告别仪式上由牧师（陶晶孙名义上是基督徒）读出的时候，全场每个人就像受了日本芥末的强烈刺激而为之鼻塞，其震撼力可想而知。对于刚从战争灾祸摆脱出来的日本人，这些话犹如当头棒喝。写下这些文章不久，陶晶孙就因晚期肝癌逝世，年仅五十五岁。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给日本的遗书》，在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竹内好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朝日新闻》上发表书评，其中这样写道：“陶晶孙是才华横溢的人，十分多艺。音乐和美术的造诣很深。他的日本语文章很简练，有诗人般的细腻，感觉敏锐。看起来跟一般人一样，却极有个性地熟悉日本语的特质。他的怀念日本明治革新和慨Ⅱ义当今世界的预言性文章的独特风格，着实打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此人音容宛在，我们痛失此人之失。”（《对明治日本的怀念》）仓石武四郎在《图书新闻》上撰文称：“如果书籍也可以像酒那样分等级的话，那么陶晶孙的《给日本的遗书》可以说是特级书了。这是专门为那些会舔尽小杯底中最后一滴的善于品酒的人写的。”（《出自爱心的言词》）那么，日本的知识界为什么对陶晶孙的批评如此心悦诚服？还是听听伊藤虎丸的解释吧：“陶氏对日本的批评虽然是尖锐和严厉的，但这种批评扎根于陶氏的丰实教养和温良的人品，其中蕴含了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爱意，在这方面，与他的美丽的日本语一起，陶氏对日本的批评，使在五十年代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在焚毁的废墟中，在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上树立起建设新日本的决心，有了超越党派和专业的广泛的共识和影响。”
陶晶孙在中国文坛的寂寞状态，并没有因为摘掉“汉奸”帽子而有所改变。
一九九八年陶晶孙诞辰一百周年，有关人士出于对这位中国新文学元老的缅怀之情，编出一本纪念文集，结果只有薄薄一本，其中将近一半篇幅由日本友人及陶晶孙的亲属提供，却几乎看不到国内重要评论家、专家学者的文字。这再次证明了前述的观点。陶晶孙的不被中国文坛接受，实在有它自身的原因。然而，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角度看，陶晶孙的作品自有它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它作一种导读。读懂陶晶孙的小说，窃以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懂日语；第二、了解日本生活；第三、艺术感觉比较敏锐。笔者凑巧具备这些条件，举贤不避亲，且来对陶晶孙的小说作一个“翻译”一陶晶孙的留日小说既不开阔，也不深邃，却有一种秀气和雅致，宛如东瀛的盆栽。它由一位名叫晶孙（或无量）的中国留学生与众多的日本女子构成。在这个世界中，日本的男性几乎是缺席的，而这位中国学子，性情柔弱善感，多才多艺，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与东瀛女子相处，浑然一体。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爱的乐同，日本男子的不在场，意味着情场上不存在竞争对手，中国学子可以随心所欲，独享众花。
事实上，除了极个别场合的一点失意，这位中国学子始终是东瀛情场上的宠儿，凭着杰出的艺术才能和乖巧的性格，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日本上流社会，颇得日本的太太、小姐的青睐和女学生的爱慕，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知音，几乎成了这个东瀛女儿国里的“贾宝玉”。
音乐，是晶孙进入日本上流社会的重要媒介，也是他获取东瀛女子芳心的利器，正如《暑假》里描写的那样，凭着一手钢琴绝活，“他成了两位丽人的珠玉”。小说写中国学子被一位名叫爱丽的女学生暗恋，暑期来临时受到她的邀请，到逗子海滨她的亲戚——一位日本海军军医的家中度暑假。女主人是一位年轻娇美、迷恋音乐的夫人，一个十岁男孩的母亲，住在一栋临海的豪宅里，丈夫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出门在外。中国学子在那里，受到两位丽人无微不至的关照，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小说里这样写道——夫人常常要送她的媚视向他，夫人听他的音乐，凝听自己不甚会弹的自己的钢琴里，会发那种音乐；她被他眩惑了，她只会赞叹了。她看着他的手指的一个微动也要赞美了。不过她在年轻处女爱丽的面前又不能呈什么动作。
他呢，他连他应该把什么样的好意给两人，都不能想了，他没有思考的工夫了。夫人也很趁心他了，夫人的有力的魅力里，他自然要被拉了进去，而他对爱丽又是——所以他成了极淡泊的宾客，他替夫人弹许多他所记得的钢琴曲，又会教法国话给A-夫人的男儿——又会同爱丽作无言的散步。
他成了这两个女性的珠玉，没有不安也没有不和，他竟住到了八月底。
这个爱的极乐园，与郁达夫笔下“弱国子民”的“性苦闷”是多么的遥远，与郭沫若笔下充满悲情的中日跨国恋亦大相径庭。当然，这并不是说陶晶孙的主人公没有一点“弱国子民”的烦恼，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他有些寄心在爱丽，不过他很晓得，他是中国人，他恋爱了而破灭是不愿，有许多中国人也走进过日本的上流人家受他们的优待，只是大都也不过是他们一时弄弄中国人，试试优待，试试日中亲善罢了。”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中国学子尽情地享受这种优待，正如小说中写下的那样：“而今他仿佛中世的游历者，在这儿得她们真心的优待，是很快活的事体。”在陶晶孙的小说中，“我是中国人”这句话频频出现，经常是在与日本女子交往的紧要关头，中国学子主动亮出这个身份——当然没有《沉沦》的主人公那种“站在断头台”的恐惧，结果也不是那么可怕。在《音乐会小曲·春》里，那位像姐姐一样呵护他的女友，十分认真地邀请他到家度周末，听到他说“我是中国人”时，马上打断他说：“我也晓得，但这有什么妨碍，如有妨碍，我们早已不能天天见面。”
有时候，反倒是中国学子太小家子气，低估了日本女子的思想境界。《菜花的女子》
里这样写道，那位思想激进的银行家女儿，听说他是中国人以后，不仅不小看他，反而更喜欢他，与他成了情人，中国学子后来知道她是一个革命者，觉得“自己毕竟是不及她”。而在有些场合，“中国人”的身份反而成为维持尊严、自我保护的屏障。《两姑娘》里这样写道：在银座散步解闷时，中国学子遇到一位不相识的日本女郎亲热地追自己，出于戒备心，中国学子主动亮出身份：“先要跟你讲好，我是中国人。”谁知那位女郎竟是中学时代暗恋过他的情人。
这种相当另类的“弱国子民”爱情故事，某种程度上可以修正郁达夫的“弱国子民性苦闷”的刚性逻辑。公平地看，“弱国子民”的身份确实给海外中国学子带来了不幸，造成他们性的苦闷、爱的匮乏，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像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范围一样，“弱国子民”也不例外：“弱国子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相当程度上左右爱的活动，却无法百分之百地决定它。爱亦有不关它物、非己莫属的性质，最后都要落实在男女之间最微妙的生命情感交流上，一切还得取决于“缘分”。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弱国子民”，也会性苦闷，也会失恋，也会打光棍。除却其他因素，最终决定“爱”的，是一种爱的能力，爱的艺术。因此，过分强调“弱国子民”
的因素，有可能遮蔽问题的另一面，而整天把“弱国子民”挂在嘴上的，很可能是个性无能、爱乏术之辈，或者就是一个性放纵者——因为他必须为自己找个借口，否则心理无法平稳。
正是在这一点上，陶晶孙与郁达夫拉开了距离，这直接影响到两位作家对东瀛女子的眼光和描写。郁达夫笔下的东瀛女子，外在的描写比较多，或者是“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门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或者是“小小的身材，长圆的脸儿，一头丛多的黑色的头发，坠在她的娇门的额上。一双眼睛活得很，也大得很。”相比之下，陶晶孙的描写含蓄得多，东瀛女子的独特魅力，通过陶晶孙那空灵的笔墨，梦幻般地传达出来。她们温柔、善良、妩媚，情义十足，既给中国学子心灵的抚慰，也给他肉体的快乐，正如小说《温泉》中描写的那样，中国学子与日本女友在温泉相逢，彻夜狂欢，陶醉在“成熟的处女发散的氛围气里”——顿时电灯也熄了，房中被紫外线罩着，两人在跳舞，像青玉和白玉的跳舞。
温泉在早晨六点钟的亮光中滚滚地流。
——这是六点钟啊。
——六点钟的温泉！
——水的融感真可爱！
——吸水的嘴唇的触感也一样。
——水也不在颤动了。
作者调动了全部的艺术感觉，视、听、味、触，还有时间浑然一体，写尽爱的狂欢，生命的欢喜，这是中国现代留日文学中极为罕见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东瀛女儿国里，偶尔出现的中国女子，几乎都是负面的陪衬，她们自私、粗俗、霸悍，毫无女性魅力。《两姑娘》在这方面堪称代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借晶孙之口对中国女人作了一番刻薄的攻击，性情温和的陶晶孙很少这样——他是江南人，他十五岁时候留学日本，也回家去过好几次，只是他对江南一个一个的女人，除了他母亲——妹妹他是没有的——都很慊恶。一归省到江南去，无论哪一根他的末梢的神经，都要感觉许多丑；那好像用漆去漆了的头发，那没有足根的鞋子，那一半从那短衫下露出的很大的臀部——中国的女人他真看也不愿看了。
江南本是中国女子精华所在，自古美人出江南，身为江南出生的中国学子陶晶孙竞不惜予以全盘否定，实有伤国人之心，这意味着陶晶孙的文化立场已经发生偏移，其日本式的偏见是一望而知的，好比口味清淡的日本人吃不惯味重油大的中国菜就厌恶它一样，作者那双看惯了日本女子的眼睛，似乎再也看不惯中国女人。
小说笔墨一荡，写到一位浙江姑娘，这一次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她穿着一双高足跟的靴子，她穿一身连臀部都包好的长衣，所以他对她的感情也就不同。”看到这里，人们或许以为作者要换一种眼光，正面写一写中国女子，结果不是这样。
那位浙江姑娘虽是一身新包装，却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女强人，任性、专横、自私，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未婚夫（即那位中国学子）从老远的地方赶到东京来探望她，她却连去火车站接一接都不肯，只管在家里睡懒觉，把他一个人晾在客栈里。如此冷漠寡情，正好为日本纯情女子施展爱术提供了空间。就在中国学子独自一人在银座街头闷闷不乐地游荡时，不可思议的邂逅发生了，仿佛是上帝的有意安排。面对这位从天而降的少年时代的情人，中国学子一时记忆恍惚，而日本女子却是情义不减当年，热情地把他邀到自己的豪宅，殷勤照料，还特地为他借来了钢琴。最令人惊异的是，就在中国学子酣然入睡时，她替他给他未婚妻——那位中国女强人发了电报，把她请到自己的住处，然后主动回避，让他们相会，等中国女人离开后，她又回来继续照料他，甚至向他表示：即使他同中国女人结婚，她也愿意永远伴随他。两相比较，不能不叫人惊讶：
同为女人，差异竟会如此之大！
同样的褒贬，在《女朋友》中以另一种方式得到演绎，小说写无量被一个生活放纵，道德败坏，不讲游戏规则的中国女子诱惑，伤害了自己的日本女友K，整篇小说笼罩在一片淡淡的忏悔气氛中。有趣的是，作者特地点明，中国学子之所以被诱惑，是因为这个中国姑娘外表的日本化，颇有几分大意失荆州的味道：“女性的夸张把她的声音给他听，又把日本人特有的害羞拒他的钢琴要求，这动作很趁他的心。”这段东洋味十足的文字，轻描淡写点出了日本女子特有的神态，作者受东瀛女子熏陶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性格霸悍的中国女子面前，晶孙总是显得被动，狼狈不堪，完全失去驾驭能力。在《短篇三章·绝壁》里，回国游春的留日学子被一位“不顾别人的存在”、只知自己一个人“快活”的中国女士牵引着，来到悬崖顶上，最后和她一起，从悬崖绝顶上疯狂地滚向大海。这是一篇象征死亡的小说，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留日学子扮演的，始终是受裹挟的、受诱惑的角色，而这位中国女士，则有明显的恶魔的特征，是一个莎乐美式的人物，她这样向留日学子施展“法术”：“好风啊，从这儿看东方，大概到日本去的船也可以望见了，那儿听说的恋爱着你的夫人也在——你如回去，她必定要叫她的丈夫出外边去，然后来接你——啊，风，啊，像你一般细长的人立在绝壁旁是很危险的，假如你一个人被风吹着落下去到那海里，有什么办法呢？——假如是我，我决不肯一个人从绝壁落下去的——”其恶毒刻薄，恬不知耻，令人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