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的十项挑战，腐败问题列为首位
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征询了一百多位专家的意见，就未来十年我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列出了二十多个选题，通过对八千余人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未来十年的十项挑战分别为：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82.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80.60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三大挑战为“基层干群冲突”，63.2%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四大挑战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62.8%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五大挑战为“诚信危机，道德失范”，61.7%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六大挑战为“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52.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七大挑战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51.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八大挑战为“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44.1%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九大挑战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43.4%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十大挑战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36.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公车消费每年逾三干亿元
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二〇〇五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一千多亿元人民币。自二〇〇七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每年九千亿元，其中，公务用车消费支出（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约一千五百亿元至两千亿元。目前，我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两百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加上国企、学校、医院、军队以及各地各部门普遍存在的超编配车，每年公车消费至少三千亿元以上。党政机关的公车，每万里（五千公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五至六倍，公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这意味着，公车使用中多出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使用公车的官员以及司机的“灰色福利”。尽管一些地方尝试公车改革，但效果都不理想。
公车消费黑洞仍然是官场和社会腐败的温床之一。
全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由中国人购买据Gucci集团总裁RobertPolet说：
二〇〇八年，仅中国内地的富豪，就买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而据统计数字显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他们在国外购买的。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未来五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一百四十六亿，占全球消费品总额的首位。
暨南大学经济学主任刘金山教授认为：中国奢侈品消费正进入黄金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有消费能力的富人阶层，他们追求“品位”和个性化消费；此外，首先富起来的阶层中，奢侈品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形成了“排浪式”的消费浪潮。也有人认为，如今媒体，特别是电视剧的一些宣传和画面，忽略对节俭的宣传，崇尚享受，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每年有二十个天然湖泊消亡
二十一世纪人类争夺的是水，而不是石油。人类直接能够使用的淡水资源只占地球总水量的0．01%。在二〇〇八年全球就有十八亿人没办法满足用水需求。我国快速发展二十年付出的代价不小，特别是湖泊资源严重透支。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中国已减少了约一千个内陆湖泊，全国平均每年消亡的天然湖泊达到了二十个。在历史上曾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现存湖泊面积仅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34%。
我国淡水湖泊生态已十分脆弱，已有一万四千平方公里的湖泊富营养化或已在富营养化边缘，水华暴发事件时有发生。
在二〇〇七年调查统计的四十三个湖泊中，有二十七个湖泊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其中太湖、巢湖、滇池等十二个湖泊处于重度富营养化状态。
一万座希望小学没有了！
根据国家审计署对中央企业的审计披露：截止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底，全国十三户中央企业因决策失误、管理不善和违规操作等造成的损失，已使国有资产流失63.72亿元，初步确认，有28.42亿元已无法追回。
有人作了计算，这28.42亿可修一万座希望小学，平均每个学校容纳一百名学生，那就可使一百万名失学儿童走进课堂。
中国男女不平衡世界之最
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透露：依照资料推算，中国二〇〇六年的刚出身至二十六岁的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四百零二万人，短期内这个数字还将扩大。中国人口男女差距的规模，在世界人口大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按照婴幼儿的性别比例，到二〇二〇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到四千万，这意味着，到那时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那时中国至少有数千万男子面临光棍困局。
富民和强国
清华大学梁小民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9.7%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但高速增长背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消费不足。一九五二年，我国的消费在GDP中占69%，与当年美国相近。但在一九七八年，这一比例下降至45%，一九九二年下降至42%，二〇〇七年又下降至3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始终在70%左右。
消费不足并非国民不愿意消费，而是他们没钱消费。美国的国民收入，80%由国民所拥有。在我国，国民得到的国民收入仅有45%，其余的归政府与国有企业获得。美国政府得到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又以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形式再分配给了国民。
二〇〇七年美国的财政收入为2.5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而同年，我国财政收入的5.4万亿人民币中，只有6千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其余的则用于政府支出和投资。换言之，美国的国民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富民，而我国的国民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强国。
第一座毛泽东塑像修建始末
杨涵舒
曾几何时，神州大地到处能见毛泽东的塑像。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如今，这些塑像大部分被拆除了；尚剩的在岁月风雨的洗刷下，其光彩与当年也不能同日而语。
据回忆，“文革”开始后，全国掀起的修建毛泽东塑像的热潮是由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引起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第一座毛主席塑像修建始末》一文，介绍了此事的经过，现摘录如下——“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一九一五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梁实秋曾经这样描述它早年的风貌。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门，一九一一年初，校门建成，其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门楣上刻有清末要臣那桐的手迹“清华同”。古典优雅的校门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标志。一九三三年清华大学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伴随着“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古典西洋砖石结构大门，在锤子的敲击下，在汽车拉绳的拖曳下轰然倒塌，“二校门”周围的大字报则在被撕毁后付之一炬。清华大学出版杜出版的《清华大学九十年》对此记述：“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纠集十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来校搞红色恐怖，撕毁所有大字报（其中有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推倒‘象征封资修’的二校门。后被称为‘八二四’事件。”
当时的电子系研究生、后来加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的陈弘毅说：
“在刘菊芬和贺鹏飞的带领下，上千名红卫兵冲进清华同，拉倒了‘二校门’。他们把一些校、院系领导和‘黑帮’拉出去游街，拉倒‘二校门’后就押着他们拆，拆完了搬砖。当时主要是中学的年纪比较轻的红卫兵，他们自己也干。”
处在被押之列，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胡健对此有着惨痛的记忆：“那些造反的人，用皮带抽打着被抓去的干部拆墙背砖。背砖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给多少，就得背多少。因为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
“这是清华无政府状态的开始。”时隔四十余年后，旁观了“八二四”事件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弘毅这样总结。
一九六七年初，在一次开会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程国英提出了一个主张：“二校门”被拆后，显得空空荡荡，是否可以在那里立一座毛主席塑像？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当时实际控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的支持。
雕像筹备组很快成立起来，包括美术教研组教研室主任、雕塑家宋泊，青年教师郭德巷和宋泊的夫人徐沛贞。“团派”派来的高鲁冀担任负责人。
做塑像首先需要设计稿，年过半百的宋泊尽管在雕塑方面已经颇有经验，仍不敢贸然动手。已经被划成“右派”的他早就挨过清华附中“造反派”们的打，对雕像蕴含的政治风险也心中有数，加之时间紧迫，筹备组很快在北京雕塑玉器工厂选定了叶毓璋做的一座九十多厘米高的毛主席全身像设计稿，并得到了“团派”负责人的同意。
设计稿拿回来后，光是放大就用了一个多月。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的雕塑家张松鹤也在后来加入。“因为张松鹤是党员，给毛主席像塑脸的任务就交给他，宋泊和我负责做身体和衣纹。”
这座塑像不同于以前的空心塑像，而是采用钢筋水泥进行了实心的灌注，这项工程是由清华大学土木系自行完成的，“自己舂水泥、用的是麻花钢，（塑像）腿上的粗钢筋一根挨着一根排得密密麻麻！”
郭德巷说。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原址上，全国第一座大型毛泽东塑像正式落成。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的《人民日报》
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塑像落成时的“盛况”。
“团派”还专门在塑像旁装起了当时罕见的钠灯，四面照得通明。取代了“二校门”的毛主席像成了新的景点。因为毛主席像的高度远远超过原来的“二校门”，人们需要退到几十米外才能够看到全景。各地为造毛主席像，前来参观取经的也络绎不绝。“团派”特地抽出专门人手，负责把雕像组从放大到浇注整个过程编成一套材料，以供来访者索取。郭德还记得：“北大西门、二炮司令部都用了我们的模子。
有的外省市干脆开汽车来到学校，请我们翻模好再用汽车拉回去制成成品。”
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刊登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当天的《人民日报》
上，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五月四日该题词手迹就迅速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底座上，这种“完美”的组合形式也被许多地方在塑像时效仿。一九六七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该手迹被清除。
毛主席塑像和毛主席像章、红宝书一道，成为了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在那个年月，人们对领袖的热爱之情难以抑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韶山火车站、海军大院……从南至北，毛泽东塑像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由于校内的红卫兵派别互相对立，北京大学甚至先后在北大西门和图书馆处建起了两座毛泽东塑像。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座毛泽东塑像一模一样，相对挥手，隔街相望。
在上海，工总司、同济东方红、上体司、红三司、外语学院革造部、红卫兵新复旦师、新师大师等十七个红卫兵组织听到清华大学塑毛主席像的消息后，提出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尽管巨型立像没有造成，但各大学都纷纷建起了毛泽东塑像。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修建的毛泽东塑像高七点一米，加上底座三米，总高度达十点一米，且底座上和清华大学一样刻有林彪题词“四个伟大”。
复旦大学红卫兵“新复旦师”则在修建毛泽东塑像时独创了一套完整的“三数模式”：像高七点一米，加上五点一六米的底座，分别纪念中国共产党在七月一日诞生和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
——即“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而七点一加上五点一六，正好是十二点二六，又是毛泽东的诞生日。这套“三数模式”也被许多地方在修建毛主席像时仿效。
没有人能统计清楚，“文革”期间全国党政机关、学校、城市公共设施，包括村庄在内，到底曾立起了多少座毛泽东塑像。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文件发出的当天，人民大会堂前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被两辆吊车取下。
尽管《指示》中主要讲到的是画像，但一些地方的毛泽东塑像也开始被拆除。三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在十一月六日发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塑像问题的通知》称：对已建成的钢筋水泥塑像或其他坚固塑像，没有必要一下子全部毁除。现在有一些地方为了塑像问题引起了争端，中央希望，凡在有争议的地方，一般不要拆毁。
到了二〇〇八年，包括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在内，北京的高校中还有七座毛泽东塑像伫立，其余则已拆除，清华大学也不例外。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校方先在清华主楼大厅挂起了直径两米的圆形毛泽东青铜浮雕像，宣布“以代替目前已局部破损的位于‘二校门’位置的旧塑像”。三天后，曾轰动一时的第一座毛泽东塑像一夜间消失了。
“文革”时期，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一九六五年的八九月间，清华大学“二校门”也是其中之一。
一九九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二十六个清华大学各地校友会发出了一份《关于赞助重建二校门的倡议》，提议由校友捐款，在原址重建。一九九一年清华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夕，重新修建“二校门”。
由于没有准确的原建筑图，现在的“二校门”是根据照片复原而成。
外蒙古是如何离开中国的
邢和明
外蒙古长久以来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可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在苏联斯大林的压力下，让它离开了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披露了当年蒋介石政府和苏联外交谈判的过程，现摘介如下——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部的雅尔塔会晤。双方在讨论了一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之后，斯大林希望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他明确表示，干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应当归还苏联。而且，斯大林还想得到中国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以及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他甚至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