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于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因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当时美国的决策机构曾经进行辩论，是不是应该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布于众，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保守秘密，给这个事作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四十年。
谁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
梁兴民王焯
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一封写给毛泽东反映实际情况的信，引起毛泽东的勃然大怒，他立即把会议的基调转变为对彭德怀的批判。当初还为彭德怀的信叫好的人，纷纷改变口径，批判起彭德怀。在这个会议上，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是如何表态的呢？《党史纵横》对此作了介绍——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元帅中他第一个受到批判和迫害。对彭德怀的大规模批判和攻击，就从庐山会议开始。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着名的庐山会议。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毛泽东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改为批“右”。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因此，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八月一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八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出乎意料的是，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
八月二十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作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
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更扩大。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进程。当晚决定将会议延长到九月十二日，人数由原来的一百四十人增加到一千零六十一人，另增五十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万毅于是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的意见。
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万毅后来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被看管了起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作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往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是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法。我们忽视了这一条。”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中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
“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与毛泽东一致，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唯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
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意念。
九月十三日，会议的最后一天。约八点钟，当与会者来到会场的时候只见毛泽东早已坐在主席台上了。毛泽东说：“我还没有吃早饭，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这儿吃点东西。”很快，一位服务员端上来半碗稀粥、三块馒头干和一小碟炒辣椒。
毛泽东拿起馒头干，夹上辣椒，一边吃，一边讲：“我这个人专爱吃辣子，可有的人不喜欢吃。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嘛。我劝你们几位（指彭、黄、张、周）应该学会吃‘辣子’了，不然怎么知道‘辣椒’是辣的呢？”“噢！闻天同志，我可没有想到你也参加‘军事俱乐部’了。这下可好，你们搞的是文武合璧嘛！文是张闻天、周小舟，武是彭德怀、黄克诚嘛！听说你们还想把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几位同志也拉过去，这可不行。你们别想着搞阴谋，把我的秀才拿走……”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精神传达到全军，迅速掀起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
的高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主义而斗争。
揭开秦城监狱的面纱
张建魁
提起秦城监狱，人们似乎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很少见到介绍这座监狱的文字，可是这座监狱又与中国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儿关押过国民党战犯；“文革”中许多无辜的革命干部也曾被囚禁在这儿；一些林彪和“四人帮”的主犯，在这儿度过了余生；如今，成了一些贪腐高官的最后归宿地……秦城监狱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由于它的“硬件”和“软件”都与众不同，外界称之为“最神秘的监狱”。现根据《环球人物》、《世纪》
等报刊的文章，为读者揭开这座神秘监狱的面纱之一角。
沿着一条旧公路一直开到燕山脚下。路的尽头，出现一座高大的暗红色牌坊式大门，四周是高约五米的灰色围墙。墙顶上装有探头。大门上没有招牌，但有一名戴着洁门口罩的武警站岗。这里就是位于小汤山镇附近的秦城监狱。
监狱门禁森严，有三道“岗”——最外面是几个铁路障，再往里有一道电动不锈钢伸缩门，然后才是大门。大门是两扇紧闭的铁栅栏门，足有三米高，旁边还有侧门。大门里面不远处，有一排房屋，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执勤的武警不让外人在门前逗留，马路对面有两个居民村：右边是秦城村，左边是象房村。
象房村村主任王占仁说，秦城村和象房村在一九六〇年之前是一个村，叫秦城象房村。王占仁曾听老人们说，他们这里原来是一座兵营，四面修有高高的城墙。这座兵营或许是秦朝时留下来的，所以叫秦城。兵营废了之后，百姓住了进来，并在这里养过大象，于是就叫秦城象房村。如今的秦城监狱也因此而得名。村后的大片土地，一直是隶属于公安部的劳改农场。
秦城监狱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狱。监狱建于一九五八年，是苏联援建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一百五十七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保密工程，对外不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并不知道。
秦城监狱由苏联专家设计。最初，监狱共建有四幢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都带有审讯室。楼房一律三层，砖墙，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风用的。“文革”期间，高级“冈犯”陡然增多。一九六七年，秦城监狱又增加了六栋楼房和六个院子。六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
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五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满清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
外人虽进不了监狱，但有机会见到秦城监狱里的犯人。一个机会就是当犯人们到农场劳动时。秦城监狱的旁边，是大片劳改农场。服刑人员在军人押解下到农场里劳动。村民们可以远远地看到他们，但不许打招呼。另一个机会就是当服刑人员刑满获释时。在监狱的大门口，有时可以看到一些车和人聚集在那里接出狱的人。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比较低调，通常选择悄悄地离开。
秦城监狱近在咫尺，但对村民们来说，“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仍然是很神秘的”。
贪腐高官的服刑地
章功
关押和改造贪腐高官，成为新时期秦城监狱的主要职责。
在我国，对普通犯人执行刑罚，无论其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缓，一般是就近执行，即在哪里判决，就在哪里执行。而对于省部级贪腐官员（含副省部级），不论他（她）在哪里被判决，大多会被集中到秦城监狱来服刑。
谁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送进秦城监狱的贪腐高官，外界无从考证。但统计资料显示，近十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一百人。其中，除八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百分之十一，无期徒刑者占百分之八，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者占百分之二十一，有期徒刑十年及十年以下者占百分之十五。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
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等。
在秦城监狱，特殊囚犯的生活待遇，会比在普通监狱优越。
据近年走进或接触过秦城监狱的有关人士描述，秦城监狱关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面积较大，有的还配有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和洗衣机。据披露，一些在押官员除了“可看书读报”，每天还有一段时间可看电视，一般集中在晚上七点到九点。
某些身体欠佳的特殊囚犯，饮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标准和费用由国家规定和支付，家属亦可私下打理。如衣服、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由家人提供。监狱虽有统一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
除了贪官，近些年秦城监狱还关进一些其他的“特殊”罪犯，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犯、外籍犯、知密犯、国际间谍等。
正是秦城监狱的特殊，使贪腐高官们一旦进入高墙内，他们的信息也就进入不透明阶段，其服刑情况和生活情况，公众都无从得知，只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见诸报端。
陈希同是“四人帮”之后被监禁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他曾历任北京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国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陈希同案当年曾轰动一时，但此后不久就淡出公众视野。
陈希同在一九九五年引咎辞职时，曾被“双规”居住在北戴河，后转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监狱，再转至北京良乡，正式宣判后被送入秦城监狱服刑。陈希同的刑期是从被逮捕之日起计算的。按原刑期需要到二〇一四年二月才能获释。
在监狱里，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要求被看管人员拒绝，陈希同会大吼大叫，称自己是“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
二〇〇四年，陈希同曾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这次突然发病后，陈希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以“心跳异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后经协调，自二〇〇六年八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二〇〇七年六月，有关人士透露，陈希同曾与人在北京某高级饭店共进午餐。
据该人士描述，当时陈希同气色看上去还好，头发有些花门，走路需要人扶。在座者不敢问及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但陈希同自己谈到了一些：监狱的条件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能单独做些事情；二十四小时受监控，但后来慢慢习惯了；还可下棋、打网球。这是他多年的习惯，监狱会派小战士陪着打。
保外就医期间，陈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经过批准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从二〇〇八年开始，陈希同病情趋重，就不再见外人了，主要在家养病，有时会到医院就治。但据说，陈希同在住院单上用的是化名。
自二〇〇九年四月中旬开始，七十九岁的陈希同，在住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救治后，院方已多次发出病危通知。陈希同已是直肠癌晚期，还有并发的心脏病，基本只能依靠药物维持生命。
在秦城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一个与陈希同同样级别的人。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
陈良宇在秦城监狱的编号为“零七零二”，零七即年份，零二即当年移交至秦城监狱的重要嫌犯编号。对于高官等重要罪犯，秦城监狱实际上承担了看守所和监狱的双重职能。
陈良宇是被关押在一个接近二十平方米的套间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监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坐式马桶等。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门上方及厕所都有“窥孔”，供哨兵二十四小时监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