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的房内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约一尺高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看守会送进一张小学生用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没有凳子，床铺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
墙壁也经过特殊处理，以防止其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像陈良宇这样的重要犯人，所住的监室基本都在第一层，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写材料。
服刑期间，陈良宇可以不着囚服。他多数时间还是穿西装，但不打领带。他平时可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打发时间。比如，在每天九点到十点的单独放风时间，陈良字一般会从监室门口开始打太极拳，打到放风地的门口再回去，或者散步。但他到哪儿，两名看守就跟到哪儿。
据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透露，他曾于二〇〇九年上半年随其家属探视过陈良宇。他说，六十三岁的陈良宇现在两鬓斑白，但精神状态比被“双规”时要好很多。
“四人帮”在秦城监狱
崔瑾月
“文革”的结束，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一九八〇年三月底，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由于案件特殊，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就在监狱内审。
一个月后，王芳来到秦城监狱。
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七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一百七十人。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一九八〇年六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
“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九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十一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
江青应该算是关押在秦城监狱里最着名的女犯了。
为了看管“两案”的要犯，秦城监狱专门成立了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从全国十三个省抽调了三百多人。其中由二十二个女兵组成的独立分队，专门负责对二〇三监区“七六零四”号犯人的看管、提审、押送工作（秦城监狱原来不设女看守）。“七六零四”就是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编号。
原河南省武警总队的李红，是当年看守过江青的女兵之一。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六十四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李红仍清晰记得，有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并冲李红叫喊：“饭送晚了，是凉的。”她不依不饶地抱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回忆说，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听到她说这句话，李红也急了：
“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
江青大怒，骂李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扑上前，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改判为“无期徒刑”。
一九八四年，江青患病，经检查，被诊断为喉癌。经公安部批准，她搬出原来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
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要犯们，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其狱中生活还算是“舒坦”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管人员说：“对今后的生活没别的要求，但愿有暖气、洗浴等设施，希望治病方便。”但到陕西后，他发现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送他的秦城监狱监管人员说：“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这样的要求，令当时的监管人员哭笑不得。
一九八七年，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十年后获保外就医。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自缢身亡。一九八六年，王洪文也获准保外就医，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他在北京病亡。二〇〇一年，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的姚文元到期释放，回到上海家中，第二年去世。“四人帮”中，只有张春桥没有出狱，于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病死在秦城监狱。
李政道与杨振宁恩怨始末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并肩走入瑞典皇宫，代表华人第一次领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俩的合作长达十余年，发表过数十篇颇有影响的物理学论文。没有想到，五年之后他们两人决绝分手。
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竟冷眼相向，视如陌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人分手的呢？这是全球物理学界的一段公案，过去虽有种种说法，但大都语焉不详。最近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对此作了较详细的介绍，现摘录如下——上世纪四十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伦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三位教授在理、化、数三个领域里各选了两位年轻学者组成军政部科技考察组一起前往美国。
最终，肩负特殊使命的李政道等人乘坐“将军号”轮船前往美国。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两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博士毕业后，一九五〇年，李政道到加州伯克利分校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一九四九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一九五一年九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一九五一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两人受邀与爱囚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两人握手，恳切地对他们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杨振宁对这次和爱因斯坦会见的内容，几乎回忆不出什么，更有意思的是，杨振宁竟连李政道是否和他一起去见了爱因斯坦，也记不起来了。只是后来，他才确认李政道的确是和他一起去的。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
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中，第一篇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写完以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合作者姓氏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面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很窘迫，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觉得杨振宁的要求不合理，不能再那样署名，于是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两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着论文。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九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到了一九五五年，由于李政道对杨振宁所提出的“杨一米尔斯规范场方程”向杨提出质疑，却使两人恢复了合作。这件事也掀开了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页。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一九五六年大约是四月底和五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政道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斯坦博格按照他的建议所分析的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得更好。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一九五七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一九五七年十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十一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
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人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筠。秦惠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于是，李政道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领奖次序等请求。委员会尊重李政道的请求，做出了改变。细心的读者可以从电影纪录片中看到，当年的确是杨振宁第一个走出来领奖的，而晚宴上是杜致礼挽着瑞典国王的手臂第一个出现，杨振宁挽着王后的手臂跟随在国王之后。秦惠箬则是挽着首相的手臂，李政道只好由国王的孙女陪伴，影片里几乎看不到李政道和秦惠筠。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贝尔奖的荣耀冲淡。
之后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可是，当年六月，杨振宁又对其他两位科学家论文致谢辞中李杨姓氏的排名次序产生了新的担心。出乎李政道的意料之外，杨振宁在这个时候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表现得很不满意并且充满了敌意。
当年十一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