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找寻一个眼泪最发达的人，这个人恐怕非郭沫若莫属。打开郭沫若早期的诗文，带泪的句子比比皆是，比如：“吾爱泪泛澜”（《寻死》1916年），“泪流达宵晓”（《夜哭》1917年），“蕴泪望长空”（《春寒》1919年），“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读（少年中国）感怀》1920年），“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凤凰涅盘》1920年），“我禁不住泪浪滔滔”（《重过旧居》1921年）；诗剧《湘累》
（1921年）以泪珠始，以泪花收，千里洞庭化作一汪泪湖，屈原立于船头长歌当哭，裸体散发的妙龄妖精在水中这样唱道：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即使是在小说里，眼泪也没有囚文体的不同有所收敛，在《叶罗提之墓》（1924年）里，与堂嫂有暖昧之情的叶罗提接到堂嫂的死讯后，买了一瓶门兰地，“一面喝，一面泪涔涔地把嫂嫂的顶针在灯下玩弄，他时而把眼睛闭着，眼泪便一点一滴地排落进酒杯里。”在《漂流三部李兆忠
曲》（1924年）里，太湖的风景令人想起日本的博多湾，发现湖水是淡的，作者忽发奇想：“多得些情人来流些眼泪罢，把太湖的水变咸，把这太湖的水变成泪海！”——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泪水浸泡的世界。
在自传《创造十年》里，郭沫若直言不讳供认：自己泪腺很发达，从来是个多眼泪的人，作者尽管不时以“我的不值钱的眼泪”自嘲，看得出还是有些得意的。平心而论，对于郭沫若而言，眼泪确实功不可没，无论对他的文学创作，还是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是如此。
不过，所谓泪腺发达，终究是一种调侃性的说法，细究起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生理性的因素，单靠它，还不足以引发“泪浪滔滔”，而纵情、伤感、自怜、自恋的心理素质，才是泪水泛滥的真正原因。具体到郭沫若，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造就一个眼泪泛滥的文学王国。
也有人将郭沫若的多泪归于东洋文化风土与西洋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刺激，这自然是不错的。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素以伤感、悲情着称，就像日本的国歌《君之代》那样，听起来就跟哀乐差不多，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将日本称作“一个被泪水浸泡的世界”，是很有道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轻的中国学子来到这种地方，不可能不受影响。读一读留日作家，如苏曼殊、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作品，哪一个不是泪水涟涟的，郭沫若不过是最突出的一个罢了。至于说到浪漫主义文学，在西洋各种流派的文学中，数它最煽情，眼泪也格外的旺，郭沫若崇拜的海涅、雪莱，莫不如此。尤其是海涅，着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青年德意志》
中批评他：“缺乏纯朴，缺乏感情生活的真实性，由此产生多情善感的、夸张矫饰的、表面效果的表现方法。”而郭沫若则认为“海涅的诗要算是他一生的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给以极高的评价。在郭沫若翻译的海涅的诗中，有一首典型的咏泪诗：洋之水，缥缈映斜阳；阿侬双坐打渔房，情默默，意凄凉。／暮霭升，海潮涨，白鸥飞渡来而往；自卿双爱眼，玉泪滴千行。／千行玉泪滴卿掌，而我跪在膝之上，自卿白玉掌，饮泪入肝肠。／自从那时消瘦起，灵魂已为钟情死；——不幸的夫人呀！将泪来毒死我矣。翻译得极为传神，证明郭沫若与海涅灵犀相通。然而在将眼泪当作客体对象吟味的艺术手腕上，郭沫若显然比不上乃师，海涅有一首诗，其中这样写道：这寂寞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目光，／它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它来自往昔的岁月，／重又回到我的眼里。类似的诗，郭沫若笔下一首也没有，他似乎还没来得及将眼泪当做独立的审美对象把握；但是在描写泪水滂沱的气势上，郭沫若则青出于蓝，远远超过乃师。不过，我们不必过于看重这种文学上的“影响”，东洋文化风土也好，西洋浪漫主义文学也好，都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细心的人也许注意到，郭沫若的这个泪水浸泡的文学世界，产生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四年的时段，也就是作者留日生涯的后半大段，这是郭沫若一生中最苦闷、最焦虑、最迷茫、最躁动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作上最辉煌的时期，其中有两件事情，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一是与安娜的充满悲情的跨国恋爱，其二是耳疾的痛苦及其引起的弃医从文的纠葛。
一九一六年八月，冈山六高的中国留学生郭开贞赴东京为友人料理后事，在圣路加医院与东瀛白衣天使佐藤富子相识，两人一见钟情，认作兄妹，从此书信往来，纸上传情，用郭沫若自己的讲述，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到年底，应哥哥的召唤，妹妹来到冈山同居，从此开始长达二十年风雨同舟的生活。关于这场跨国婚恋，涉及太多问题，这里仅提示两点：第一，在与佐藤富子相识之前，郭沫若已在东瀛度过两年勤勉刻苦、洁身自好的单身生活，正在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去人欲存天理”的神秘世界里迷走，每天早晚打座，洗冷水澡，接近疯狂的边缘。郭沫若本是一个性情浪漫、性欲旺盛的人，东渡日本后，才收起心，发奋用功。然而人为地压抑自己的本能，无论对心理卫生，还是对艺术创作，都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看，佐藤富子的出现对郭沫若具有枯木逢春的意义。第二，佐藤富子是东瀛女子中罕见的另类，是一位具有博爱情怀和献身精神的基督徒。据郭沫若描述，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这是诗人很到位的直觉。在日本举国上下蔑视中国人，留日学子普遍受“弱国子民／性苦闷”困扰的背景下，郭沫若能够遇上这样一个日本女子，实在难得。
一九一六年圣诞节，初尝爱果的郭沫若仿泰戈尔的《新月集》，用英文写了一首散文诗，献给自己的恋人安娜（即佐藤富子），这首诗后来翻译成中文，用作《辛夷集》的小引，全诗如下——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明如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枝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辫一辫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它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匹死而复活的小鱼儿，无疑就是郭沫若，而那位手持百合花，洒下慈爱之泪的唐装少女，当然就是安娜了。这首诗意境尽管显得单薄，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却是情意绵绵，意境优美，在郭沫若的“眼泪诗”中算得上乘之作。在诗中，眼泪不只是慈悲的修辞，而内化为具体的意象——生命的灵泉，它像一束灵光，照亮了整首诗。从这首诗里，人们亦可感受这对跨国恋人同居之初的幸福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