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这场看起来弥足珍贵的跨国恋爱刚把郭沫若从生命的荒漠中救出来，马上又把他抛人人生的泥潭中。一年后，随着新生儿的降临，后果开始显露。原来，郭沫若出国之前，已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结婚，是个有妇之夫，现在瞒着父母在异国另立家室，实属大逆不道的行为，为此受到了父母严厉的责备，并且一度断绝关系。而佐藤富子因违抗父命，擅自离家出走，与中国留学生恋爱同居，最后受到破门处分。与之同时，“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人生咒语也毫不留情地应验，在郭沫若的眼睛里，安娜眉宇间的那轮不可思议的洁光，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勃谿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此外，这个中日跨国家庭还受到另一种严峻的考验，一九一八年五月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当局签署“中日军事协约”，留日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还成立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留学生都被视为汉奸，勒令离婚，否则就以武力惩罚，郭沫若家处偏远的冈山，虽然躲过了这一劫，然而被视为“汉奸”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郭沫若当时的狼狈处境和绝望的心情，在《夜哭》、《春寒》两诗里有充分体现，《夜哭》中这样写道：有国等于零，日见于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春寒》具体地描绘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生活景像：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谈。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如此惨淡的情景，与两年前献给安娜的那首英文情诗，已有天壤之别，不免令人惊异：爱情的力量竟是如此的有限。
与此形成互动的，是耳疾对郭沫若的折磨。郭沫若到日本不久考入第一高等学校，受长兄的意志和时代潮流的左右，逆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医学。等到升人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正经八百学医时，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郭沫若小时候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高烧损害了耳膜，落下重听耳鸣的毛病，这种病对于一个学医的人很是致命，试想，一个连听诊都有困难的人，怎么给人断病治病？从事这个行当又能有多大前途？意识到这一点，郭沫若就想改习文科，却遭到老婆的激烈反对。志向远大、才富八斗的郭沫若，此时将及而立之年，却一事无成，这叫人如何忍受？正如在给胞弟信中写下的那样：“如兄之不肖，已入壮年，隔居异域，窅然索处，所志所业，尚未萌芽，日暮途遥，瞻前恐后。回首故乡，不觉怆然丧神耳。”
由此可见，当时郭沫若内心积压的郁闷已达到井喷的程度，对于郭沫若这样的诗人，在这种状态下，发而为诗，当然是泪浪滔滔了，套用一句古诗：何以解忧，唯有眼泪！
既然眼泪已经成为一根救命稻草，对它生出崇拜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诗剧《湘累》中，郭沫若自比屈原，对眼泪竭尽赞美之能事，听见水中妖精的歌声，这样咏叹：“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流吧！流吧！我生命的泉水呀！，你一流出来，好像把我全身底烈火都烧息了的一样。我感觉着我少年时分，炎天烈日之中，在长江里面游泳着一样的快活。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苏活转来了！”诗人进而这样发挥：“能够流眼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在短诗《雨后》中，郭沫若将雨后的宇宙，形容为“好像泪洗过的良心”那样寂然幽静，此时眼泪已被赋于一种道德价值，不仅超越了生理、心理的层面，也超越了修辞象征的范围。然而客观地看，眼泪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伦理价值或者美学价值，也就是说，会流泪的人不见得一定是好人，坏人同样也会流泪；能让人流泪的诗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好诗，有些艺术性不高的诗照样可以催人泪下。在诗剧《棠棣之花》（1920年）中，郭沫若甚至赋泪水以阶级属性，聂政的姐姐这样劝说胞弟：“二弟，我也不悲抑了，你也别流泪吧！我们的眼泪切莫洒向此时，你明朝途中如遇着些灾民流黎、骷髅骴骨，你请替我多多洒些雪吧！我们贫民没有金钱、粮食去救济同胞，有的只是生命和眼泪……”
然而对于郭沫若，眼泪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致宗白华的一封信中，郭沫若录了一首读《浮士德》
感想的诗，题目就叫《泪之祈祷》，此时眼泪升级到了“涅盘”的境界，具有向死而生的神奇功能，其中这样写道——狱中的葛泪卿！
狱中的玛尔瓜泪达
要你才知道我心中的凄怆，
要你才知道我心中的悔痛。
你从前流过的眼泪儿……
流罢！……流罢！……
温泉一样的眼泪呀！…
你快如庐山底瀑布一样倾泻着罢！
你快如黄河扬子江一样奔流着罢！
你快如洪水一样，海洋一样，泛滥着罢！
泪呀！……泪呀！……
玛瑙一样的……红葡萄酒一样的……泪呀！
你快把我有生以来的污秽洗净了吧！……
你快把我心坎中贯穿着的利剑荡去了，巴！…
你快把我全身中焚烧着的烈火浇熄了罢！
泪呀！……泪呀！……
请你把我溺死了罢……溺死了罢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凤凰涅盘》这首大名鼎鼎代表作，两者都表达了一种“想把一切束缚都摆脱干净”，通过死亡获得永生的强烈愿望，不同的只是一个以火，一个以水，眼泪在这里成了“涅盘”的媒介与通道，意义之大自不待言。类似的意思，在郭沫若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致成仿吾的信中也有表达：“仿吾，我读你的诗时总要流眼泪，我想你读我这两节诗，定也会要流眼泪的了。我们的眼泪异地同流，纵使世界恶浊到万分，我们同是住在‘泪的天国’里，我也不觉得寂寞……”至此，眼泪已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这恐怕是人类诗歌史上对眼泪最夸张的礼赞了。
难怪后来徐志摩不知底里，对郭沫若的《重过旧居》一诗提出质疑，并对其中的“泪浪滔滔”大加嘲讽，说“诗人的眼泪就和女人的眼泪一样不值钱”，大大地激怒了郭沫若，由此引发一场激烈的笔墨官司，徐志摩与创造社短暂的同盟关系从此宣告结束。
当眼泪的价值被无限地夸大，其虚幻性也就暴露无遗。公平地看，在审美的世界中，“催人泪下”属于低端的层次，一览无遗的号泣更是一种忌讳，在它成为发泄排毒、自我扩张的道具时，粗鄙空洞是无法避免的。这也就是郭沫若的“眼泪文学”尽管汹涌澎湃，却不能征服人的真正原因。艾青也有一句写眼泪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郭沫若众多的眼泪诗似乎比不上这一句更有力量，理由很简单：艾青笔下的眼泪，经过艺术理性的过滤变得含蓄、深沉，简洁的句子中凝聚着千钧之力，耐人寻味的是，郭沫若很快就超越了这个阶段，契机当然是接触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与阶级立场。转向后的郭沫若文学作品中眼泪急剧减少，伤感的激情被革命的理性收编，小资的泪水被无产阶级的革命烈焰吸收，到创作历史剧《屈原》的时候，俨然已是一位刀枪不入的左翼文化英雄，与《女神》时代已经判若两人。《屈原》与《湘累》
描写的是同一历史人物，两者的差异却是一目了然。《湘累》中屈原怀才不遇的自怜自恋，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在《屈原》里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嫉恶如仇、刚正不屈的精神斗士形象；一个由泪水构成的冤海恨湖，变成了风雷电激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战场，正如屈原向风雷电呼吁的那样：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
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时，泪水已被诗人彻底摒弃，洞庭湖、长江、东海这些在郭沫若早期诗篇中象征着眼泪的自然物，与眼泪完全脱离了干系，而成为革命、抗争、怒吼、奋起的象征物。
面对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令人想起一句熟悉的民间谚语：旱的时候太早，涝的时候太涝，都是天时失序的表现。流泪作为一种正常的人情表现，先是被夸张到泛滥成灾的地步，后来又被压缩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同是心理失序的表现。郭沫若从极端的小资纵情主义，一下子跳到极端的革命理想主义，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内里却有一条相连的纽带，那就是对艺术本体的漠视。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高的成就，除却其它各种原因，与他冲动的性格、缺乏深邃的理性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