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个问题，主席不是为小孟提出来的，而是为自己提出来的。看来，也还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所以，并不等小孟回答，主席便自问自答了：
“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
说到这里，主席又笑起来。那笑声里，既有一种顽强的自信与豁达，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压抑。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
毛泽东的客人
毛泽东晚年的客人不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们及其他领导同志，很少或根本不来毛泽东这里作客。谈工作，请示报告，多半不会是面谈，而是用文件、书信、电话的方式进行。只有周总理是例外，有时找毛泽东面谈工作，但这也次数甚少。
毛泽东家里的人、子女、亲属来探望他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因而，毛泽东的客厅里常常是宁静的。他那宽敞的客厅，四季是窗帘垂地，紫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极少拉开，总是拉得严严实实。
毛泽东的客人不多，但有时也来几个姑娘做客，多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舞会上认识的一些演员。这天，又是空军文工团的一名舞蹈演员来主席家这里做客了。
当然，只要主席同意见客人的时候，都是他精神不错的时候。
“很久没看你们跳舞了，你们几个跳个舞吧。”
于是，小孟、小李，还有那空政的演员商量了一阵子。跳什么呢？在那个年代里，舞蹈多半是“打打杀杀”的动作。她们知道，主席不会喜欢这样的舞蹈。她们便选择了轻快、活泼、有情趣而内容又健康的《洗衣歌》。
毛泽东看着，听着，显得特别高兴。
这时他又暂时地显出了当年的热情。
一般来说，要想来主席这里做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有一天，原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李玲师对主席说：“我妹妹想来看看您。”“她想来看我，好啊，就让她来嘛。”“您看我妹妹什么时候来呢？”
“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嘛。我这里又不是阎王殿，有什么难？”
第二天下午，小李带她的妹妹来到了主席的房间。
小姑娘怯生生地，站在主席床前，手足无措，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放着光芒。她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她早已准备好的那些话，仿佛一下子都飞走了。她把嘴张了几次，都没有说出什么来。
主席看出了小姑娘的胆怯，但这种情态，反而增加了小姑娘的可爱。主席用手招招，让她靠前来。她向床前走了几步，主席刚伸出手去与她握手，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羞涩，也许是她没明门主席的意思，小姑娘竟然向后一躲。主席笑了，马上又把手抽回来。
“小姑娘，别紧张，我哪有那么可怕。”
小李忙向主席解释：“我妹妹从外地来，没见过世面，见了生人都不敢说话，甭说见了您这样的伟人。”
“一回生，二回熟；一回怕，二回勇，多来几次就好了嘛。”毛泽东望着小姑娘说。
果然，第二次又来做客的时候，小姑娘就勇敢多了。这次小姑娘带来了萧三的信，把信转给了毛主席。
主席得知萧三的情况，马上表态，要张耀祠去办此事，给萧三问题进行复查，并指出萧三不宜回老家。
有一天，空政歌舞团的小丽又来主席这里作客了。小丽，高高的个儿，白皙的皮肤，容貌姣美。她也是主席这里的常客，主席喜欢叫她大头。
“大头，好久不来了嘛，讲讲外面的新闻。”
每次小丽来了，主席常常向她打听消息，而小丽也常常毫无顾忌地在主席这里谈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主席有时会高兴地说：“你谈的这些新闻，比报纸上的新闻听来有趣噢。”
小丽把她听来的她妹妹厂子里的故事讲给主席听。
小丽讲完了，主席问：“你妹妹在什么厂子？”
“她在象牙雕刻厂，她是搞雕刻的。”
“噢，象牙雕刻，这可是个有意思的事儿。你什么时候带你妹妹来玩，让她把雕刻用的工具也带来，给我看看。”
“我妹妹还提过好几次要来呢，我怕您不见她。她来时带工具可不行，门卫、警卫人员怎么能允许呢，以为她要行凶呢。”
没过两天，小丽就带她妹妹来见主席了。
小丽的妹妹是个大方、活泼的女孩，也许她姐姐早就叮嘱过，她见了主席，竟然一点不拘泥，不紧张。
“主席，我早就想让我姐姐带我来看您了，她就是不肯。”
“她不肯，你就自己来嘛。你有腿，拔腿就走嘛。”
“您也不认得我，我到了门口也不让进来呀！”
“你还是不会想办法噢。”
这次见面之后，小丽的妹妹也成了主席家的常客。
有一次小丽妹妹来看望主席，她向主席诉苦：“我在东北建设兵团插队四年，去年才调回来。您可不知道，为了调回北京，办户口，跑工作，借了二百多块钱的债。”
“办户口，找工作，要花钱，好不容易呢。你借的二百元债，我替你还上。”
果然，没过几天，小丽的妹妹就收到了主席的秘书给她寄的二百元钱。
小丽妹妹收到钱后，又来看望主席。
“谢谢您，钱收到了，您真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要不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还上啊。我爸爸病故，我妈妈又有病，家里确实困难。”
“有困难就直接说，这样子好，说明你跟我不讲客气。”
毛泽东的客人不多。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喜欢和这些小姑娘们来往、谈天，也许是因为，在她们身上，他看到一种青春之美，看到一种朝气，一种活力，在与她们的谈笑中，他也可以感受到一种青年人的气息，感受到红墙外面，老百姓生活的脉搏，因此，他常常请她们来做客。
最后的话
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八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九月八日晚七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测心跳，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再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情。为了不引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后看看。
七点十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
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签儿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之中，抢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主席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伟人临终前，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宁愿利用罗盘航行的孙中山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推荐中医。但是孙中山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对岸。
二十年前的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五岁的诗人海子卧轨自杀了。
他的死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愈来愈发现他在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二〇〇一年，许多青年都会背诵的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进入新世纪后，空缺多年的“人民文学奖”的诗歌奖授予两个诗人，其中一个就是海子。
现将《波光洞穿》（王锐着华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海子的介绍，摘介如下——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京沈铁路山海关至龙家营路段的铁道上，一个年轻人在徘徊。
突然，一列火车沿铁道线飞驰而来。这个青年不躲不跑，反而停下来，望着火车奔来的方向，站立着、沉思着。
原本站立在铁轨上的年轻人，突然望着锃亮的铁轨从容躺下，俯身而卧……
人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份字迹有些潦草的“遗书”以及相关证件材料，消息通过铁路部门传到北京死者单位，很快弄清了这位自杀寻死者的身份：查海生，男，二十五岁，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师。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个卧轨身亡的年轻人还有着另一个名字和另一种身份，这就是：海子，中国当代着名青年诗人。
尽管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天这个特殊时期，海子卧轨自杀的消息还是震惊了中国诗歌界。一时间，人们对他如此匆忙弃世以及采用卧轨身亡这种奇特的死法议论纷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海子都算得上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诗潮的代表诗人。在他从事写作短短不到七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二百五十多首抒情诗和七部长诗，另外出版有长诗《土地》、《海子的诗》和《海子诗全编》等，其作品分别被收入二十来部诗歌选集。但海子的大部分作品尚待整理出版。诗人骆一禾称海子是，“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诗评家谢冕认为，“他已成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
海子的诗作，曾于一九八六年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在诗人自杀辞世前一年的一九八八年又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
二十一世纪以后，海子在中国诗歌界之行情继续看好。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海子与诗人郭路生（食指）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由此可以说，海子在仅二十五岁的年龄便早早辞世，实在是中国诗歌界的一大损失。
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时，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封“遗书”。该“遗书”
内容没有公开，但据海子的好友、着名诗人西川在《死亡后记》中透露说：“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存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西川还说：“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
其实，海子一共留下六封“遗书”。而且，除带在身上被西川认为“显得相当清醒”的那封外，其他五封“遗书”内容都十分古怪。显示诗人生前确实曾陷入思维混乱状态，或者出现过因某种因素而“走火入魔”的情况。
遗书（一）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海子八九·三·二十四
遗书（二）
另外，我还提醒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幻听到心声中的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海子八九·三·二十四夜五点以下三封“遗书”分别是留给其父母和弟弟、朋友骆一禾，以及他所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领导”的。
遗书（三）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子八九·三·二十五
遗书（四）
一禾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首都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二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子八九·三
遗书（五）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心眼和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海子八九·三·三十五
一个自杀弃世者，事前留下这么多的“遗书”，而且内容如此“古怪”，这确实是少见的。其中第四封“遗书”中的“一禾兄”，是指诗人骆一禾，这既是海子生前的北大同学，也是极为亲近的诗友。其北大毕业后，比海子更幸运，分配至着名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任诗歌编辑。
海子这五封“遗书”，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两个人，尤其是指向一个名叫常远的人，这个常远何许人也？值得海子在遗书中如此攻击与诅咒！
海子“遗书”中提到的常远，其实是海子生前的朋友，供职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他与海子熟识，是因为当时中国政法大学与中央政法管理学院相邻，又同属一个系统。海子未迁到昌平的新校区时，住在城内西环里，与常远住在同一单元，他住六楼，海子在三楼。两人是经常可以在楼道里碰见的邻居。
更主要的一点是两人年岁相仿，又有相同的爱好：气功。于是如常远后来所陈述的，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经常互相借书，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
然而，海子出事后，数封“遗书”都直指常远。当时，有关方面见到海子留下的遗书只知道“海子失踪”，还没接到海子的死讯。当即找常远调查询问。常远对此不免紧张，毕竟人命关天，海子自己又门纸黑字，写得言之凿凿。常远为澄清事实，于三月二十六日连夜写了一份材料送相关部门。这其实是一份表白自己与“海子失踪”
事件无关的“紧急声明”，内容如下：
关于查海生（海子）
——致有关部门
我与查海生一直是关系比较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心地很好、无拘无束、对许多事情都满不在乎、充满浪漫气息的人，也表现出一些思想单纯、思考问题过于简单的倾向。这是他所留给我的总的印象。
海子住在西环里时，因为我们属同一单元，他在三楼，我在六楼，加之都较早地参与研究法治系统工程，以及对宗教（他非常崇拜西藏文化）和气功的兴趣，所以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经常互相借书、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自从他搬到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以后，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除了有一次他请我帮他到我院计算机房打印几首他的诗作，及在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兰屋”喝过几次饮料外（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孙理波都在场），我与他的交流形式几乎都是在马路上偶然碰面聊聊。
这次大家告诉我海子出了事情、失了踪，并留下奇怪的“遗书”，说我用特异功能给他造成各种幻觉来暗害他，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