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几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从未闹过任何别扭，没吵过一次嘴，关系一直很好（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的孙理波、姚新华、胡希平以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韩荣贵等都可以证明；他们也是海子的好友），而他，却突然间视友为敌了！真令人无法相信！
我最后一次碰到海子，大约是今年开学不久，他神采飞扬地说，他又去了一次西藏，“偷”回来了一尊练功用的佛像，还有其他一些“好东西”，并在西藏的山上修炼了密宗静坐，把钱花了个精光，现在“穷极了”，临时到商店买个东西都没钱（我记不得是要买什么了），我当时还“赞助”给了他五元或十元。
再往前的会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家属区食堂附近碰到他，当时我骑车子还带了他一段，他又与我说起密宗和气功来，我建议他发挥“内行”的想象力，写一部关于气功的科幻电影剧本，他说自己写不了。我盼望有关方面务必努力尽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够把这件事彻底澄清；否则，将给我徒添数不清的麻烦。以前，在从事有关工作期间，我曾遇到与出在海子身上的这件怪事类似的两件事：一是贵州的一位科研人员一直在说他受到台湾特务用特异功能武器的攻击，给他造成种种幻觉，还对他发出指令，令他无法忍受和生存。此案材料，几年前曾转到我手里，我整理后交给了国家××部×局主管特异功能事务的××局长或×××处长了。二是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的吕铁钢先生（精通藏语，翻译出版了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他一直说自己在练西藏密宗气功时有“魔”在折磨他，使他无法活下去，让我为他“驱魔”。此事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老师（他是西藏佛教密宗“噶举派”，即“白教”贡噶体系的正宗传人之一）和邰雁虹老师（罗振洲夫人）知道。在此，顺便提及以上二事，供有关部门参考。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晚
随着海子已卧轨自杀，并证实其“遗书”所说不确后，常远先生在海子之死上所背负的“恶名”、“罪名”才终于烟消云散。
不过，人们要关心的是，像海子这样出身于名校，且天赋甚高、出名很早的诗歌天才，何以在二十多岁年纪就毅然决然走上不归之路呢！
海子，原名查海生，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生于安徽怀宁县离城不远的高河镇查湾村。十五岁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海子一直生活在农村。
海子自小天资聪颖，性情孤僻、敏感，但他又是个孩子王，原因是他喜欢读书，且博闻强记，天生具备讲故事的才能。家境较优裕，让他能读到一些其他农村孩子读不到的书，从小学时代起，海子常给伙伴们讲《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故事，让周围伙伴经常听得如痴似醉。少年时代的海子还有一种天赋，就是记忆力惊人，能做到过目不忘。一九六九年，海子五岁，父亲领着他参加了当地的背诵“语录”
比赛。海子一口气背诵了四十八条“毛主席语录”，且无一字一句漏误，获得第一名，海子“神童”的称号自此声名远扬。
一九七九年，十五岁的海子，以当地文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北大法律系。
海子入北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那段时光，正如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噩梦中解脱出来，开始全面改革开放，而且是正逢思想解放浪潮方兴未艾、风起云涌之际。
海子很快就如鱼得水，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尤其是诗歌创作上的天赋，不久，他就成为当时的“北大三大诗人”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西川和骆一禾。
海子上大学时年龄偏小，又来自安徽农村，在人才济济、精英云集的北大校园里，确实有点貌不惊人。
不过，就是这个不起眼像“潘冬子”一样的海子，很快让同学别眼相看，一是他很快显露出来的诗才，二是他对哲学的入迷和钻研，海子学的是法学，但他喜欢的是文学和哲学。据说，有一次同学间闲聊的时候，谈起哲学，海子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到后尼采、后萨特，不仅侃侃而谈，而且将这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逐个褒贬了一遍，俨然一个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的气派。可见海子当年在哲学上的功夫的确了得。
大概到大学二三年级时，也就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那段时间，海了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生涯。
几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大学毕业的海子，面临着人生的又一个“拐点”。从后来的事实发展来看，这一次的“拐点”对海子的悲剧性结局带有决定性意义，显然是负面因素居多。
毕业分配是一件大事、难事。海子想当诗人，做职业作家，或者干点编辑之类。但均非对口专业，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分配就业原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海子当时的家境，已不能像现今一些人的选择一样，可以从容，而且衣食无忧地不要职业，作一个自由职业者或是自由撰稿人。
毕业后，海子被分配去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按现在有些人的择业标准，去中国政法大学这样名声响亮且有背景的大学任教，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甚至是有些可望不可及的好去处。但一心想做诗人的海子可不这样想。况且，分到政法大学后，他所在的教研室是哲学教研室而非法学教研室，他所教的课程是《自然辩证法》。与当年在北大所学专业相去甚远。
在此情况下，诗人海子与环境的不协调显而易见。而另一种与环境的明显不协调表现在不久之后，海子随校迁往坐落在北京郊外昌平的新校区之后。中国政法大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昌平建起新校区，主要教学部分亦迁至新校区，海子与大多数教职员随往，生活在昌平新校区。当年的昌平，交通不便，生活单调，远离诗友，远离首都文化圈子且毫无都市文化气息。作为一个有浪漫才情的诗人，其寂寞与苦闷可想而知。
可见海子到昌平中国政法大学任职后，在生存和生活环境方面是双重的不协调。这种环境及状况下，心境及创作肯定不会好，这对他的事业和人生影响匪浅。
在如此心境下，海子作为教师的授课情形，恐怕难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概括起来说，应当是个不大称职的大学教师。知情者都说，海子的教学是不拘俗套、天马行空式的随意发挥，甚至充满了诗歌的想象。据说，他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举例说：
“你满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
此时的海子，在文坛内外都有了些名气，听他课的学生们知道他是个颇有点名气的青年诗人，会写诗。于是就有好事者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十分钟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海子果然如此实行之。同学们对他的诗作反映如何且不说，但校系领导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中国政法领域的最权威学府，首要目标是让学生接受一流的政法专业和基础课程方面的教育。文学与诗歌对法学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海子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这类行为不受校方批评便算是宽容的了。
一九八九年，海子在老家过寒假，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寒假。在老家时，他曾给自己所在的哲学教研室某主任写过一封信，希望请半年病假，说是养病调理身体，其实可能还是想集中时间精力，弄自己那许多未完的诗稿。当然按当时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形，可能极难获准。但是后来在未获校方答复之前，他又改变主意，按时返校。为此，他又特地给这位主任以书面形式作了一个“说明”。这也是海子捉摸不定的行事风格之一。他特别在这份文字中，向当事领导作出一种姿态：我今年要安心上课，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
这在海子是很难得的举动，不过，这显然也非真心话。这其实反映出他的内心矛盾，即内心真实思想与实际行为的矛盾。这是在现实无奈境况下所造成的人格的某种分裂现象，并不表明他真正向现实处境低头。
按海子的气质和本性，他是不会低头的，也不可能退让。而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面对生活、现实，他不低头，不退让，所以只能选择另一条路。
越是成年或者“成名”之后，内向、个人封闭型的性格特征就越明显。
尤其是去中国政法大学就职后，由于性格内向，海子与周围同事格格不入，接触甚少。
这种缺乏交往、缺少友谊的状态，自然对海子的情绪和心态影响很大，但海子自己似乎不想改变它。
自闭而甘守孤独的海子，还是深具诗人的习性，那就是如古代诗人那样，周游天下，逛名山大川，在欣赏秀色美景的同时，陶冶心性，获取灵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海子几乎每年暑假都外出旅游，而且他去的地方主要是广阔、相对落后封闭，却又充满神奇色彩的西部地域。
旅途的经历和感受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和出现在他的诗作中。海子既品尝了旅游之乐，也开阔了其创作视野和题材，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和激情。据认为，海子至死也未完成鼎力之作长诗《太阳》，既有古代埃及人、波斯人“太阳崇拜”的影响，其中也有海子在西部旅行时所见迷人的西部阳光，尤其是西藏高原亮丽阳光的某些诱惑和启示。
海子作为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又是成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文学热”、“诗歌热”尚未降温，作家诗人无论整体形象还是社会地位在公众视野中尚有好评的时期，其身边应当说不乏崇拜者、追求者。然而，海子从成年到成名直到走向死亡，在爱情经历上却是个失败者。他一生经历的几次自己比较心仪的爱情，都是有始无终，只开花不结果。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海子自杀原因的探讨中，爱情的不成功，从而遭受的心理上失恋的打击，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海子先后爱过四个女性，被诗坛称为“四姐妹”。海子自己曾经专门写过一首名为《四姐妹》的爱情诗，将这四个女性诗化的同时，也记录了他此生四段虽刻骨铭心却以痛苦失恋收场的爱情历程。诗中写道：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四姐妹”的头一个是B。海子与B的恋情之开始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B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一九八三级学生，来自呼和浩特。他们的恋爱经过也颇有传奇色彩，坊间说法是，有一次在课堂上，海子朗诵诗作后，突然心血来潮，向众学生发问道：“你们喜欢哪位诗人？”同学们七嘴八舌地报上自己喜欢的诗人：徐志摩、泰戈尔、聂鲁达……轮到B了，她站起来迎着海子询问中带着期待的目光，缓缓却是口气坚定地道：“我喜欢海子的诗。”教室里先是寂静，继而一片哗然。
这女生的举动和回答很出海子的意外，也颇让其感动。自此，B进入了诗人海子的生活和内心，也进入了海子的诗作中。B是海子的初恋女友，也是海子终生难以忘却的恋人。据说，进入恋爱状态的海子，那段时间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由自闭孤独，沉默寡言，变得开朗活跃，心情颇好。
不过，B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远走深圳。西川说：“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另有文章披露，分手原因，据海子父亲说是：“女孩子的娘、老子嫌我们家里穷。”
不管什么原因，让这段恋情终结，对年轻的海子其精神和心灵的打击可谓空前。在此打击下，他差点崩溃。不仅大量喝酒，而且想到了死。海子自己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的日记中写道：“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尤其是前一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
海子的第二个恋人暂称为S，此是昌平县的一位女孩，与海子的结识是海子失恋之后几个月的事，也带点情节性。当时，海子给昌平县文化馆承办的文化艺术节投去了一首诗，这是海子很偶然的举动，而S恰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S，这位“长发飘舞的姑娘”，就此走进了海子的精神天地。
不过，这次短暂的恋情（仅几个月）也以苦涩而宣告终结。按海子好友西川的说法是：“他在昌平曾经有一位女友，就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只想恋爱，不想结婚，怕难有女孩愿意。”海子的第三段恋情的对象是四川达县的女孩A，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她也是海子诗歌的爱好者。一九八七年，海子西部旅行时，绕道四川成都、九寨沟、达县、万县，然后乘船下三峡，抵安庆，回家。海子这一奇怪的行程安排，有人猜测，除了拜访几位四川诗人外，可能还包含与她见面的目的。这段恋情也无疾而终，原因不详。接下来，与海子的生命及诗歌结缘的第四位女性，其身份变得更加暖昧而神秘。这位女性就是海子诗作《日记》里的那个“姐姐”。
据说，“姐姐”是一位步人中年、有着良好的艺术鉴赏力的已婚妇女。她欣赏海子的诗才，而海子竞在精神上对年长他许多的这位“姐姐”具有最强的依赖性。这段有些令人奇怪的恋情自然不会有结果，由于现实的婚娴（也许还有年龄）障碍，他们根本无法结合。
一九八九年元旦过后，北京下了一场冬雪。这年寒假，海子又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带给他的更是失落和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
“海子之死”作为一个事件，也还是需要一个“导火索”。西川说：“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
西川提到的“导火索”是：“在自杀前的某一天，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
这个初恋女朋友就是前文所述的B。
此时B已安家深圳，且即将移民海外。三月上旬，B回北京办事，她专门看望了海子。同时也告诉他，自己和丈夫即将移居美国这个消息。这无疑更触动或者说增添了海子心灵的伤痛。
大概恋及当年那段已成记忆，但在心中却美好难忘的旧情，诗人气质的海子见面之后，既有几许伤感，又显得有点激动，甚至有萌发旧情、重温旧梦的冲动。但此时已觉物是人非，且即将成为美籍华人的B，面对如今已觉落拓，仍生活在幻想或内心世界的海子，却显得很冷淡。在她来说，整个会面只是礼节性、问候式的。这让海子既失望，又很伤心。
几天后即三月十七日，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同事们聚餐。海子显然没从那种灰暗心境中解脱出来，他心情抑郁，借酒浇愁，喝着喝着，不知不觉喝醉了。醉酒状态下，他对同事讲了当年与B的往事，其中有些涉及两人之间的隐私。次日，酒醒过来，海子恍惚间觉得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就向同事们一再询问：昨天是否讲了关于B的什么不妥的话？同事们都安慰他，说没有。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对不起B的话，他深觉不安且极度自责，不能原谅自己。这时，他又想到了死。
隔了一天或是大约两天之后，海子的朋友苇岸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只见海子一脸憔悴站在门前，对他说道：
“我差点死了！”显然，海子已经再次起了自杀的念头。
之后，就是本文开头那惨烈而又带些悲壮意味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