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后，校方用电报通知了他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
几天后，痛不欲生的父母将他的骨灰盒从北京带回查湾村。
海子的死是二十世纪末中国诗坛最令人震惊的悲剧性事件，而且，它也成一个标志性事件，促成诗坛和文坛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当代青年诗人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的关注。
海子的卧轨自杀，在中国诗坛以及当代青年群体中引起的震动非同一般。
海子自杀影响最深的，还是那批与海子差不多同龄，或是后起的青年诗人。他们受海子自杀的影响，或者是一种文化层面，以致心灵方面的暗示，短短几年间一个接一个地先后自杀身亡，引起文坛、诗坛震惊。比较有影响的是笔名为“戈麦”
的青年诗人褚福军，于一九九一年投水自杀。不久之后，也是出自北大的青年诗人（哲学系研究生）罗声远，更是效仿海子的“自杀模式”，在湖南长沙卧轨身亡。最典型的，是浙江一位青年诗人，自杀之前专门往安徽安庆查湾海子家乡，在海子坟前祭奠过海子之后，再实施其自杀行为。至今已有不少于十四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
海子的自杀在中国诗坛内外引起的反响巨大而持久。一九八九年四月，北大燕园内举办了海子的诗歌座谈会，中国文学界最高理论批评刊物《文学评论》也同时发表了题为《诗人之死》的专论，引起广泛关注。
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北京的诗人每到三月二十六日都聚会于海子母校北京大学，举行名为“未名湖诗歌节”的大型诗歌朗诵活动，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这一纯粹民间而且自发的纪念活动，持续了很多年。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杨尚昆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张培森整理
杨尚昆和张闻天有着近四十年的友谊。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杨尚昆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在座的还有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这次谈话涉及到中共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最近，参加这次谈话的张培森根据当时的录音记录稿，整理成《杨尚昆一九八六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一文，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现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张闻天）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一九三九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一九四〇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一九四三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已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
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
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啊。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啊？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
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
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
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门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
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