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什么是“人民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强调：“人民的真理就是东正教思想。”“绝大多数俄国人信奉东正教，完全以东正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生活的基础，尽管他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个思想。就实质而言，俄国人民除了这个思想，别无其他，他们的一切都源自这个思想。”“人民的真理”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基督式的爱”和“全世界以基督的名义联合起来”。作家断言，西欧的天主教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抛弃了基督的思想，企图以“血与剑”统治世界，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民保留了正宗的基督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心里都怀着基督的形象，“基督是俄国人唯一的爱”，“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基督”，“基督是道德的典范和理想”。关于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一句非常着名的话：“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真理确实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作家接连用了六个“最”字，而且声明假如真理与基督之间有差异，那他宁愿选择基督，由此可见他对基督的爱有多深，对基督的信仰有多坚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这种“基督式的爱”几乎都通过艺术形象有所表现，但体现得最充分最集中的当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训诫”一章。根据佐西马长老的说教，“基督式的爱”就是爱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一切，爱整个世界，爱一切人；要相信灵魂的永生；爱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用爱可以改造自己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了实现这种普遍的爱，实现人类的大团结，人在精神上要自我完善，要从爱出发，为别人的罪过承担责任，在痛苦中分清善恶，遏制骄傲情绪，尽量做大众的仆人，在精神上平等待人。作家明确表示，佐西马长老的观点是他同意的，只是他的表述方式不会与作为艺术形象的佐西马长老一样而已。在去世前不久，他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的演说中深刻而有力地表达了他对世界人民大联合的热烈向往。而他在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期《作家日记》中强调指出：“俄罗斯人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不是机械的形式，俄罗斯人们相信，最终只有依靠以基督的名义实行的大联合才能拯救世界。这就是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这番话不仅是他的坚定信念和理想，也可以看作他的最后遗言。
五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向，无论在作家生前死后，始终存在不同看法。革命民主主义阵营认为这是倒退，是反动，是叛变。到了苏联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上一直戴着“反动作家”的帽子，他的不少作品，如充分体现作家后期思想的《地下室手记》、《群魔》
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一度被禁止出版，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戏剧也不准演出。但是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不仅仅只有严厉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革命派，还有不少支持并称赞他的大作家和着名思想家。我们不妨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开阔我们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真正的走近这位伟大的作家，认清这位作家长期来相当部分被屏蔽的真实面貌。
着名哲学家，也是作家的忘年交索洛维约夫说：“只要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尚在继续，恶就无可避免。与恶斗争有两种权力：世俗的与精神的。世俗的权力以恶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只能维护外在的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的权力……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且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总是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国家元首身上。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在每个时代总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比任何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更自觉地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更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对俄国人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的精神领袖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另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布尔加科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列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最伟大的作家和最伟大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长篇小说，比哲学教授们以及数十部哲学着作包含更多真正的哲理。”
梅列什科夫斯基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天才”，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他还说过这样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亲切，更贴近我们。他生活在我们中间，生活在我们忧郁、冷漠的城市里；他没有害怕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它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回避我们的苦难以及时代的不良风气。他对我们的爱很朴实，像一个朋友，平等相待，不像屠格涅夫处在富有诗意的远方，也不像托尔斯泰带着说教者的傲慢。他以自己的全部思想、承受的全部苦难证明是属于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要比与我们共同生活、被我们所爱的人更贴近我们，要比亲人和朋友更亲近。”
列夫·托尔斯泰获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噩耗后，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了自己的感受：“我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也从来没有跟他有过直接的交往，现在他去世了，我突然明白，他是我最最亲近、最最宝贵、最最需要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与他一比高下，从来没有……我把他视为自己的朋友，从来没有过其他的想法，就像一直认为我们会见面的那样……突然在午餐时读到讣告：他去世了。我依靠的一根支柱坍塌了。我茫然若失，过后才明白他对我是多么亲切。我哭了，现在还在哭。”
如果我们回顾十九世纪俄罗斯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连锁式现象：不少着名的作家和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有转向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这个连锁现象中比较突出的一环。果戈理创作了不朽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成为俄罗斯文坛的盟主和“自然派”的首领。接着却遇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出版了作者称之为“转折性”的《与友人书简选》，被别林斯基斥之为“叛卖行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生剧变，从贵族地主立场转向农民立场，提倡“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凄风苦雨中从家中出走，他随身携带的唯一文稿就是系统批判社会主义的《论社会主义》，因此被革命领袖骂作“傻头傻脑的地主”。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最后转向宗教，也被革命者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稍加分析便可知道，这实际上涉及俄国前进的道路问题：究竟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还是走非暴力的改良道路？
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二十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不难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甚至带有预言的性质。当年俄国革命者为了实现暴力革命的理论，用人类、历史、阶级和人民的名义播种仇恨，使大量的无辜惨遭杀害。那个号称“各族人民的父亲和领袖”的人不是说过：“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只是个数字！”据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反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透露，苏联时期由于政治原因被杀或死于监狱和集中营的人数约两千万至两千五百万，加上饿死的一千多万，总数超过三千万，成了俄罗斯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他们不仅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或“假想敌”，而且用虚假的意识形态替代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从而扼杀了人民的精神，扭曲了人民的品格，使人民生活在谎言、偏见和无知中，培养了一大批狂热的暴众和庸众，让背叛、告密、迫害等等恶行败德在社会上滋长蔓延。人不再是具体的、一个个具有个性的人，变成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牺牲品。当然，俄罗斯毕竟是伟大的国家，俄罗斯人民毕竟是孕育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些大作家大思想家的伟大的人民，经过七十多年的折腾之后，终于告别了那个体制。对比二十世纪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第二次基本上没有流血，也没有报复行为，说明时代在前进，人民学聪明了。俄罗斯社会的演变几乎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作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和注解，让我们对他的转向有了新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愧为预言家，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考验，不仅成了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珍贵遗产，为了凭吊的重读
李建军
山城重庆，我去过好几次。最早的一次，是一九八七年的秋天。那时，我懵懵懂懂地乱撞，在阴沉沉的雨天里，先是去了“红岩”，然后去了“渣滓洞”，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应该去的地方——沙坪坝公同里的“红卫兵公墓”。许多年后，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所在，却既想去，又害怕去——我害怕看到那样的场景，怕它会激活我童年时代的“文革”记忆，会让我回忆起陕北的“一一九”组织对无辜者的野蛮杀戮。
二〇〇八年夏，因为开会，我又来到了重庆。这次，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凭吊那些年轻的冤魂。在那场灾难过去四十多年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再畏怯，再回避，再延宕。
“红卫兵公墓”位于公园的西南角。
重庆红卫兵公墓高高的铁门，锈迹斑斑，紧紧地锁着，给人一种试图掩藏的诡秘。虽然，“禁止”之类的字样赫然在目，但我们一行四人，还是艰难地翻门而入。
公墓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满目凄凉。一个个墓碑，仿佛巨大的幽灵，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冷酷神情，站立在那里，鬼气森森，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与不可理喻的浅薄。很多墓碑上都刻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疯狂的誓言和漂亮的谎言，用的也大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粗硬的字体。贴近了细看，许多死难者的生卒年月，便隐然可辨——几乎全是些将成年未成年的孩子！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了三十年前曾引起过轰动的短篇小说《枫》。回到北京后，我从一堆旧书里，翻检出了这篇小说，细细地重读了一遍，算是对那些年轻的牺牲者的薄奠——我知道，这样的祭奠，实在太不成样子，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枫》是不多见的几篇叙写“文革”中被蒙骗的中学生相互仇杀的小说作品之一。它的叙事内容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它所反映的是当时普遍发生的事情。作者在与施叔青对话的时候，这样说：“母校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诞生地，偌大的校园再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文革’
一来，北京城天翻地覆，每十步即有流血，每条胡同都有杀戮，我因和‘红卫兵齐向东战斗组’作对，被毒打整整一个上午。
班主任跳了烟囱，体育老师跳楼，同班女生服毒自杀，在太平房辗转一星期之久才终于死去。”（施叔青：《文坛反思与前瞻》）虽然这类悲惨的事情全国各地都曾发生过，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以“文革”期间中学生武斗为题材的小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