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九六七年十月，在江青等人的直接鼓动下，全国的红卫兵组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两个相爱的年轻人李红钢（原名李黔刚）和卢丹枫，分别属于两个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在仇恨和敌意的土壤里，爱情的种子即便发芽、开花，也注定是要凋谢和毁灭的。最后，卢丹枫在战斗失败的时候，终于跳楼自杀，而李红钢也被当做把卢丹枫“扔下五楼摔死”的“武斗元凶”执行死刑。
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作者表现出了化繁为简的叙事能力。小说一开始，他就用了不长的篇幅，将武斗冲突的性质、起囚和形势交待得清清楚楚：
一九六七年十月，地区的两派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状态。代表们正在中央办的学习班谈判，讨价还价。而在下面，双方正紧张地调兵遣将，准备抢占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要地，造成既成事实，以取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不久，造总兵团这一派的外围三县先后失守，井冈山这一派则已集结八县兵力，兵临城下。在这严重的情势下，北京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首长表示对我们两派的情况十分关切，并分别向双方旗帜鲜明地表了态：“造反有理！你们是左派，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并重申了江青“九·五讲话”
文攻武卫的原则：“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谁要对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根据北京来电，两派都编印了江青自七月底以来几次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摘录，广为散发，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大家决定，丢掉幻想，实行文攻武卫。
可以看出，这不是一种自发的、偶发性的群殴，而是一场由北京的“中央文革首长”江青等人直接指挥的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所以，从性质上看，这是由极少数心怀叵测的政客挑动和组织的严重的流血事件，是一次充满疯狂的政治图谋的人道主义灾难。
从小说的叙述话语中，我们可以得知，每一派别的红卫兵组织都声称自己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都坚持认为唯有自己是正确的，都把对方当做“敌人”和“反革命”。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和不同。他们之所以彼此敌对，是因为“革命”不能没有敌人，“政治”不能没有对手，是因为只有通过对抗的行为，通过贬低、否定甚至消灭对方，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才能显示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对“革命”的热情。
这场可怕的武装冲突，在描写卢丹枫跳楼自杀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叙事效果：
忽然，从楼角里慢悠悠地站起一个人，右手高举着两颗手榴弹，东摇西晃地向我们走来。——啊，拼命的来了！
这个意外的情况把人吓慌了，大家不约而同，刷地卧倒一片。李红钢最先清醒过来，他跳起来把枪一举，厉声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开枪了！”
那站住了，高擎着手榴弹的右手也慢慢垂下来。她把头上的钢盔摘下来，随手一扔。——啊，那齐耳根的短发，那男孩子般的短发在晚风中微微拂动……“丹枫！……”李红钢耳语般地惊呼一声，木雕泥塑似地呆住了。
丹枫没有回答，她把弹环从小指上褪下来，手一松，手榴弹掉在脚边。她缓缓走到李红钢面前，恨恨地责问道：
“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双手沾满井冈山人的鲜血——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她猛然双手抱头，踉跄着向后倒去。李红钢一步抢上前，拦腰抱住了她。
“丹枫！丹枫！你醒醒，你醒醒！”
李红钢在她耳边焦急地呼喊着。
“黔刚，你还记得我？”丹枫渐渐苏醒过来，她疲倦地拢了拢凌乱的散发，微微苦笑道：“咱们这么见最后一面，也是当初所想不到的吧！”
泪水浮上了她的眸子：“要是我能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那该多好啊！”她一把揪住李红钢的胸襟，热切地说：“黔刚，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你快点调转枪口吧，黔刚！”
李红钢忍住泪水，背过了脸：
“不！……你，你……投降吧！”
丹枫愤然一挣，一把推开李红钢。
她后退了几步，整了整血迹斑斑的褪了色的旧军衣，轻蔑地冷笑道：
“至死不做叛徒！——胆小鬼，开枪吧！”
李红钢——我们青年近卫师前卫团长，这个在枪林弹雨中腰都不猫的人，此时竞全身哆嗉开了。
“没有一滴热血！”丹枫感叹一声，扭身向楼边走去…
“丹枫！丹枫！！丹枫！！！”李红钢短促而惊恐地高叫着，手里的枪在剧烈地抖动。然而丹枫没有听见，李红钢的呼唤淹没在她那广播员的高昂的口号声中：“井冈山人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
在这最后的高呼中，丹枫跃出了最后的一步……一片死寂。楼下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像是一麻袋粮食摔到地上。
“啊——”李红钢歇斯底里的嚎叫着，把整整一梭子子弹射入晚霞绚丽的暮空。
大家一起扑上去，七手八脚卸了他的枪，把他按倒在地……
……不知是哪个好心的人已经把她的身体顺直了，衣襟也拉好了。她躺着，静静地躺在一层战火摧落的枫叶上。晚风徐来，刮落几片如丹秋枫，飘洒在她青春饱满的脸上，飘洒在她没有血色的脸旁。我这时才记起她托我捎给李红钢的信和枫叶，连忙从怀里掏出来。信还基本完整，枫叶却早已揉得不成形了。我抬起头，想摘两片代替，但摘下许多，竞都不是并蒂的。我惊异了，仔细看了好久，才发现只有每根枝梢上的两片枫叶才是并蒂的。
卢丹枫死了，李红钢也死了。无情时代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里的所谓“爱情”，具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简单而苍白的性质，在极端紧张、恐怖的战争状态下，它甚至显得有些虚幻和飘渺，而小说通过对枫树的反复描写所渲染出来的浪漫情调，与其说是合乎情理的情节事实，不如说是更多表达的是作者对人物的充满善念的祝福感。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很难的。事实上，经历过“文革”，不仅写诗很难，写小说也不易。这是因为，“文革”不仅具有很强的反抒情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反叙事性或者不可讲述性。说它具有反抒情，这不难理解，因为，除了敌意、仇恨、屈辱，“文革”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诗意的东西。那么，说它具有反叙事性，是何缘故呢？这是因为，几乎所有“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相似性的，都是按照同一个指令行动，按照同一种方式开始，按照同一种方式结束——就仿佛从同一个模子复制出来的一样。小说叙事需要有个性和独特性的主人公——他必须有自己的气质，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否则，任何小说家都无法创造出有生命的人物形象。然而，“文革”时代却是一个典型的反个性化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无个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人有着一样的公共性格，讲着一样的公共话语，呈现出一样的公共气质。而死气沉沉、刻板划一“公共化”乃是小说叙事最大的障碍，如此一来，关于“文革”的叙事，也许只能停留在所谓的“伤痕文学”的粗浅的水平上。作者在谈自己写《枫》的体会的时候说：“时代告诉了我写什么，但却没告诉我怎样写。‘四人帮’搞乱了全部文艺理论。我没存什么创作经验，也不懂文艺理论，但我总觉得要写点真的，要继承源于《诗经》的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谈谈我的习作（枫）》）事实上，“怎样写”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容易和简单，因为，它面对的不仅仅是写作方式方面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叙事难度太大，所以，他早期的包括《枫》在内的写作，才像施叔青指出的那样，“跳不出‘主题先行’的框框”（施叔青：《文坛反思与前瞻》），也正像郑义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枫》还有许多缺陷，如人物个性化还嫌不够”。
虽然，“文革”给小说叙事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这并不等于说关于“文革”的初始阶段的叙事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这些直面鲜血的叙事，不仅给未来的“文革”叙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它还将人们的思想引向更为深远的意义世界，启发人们思考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公墓”能够启示未来的人们如何更理性、更正常地生活一样。
重读《枫》，我杞人忧天地想到了“战争”与“和平”、“威胁”与“安全”这类玄远的问题，也对用暴力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相信，任何一个从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公墓”出来人，任何一个读过《枫》的人，都不再会轻松随便地接受暴力主义的价值观。
然而，暴力总是被当做美好的事情来赞美，总是被有的人当做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例如，在法国的乔治·索雷尔先生看来，这世界上就存在着特殊性质的暴力行为，“它们是纯粹和简单的战争行为；它们具有军事斗争的价值，能激化阶级对立。它们能实现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却不会产生仇恨和报复的精神”（乔治·索雷尔：《论暴力》）。这个浪漫而不负责任的暴力拜物教分子，在他那本声名狼藉的着作的最后部分，竟然赋予了暴力这样的神奇力量：“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摧毁冥顽不灵的敌人而发动的战争，不会带有任何的伪善，它一定能扫荡一切让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声名狼藉的仇恨。这样，为暴力进行辩护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乔治·索雷尔：《论暴力》）索雷尔先生似乎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有助于达到“摧毁敌人”的目的，“暴力”也仍然是一种可怕的人道灾难，也是一种不幸的事情。
这种“推崇冷酷和鄙视仁爱”的说教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正像朱利安·班达所批评的那样：“冷酷成了今天广大思想青年崇敬的对象，而一切形式的人类之爱却成了笑料。这种现象再平常不过了。这些年轻人崇敬的只是力量宗教，从不考虑什么痛苦的呻吟，他们宣扬战争和奴役的必然，一旦有人受到这些观点的伤害，也不鄙视，而是去改变他们。”（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班达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免除世俗义务、专心保持非实践价值的阶级”（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所以，他把那种放弃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转而沉迷于功利主义“政治激情”的行为，当做“知识分子的背叛”。
汉娜·阿伦特在谈到那些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人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们被愚弄了，不是因为丹东和维尼奥、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话仍然回荡在他们耳边，他们是被历史愚弄了，变成了历史的傻瓜。”（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历史的傻瓜”？我不忍这样说。
即使他们真的“被历史愚弄了”，我也不忍这样说。
我宁愿说他们是——牺牲者。
在一个不得不付出代价的时代，他们是替我们而死的献身者。
他们以自己的死，显示了谎言的虚妄和罪恶的可怕，——他们的死，使弥天的谎言不攻自破，使巨大的罪恶无所遁形。
他们以自己的死，丈量了地狱与人间的距离，画出了毁灭与希望的边界。
而我之所以重读这类饱含着眼泪和鲜血的作品，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那些牺牲者的纪念，甚至，感恩。
2009年春，北京
周恩来手抄的一首歌词
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记忆：一九七O年夏天的一天，他按照每天的工作程序到周总理办公室整理文件。在整理时，发现一张四十二开的纸，周总理在上面抄了一首歌词，题目是“不公与不干”。这四句喝词是这样的：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暖和麦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从这四句唱词来看，管理并主持着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似乎处在左右为难的状况。抄写这几句唱词是他排解自己心中的一种郁闷，一种无奈的心情。纪东说，当时他看到这几句唱词，心里很难过，心情也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