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
胡平
当今商海里屡见不鲜：朋友们为发财走到一起，又囚发了财而闹得鸡飞狗跳，割袍断交。有几分相似的是，因为农民问题都是各自关注的大问题，才有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而在这番“合作”触礁沉没的海面上，却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成了最大的一块暗礁——湖南农民运动，是南方诸省中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唐生智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攻占长沙，从七月下旬开始到九月上旬，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迅猛达到四十余万人。同年十二月一日，召开了全省农协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员人数又增至一百三十六万人，遍布全省七十九个县市。这时，在不少乡村与县镇，原有的政权已是一派股栗觳觫，农协获得了实际的权力。到次年二月间，突破了两百万，至五月，更达到了四百五十余万人，加上直接领导的农民有两千万人以上。当时，湖南至少有一半人口走在了革命大道上。
上朔湘军，这是一支两手皆硬的队伍，一手能打仗，一手能刮钱。太平军被镇压后，湘军的大小将领回到乡里，动辄买田千顷，置宅值十万余金。就是一名兵丁，一下买上几十亩田，也是常事。有万贯家财需要保护，再有湘人尚武的传统，地主们纷纷张罗起来的武装民团，便多得像立冬后家家户户房梁上挂起来的熏肉。北伐军打进湖南后，风助火势，风亦仗火势，民团的武器多收缴到了农协手里，仅梭镖队，全省便有十万支以上。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有别于他省的一个重要特点。
各地农协积极支持北伐军，成立运输队、铁路破坏队、侦察队、向导队、慰劳队……真可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此，蒋介石、唐生智皆有相当好感，下属部队也有不错评价。也属唐生智指挥的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就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唯以此次经过情形而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7月30日）北伐军往湖北进发后，湖南农运的汹涌之势，外泄无着后，转为了内倾，由打军阀进入反封建。于是，湖南农运过激之说，便成了长沙城里街谈巷议中渐渐聚嚣起来的蚊阵，武汉乌云压城时，龟蛇两山水面上那飕飕窜出来透气的鱼儿……
最有声色的一幕，是打“土豪劣绅”。
根据其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即吃大户）、强迫劳动、审问、戴高帽子游乡、打屁股、送入县监狱、驱逐、没收、枪毙等办法惩治。按现代法典看来，其中多有不入流的事儿——诸如“大示威”：一万五千个农民，向六个劣绅问罪，在他们家里大吃大喝了四天，共宰猪一百三十余头；“戴高帽子游乡”：帽子上写上土豪某某，劣绅某某，用绳子牵着一串，前后簇拥一大群农民，或敲打铜锣，或手扬各色彩旗，一一走墟过乡，好似来了个杂耍班子。
清代考据学后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写有《汉书注》并在长沙办了一家书院的王先谦，也被打了屁股后送去游乡；再有“审问”：多由群众大会进行，何谓“土豪”，何谓“劣绅”，却没有个明确的标准，不像地主，可以用占有多少亩土地以上、本人是否参加劳动为标准。在大会上，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无人加以反对。而这番信誓旦旦的指认，有可能真是杨门劳与喜儿式的仇天恨海；亦有可能不过缘自两者间曾为租债问题发生推搡，一方扭伤了，另一方在此变成了“土豪”。或者，只是两个婆娘间曾经口角，一方对骂缺乏操练，显然力不从心，另一方却舌动宛若游蛇，骂起来也阴毒，一竿子下去便扯上了对方的祖宗。当时前者的老公似乎无动于衷，岂料后者的老公在此终成“劣绅”……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
仿佛斗争方式越是具有闹剧性，便越是具有鼓动性。
仿佛惩罚的方法，如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中国民会议审判贵族，愈是激烈，就愈是容易获得通过。
而这一切，好像愈是具有原始性，比如一万五千人组成的大肚朝天的丘陵，比如到地主姨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一双粗黑的大手，还要到绣着鸳鸯戏水的香枕上捏一捏，乃至干脆将她们放倒在闺床上，嘴里念着：决不能让咱贫雇农断了香火……就愈是能让最保守有成、或最摇摆不定的农民，在三分钟之内成为一个造反者，从而让革命看起来像一次史无前例的人民盛大节日……
“在运动中，由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土豪劣绅有宁乡杨致泽，岳阳周嘉淦，华容傅道南、孙伯勋，浏阳邱少瑞；由农民围住县政府，强迫县长交人，直接枪毙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审枪毙的有长沙叶德辉、黄道生、俞诰庆、徐国梁，湘潭张茂钦，浏阳杨风韶、肖绍荣；公审后被农民用梭镖刺死的有常德徐仲达；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有宁乡刘昭，湘潭汤峻岩。这一时期处决的土豪劣绅还有华容县张柞荫，汉寿县梅实……衡山县非法组织假农会、杀害民众的反动分子单化民、单姬南等……据调查，常德地区土豪劣绅被镇压的十八人，游斗的一百三十四人，关押的七人，罚款、罚粮的一百一十八人，被其他形式斗争的三十九人，约占当地地主豪绅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
（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可以肯定的是，从农民运动后期湖南满世界贴着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中，再从一些地方已经把凡拥有五十亩田地者一律当作土豪，将穿长衫马褂者视为劣绅的情况看，这个所谓“地主豪绅”的总数，大概已经接近当地地主的总数。
这一斗争，必然遭到敌对阶级的强烈反抗，湖南各地陆续出现枪杀农会干部、捣毁农协和打死农民的事件，有资料说，情况最严重的发生在安化县，这里被杀戳的农民达到了两百多人。但总体上，敢在裤带上吊着个脑袋的地主并不多。毛泽东在湖南考察时注意到，“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一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最不济的，也要躲进县城的哪条深巷里，以安放一颗狂跳不已的心……
此时，作为中共代表、也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的李立三的父亲，也逃到了武汉避难。在李立三家中，张国焘几次和老人一起进餐，在张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表示愿意跟随武汉国民政府——即儿子正从事的进步事业走，也不反对农民们要当家做主的气概，却担心若逃不出来，在家乡便会有生命之虞。
他举了已震惊全国的叶德辉的例子，此人是湘地近代顶级的大儒，还是着名的藏书家，江南的读书人有想查珍本秘籍的，常以去叶的藏书楼里一睹真容为幸事。能够毕生做着这远离人间烟火的事，乡下当有不薄的田产，结果此公也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以“土豪劣绅”之罪处决……一个多月后，即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国学巨擘、前朝遗老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内的昆明湖。在遗书里他写道：“五十六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关于他的死因，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中有一条是一致的，即王国维担心，如果北伐军打进了北京，他也将重蹈叶德辉的覆辙……
李立三的双眉悸动了一下，似猛然惊寒的蚕，却很快平静了。他讲了一堆至今难以考证的话，但将它们概括为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任何时候不容怀疑的根本原理，则是大抵不会离谱的。父亲持着儿子一封亲笔致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信，像一位听话的小学生，回到了长沙。负责人看了这信，儿子以自己坚强的党性担保，父亲不会有任何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负责人一定被深深感动了，这是什么时候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即便有做鱼肉的风险，亦要以送回亲人的老迈之躯，证明自己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与忠诚。他肯定给老人所在的县农协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对方对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家属务必加以保护。
其结果，回去后没有几天，老人却依然被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
反对土豪劣绅，本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而眼下，湖南这场反对土豪劣绅的运动，却让国民党方面感到了严重的不安。
一九二六年八月中下旬，蒋介石正在长沙，在他的日记本里有如下记载：“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仅仅相信蒋公此时有万分痛苦，而无百分、千分窃喜之心，肯定是高估了此人的政治品质。
但看起来，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的痛苦，则是货真价实的。
一方面，“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非“造反派”们的首创，而是湖南农协的发明。那时在湖南，农协成了不挂牌的政府，不但管起了行政、司法，连与他麾下的第八军胜败存亡休戚相关的军粮、军饷，也囚农村中大、中乃至小户们被没收、逃亡、处决的命运而难以筹措，即使聊胜于无地弄到一点，又常被农协各级拦截、克扣……
另一方面，在唐生智对农运反感日增的同时，他又不想与农运反目。他是深知蒋介石的那颗枭雄之心的——早晚欲将中国，当然也包括他唐生智尽收彀中。而有共产党的存在，在相互掣肘相互利用中，未来中国就有了三分天下的可能……
蒋介石是蓄势待时，引而未发；唐生智是委曲求全，克己复礼，两人均以“大局”为重。一般的北伐军官们，则早在军中闹成了一锅滚粥。
曾国藩以湘军激活了一个湘省经济的实绩，似乎给以后的湘人树立了一个习武从戎可以快速致富的榜样，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出身于地主家庭。而北伐军的队伍滚雪球般地壮大，正发生在由粤入湘后，便使得军中不断有家里被斗、被抄的消息传来，农民们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原本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乃至如飞“蝗”云集，吃完大户后还要重罚，再殷实的人家也一夜之间成了家徒四壁。不断有亲属如丧家之犬，凄惶地由各地躲避来军营，亲属们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诉说，让曾经以为是别有用心分子的离间的怀疑，一下雾散雪崩。
即便是熟稔并服膺三民主义的军官，一个有巨大穿透力的纳闷，如子弹般打得脸上满是悲戚，满是凝重，满是山雨欲来：
国民革命的神圣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以先总理的遗志去统一中国，怎么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这农民运动却改弦易辙，刨到自家的祖坟地上来了呢？倘若家里有人像李立三的父亲一样在乡下遭处决了，他们决不会如李立三同志一样，掩埋好父亲的尸首，擦拭去心中的泪水，仍站到革命的旗帜下，继续前进，而是一个个血红了眼睛，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不能带一彪人马，回老家去杀个落花流水……
中共一级湖南区委的组织，竟没有能够保住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父亲的生命，这已经使他们看到了党对农民运动控制力的式微。
促使区委决意对其进行必要改造的缘由，还不仅仅是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引起了北伐军的哗然与动荡；而且，农民运动在诸多事情上乱了方寸，诸如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禁止男人穿长衫，坐轿子，强令妇女剪发，逼迫寡妇改嫁……又以防止地主将粮食外运为由，实行“谷米阻禁”，即在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粮食一概不能出境。
以奢靡系剥削阶级恶习为由，禁止农民榨糖酿酒喂鸡，即便是在正月里也不准请戏班演戏……
可谓农运一开，商人、小手工业者、民间艺人纷纷失业，一个个拢着手站在南墙下晒太阳。那些世世代代循规蹈矩的农民，也突然感到自己成了瓜子仁，被“叭”地一声，给嗑出了传统生活的瓜子壳。整个湖南，则似乎被当作了一只五月的大石榴，欲将其经济流通、世俗生活的汁水，统统给挤个干净……
农运给了污蔑农运为“欺神灭道”、“共产共妻”的人，以诸多的免费口实。这与半个多世纪前，曾国藩以破坏中国道统来攻击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法门不二，如出一辙。
此时，并没有林彪、“四人帮”，也没有那一套套诸如“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每时每刻都在生长”的理论。由七十多年前的风走云奔、山河变色的湘界，你会感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爆发，其实并不太难……中共湖南区委在十月、十一月给中央的两次报告中，汇报了将要采取的政策。
其中，有促使国民党左派加入农运，在农运中与他们充分合作。对国民党内不太反动的右派作必要的让步，以减少农村革命的阻力。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农运的领导，矫正“左倾”幼稚病……鉴于农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本身角度检查，主要为成分不纯，混进不良分子所致，故各地农协有必要进行“洗会”运动。
省农协为此发出布告，规定：“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的农民，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加以淘汰。”“区农协的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须属真实农民充当，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须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在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地痞性质的人严厉制止，以免扰乱农民的组织。”（湖南《通俗日报》1927年1月21日）
在中共湖南区委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发出的一份通告中，已就非如此将要面临的前景，拉响了炸耳惊心的警报——这个运动如果不急谋救济的办法，在农村中要变成“广东的三月二十日”，在农民中要造成巨大的反C.P的空气，使农民运动发生绝大的危险。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这个月里，毛泽东对湖南进行了考察。
二月中旬，他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大纲，又将大纲扩充成一篇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长文，发表在三月五日出版的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
这篇报告，历来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经典性作品。因为它指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革命是挖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统治墙角的基本力量。肯定了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论述了农民武装问题的重要，强调了共产党必须站在前面满怀激情地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发展成为建立工农联盟、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成为日后逐渐形成的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