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一书收入颇有影响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出了中文版。米塞斯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在主观价值论、货币理论、商业循环理论、资本和利息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等方面都贡献甚着。他的一些着作如《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等也有了中译本，但这仅是其着述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着作《货币和信用理论》、《人类行为》等都还没有出版简体中文本。而关于后者，人们这么说，“如果有一本书能够阻止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造成的意识形态泛滥成灾的状况的话，那么，《人类行为》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作为国家统制主义和计划经济着名的批评者，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坚定的扞卫者，米塞斯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社会主义》中文版译序提到，在米塞斯包罗万象的作品中，社会主义始终是主旋律。他一九二○年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头一次论证了，对于工业经济来说，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体制。这个论证后来对欧洲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冲击。更为着名的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则差不多影响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其中就包括哈耶克。——米塞斯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无疑要属这一点：哈耶克放弃早年的追求，转向反对专制与极权，宣传自由主义的道路，和米塞斯思想大有关系。《社会主义》一九七八年版的序言正是哈耶克撰写的。序中，哈耶克谈到此书在一九二二年初版时，对他那样的青年理想主义者造成的冲击：社会主义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世界。此时，《社会主义》问世了。我们的信念坍塌了。《社会主义》对我们说，我们的方向错了。哈耶克还说：“较之四十多年前第一个英文版面世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一书更直接地适用于当代的问题。”隔了三十年，中文版译序称，“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断不可行。社会主义者从这些批评中应该引出其他结论：或许社会主义应该探讨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建设模式。”米塞斯自己则在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对愿意思考的少数人队伍寄予厚望，“他们将站在无私和公正的立场上看待事物，他们会权衡和审视，他们将本着未雨绸缪的精神进行思考和行动，本书是为他们写的。”
此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都收入“奥地利学派译丛”出版，卡伦·沃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对新奥地利学派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也纳至今的学术思想发展进行系统考察；《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九七四年首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讨会上的重要论文汇编，按照理论、方法、应用几个方面编成。拉赫曼、科兹纳、罗斯巴德等代表人物关于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概论，向二战后的凯恩斯——新古典正统发起挑战。
囿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列举。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奥地利学派对当今世界的意义。在经济领域，奥地利学派坚持非常彻底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方法论，已经慢慢渗入主流经济学，被广泛接受。在经济政策方面，该学派对于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干预的剖析和批判，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最为深刻。对中国经济学界及普通读者而言，奥地利学派对于个人自由、自由选择的坚定信念，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深入讨论，关于制度生成的自发秩序理论等等，深具现实意义。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观念也许并非“效率”，而是市场制度以及支持它的法治、宪政等等制度。因为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效率”就没有落脚之处。武断一点说，此时引入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大师们的着作原典，不是必要，而是必须。
说说《芙蓉诔》
《芙蓉女儿诔》（以下简称《芙蓉诔》）是贾宝玉奠晴雯的祭文。称晴雯为芙蓉女儿，是因为宝玉听信了小丫环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宝玉为什么会相信小丫环的胡诌？因为这正合宝玉的心意。一来宝玉不顾晴雯就这么白白地含冤而死，她如做了花神，当是最好的补偿（其实是宝玉自己心理上的一种补偿）；二来在宝玉心目中，晴雯本来就不是凡俗女子，她死后就应该成仙。所以在宝玉意识深处，宁愿相信小丫环的话是真的。他手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
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他在诔文中还引经据典，说“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①，以证明小丫环之言并非无稽。为什么恰恰是芙蓉之神？小说中写道是因为小丫环正好看到园中芙蓉盛开，见景生情。不过就小说作者曹雪芹而言，他创作出“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这样精彩绝伦的文字，可能是从欧阳修《六一诗话》得到的灵感。
《六一诗话》记载：石曼卿②死后，有故人见之，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
“诔”这一文体，古时只能用于上对下。《礼记》云：“贱不诔贵，动不诔长，礼也。”宝玉与晴雯，本有尊卑贵贱之分，用诔，合乎宝玉的身份。但我们从这篇诔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来看，完全消解了这种等级区分。宝玉的思想言行，本来就超越了宗法封建的等级观念，他对晴雯更是如此。晴雯生前，宝玉视之为红颜知己。由于两人心地纯洁，尽管深爱着对方，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爱。直到二人生离死别、心摧肠断之际，晴雯这才意识到自己“枉担了虚名”，这种爱才得以觉醒和爆发。晴雯的“晴”和秦可卿的“秦”一样，都是“情”的谐音吧。晴雯短暂的一生，也许就是一篇动人心魄的“情文”吧。
但“情”在秦可卿那里是“孽”，而在晴雯这里，则是最纯真的爱。这种情和爱，在《芙蓉诔》里，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晴雯在宝玉的心目中，升华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似乎消融了男女情爱的内容。这大概可以称之为“神化”或“偶像化”吧。“清净女儿”本来就是宝玉心中的神，心中的偶像。小说中甄（真）宝玉曾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要尊荣无对的呢！”这也正是贾（假）宝玉的思想。（说此话时的甄宝玉和贾宝玉一而二，二而一。）在《芙蓉诔》里，宝玉写出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或者说，是以一种最完美的形式把他心目中的女儿偶像化。
我们现在读《芙蓉诔》处处可以感受到它的不寻常。诔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四样祭品乃是“群花之蕊（代香）、冰鲛之縠（代帛）、沁芳之泉、枫露之茗（代酒）”，这何等高洁雅致！宝玉觉得只有这样的祭品，才配得上晴雯。接着，他赞美晴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么高的评价和他在诔文之中自称“浊玉”恰成鲜明的对照。
诔文中用宋汝南王及其爱妾刘碧玉以及晋石崇和绿珠的悲情故事（“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③）比喻他和晴雯的感情，也许还不太稀奇，但用贾谊和鲧（大禹的父亲）来比喻晴雯就太不寻常了！先看“高标见嫉，闱帏恨比长沙”这一句。“长沙”即指贾谊，因他曾任长沙王太傅。贾谊是我国文学史上与屈原齐名的大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虽有盖世才华，满腔抱负，却遭受权臣的嫉恨与排挤，终至遗恨千秋，三十三岁就死了。《芙蓉诔》居然说在“高标见嫉”这一点上，晴雯之恨足以与贾谊相比，这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而下面“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一句，更是石破天惊！“羽野”指大禹的父亲鲧。因为他被杀于羽山之野，故用“羽野”借代。在大家熟知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中，鲧因治水失败而为舜所杀。这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但是，据《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这可就是一位英雄形象了。他不及征得天帝的同意，私窃神土（“息壤”是一种能生长不息的神土）湮洪水以救生灵，很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窃火于人类的英雄普洛米修斯。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鲧婞（xìng）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的诗句。“婞直”乃倔强刚直之意，鲧因刚直而遭杀身之祸，正是“直烈遭危”的意思。《芙蓉诔》居然又说在“直烈遭危”这一点上，晴雯的遭遇比鲧更惨！
这里要顺便说一说，“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这一句，在程高本中，竟被改为“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雁塞”指的是出塞和番的王昭君，用王昭君比喻晴雯已属不伦不类，把“直烈”改为“贞烈”，这一字之差，思想境界有天渊之别。“直烈”者正直刚烈也，这正符合被称为一块爆炭（烧红的炭）的晴雯的情性品格。改为“贞烈”，是把晴雯改造成“贞女”、“烈女”了，这样的封建脑袋，岂非可笑之至！
用鲧和贾谊比喻晴雯，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一种新的思想。试想，就封建社会的阶级身份来说，晴雯是一个女奴。作者却有意抹去了主奴这一不可逾越的阶级差别，让她在主人公贾宝玉心目中升华到如此崇高的地位，甚至借助鲧这样的英雄形象来赞美她的刚烈性格和叛逆精神，这岂非是一种贯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全新的理念！这当然不是高鹗这样的人所能理解的。
《芙蓉诔》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是唯一用了楚辞的诗体、楚辞的精神写就的文辞。宝玉自己就说他是以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等等千古不朽的文章为师来写这篇诔文的。特别是它的“歌”的部分有楚辞式的奇瑰想象和华美文辞，也用了许多楚辞的意象和意境。诸如芙蓉仙子如何乘玉虬、驾瑶象游乎苍穹、降乎泉壤。既有羽葆为之前导，又有危星、虚星、雷神、月神随侍左右或为之驱车。仙子降临之时，神话中的仙女如素女、宓妃，乃至嵩岳之妃、骊山之姥，都纷纷前来相会，有弄玉为之吹笙，有寒簧为之击敔（一种打击乐器），如此等等。如此丰富的想象，其实就是要以神话的形式把芙蓉女儿的偶像发挥到极致。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诔文用在晴雯身上过于夸张，用在黛玉身上才更合适。这种看法有个重要依据，就是脂评中有“虽诔晴雯，而实诔黛玉”的话。这话是第七十九回黛玉看了诔文建议把“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垅中，女儿薄命”改为“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宝玉又想到把这一句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垅中，卿何薄命。”就在此处，《庚辰本》有脂评道：“一篇诔文总因此二句而有。又当知虽诔晴雯，而实诔黛玉也。”当小说写到黛玉听了宝玉的改词不禁“忡然变色”，对此，脂评又道：“观此句，便知诔文实不为晴雯而作也。”宝玉的改词，实际上成为黛玉的又一谶语，作者也许有此深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诔文是为黛玉而作。且不说这些话都是事后宝黛的议论，并非诔文原有之辞，那时的黛玉还活得好好的，还不到“诔”她的时候。即使作者创作《芙蓉诔》时，真有诔黛玉之意，那也只能是一种隐蔽的主观意图，在文本中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我们解读《红楼梦》只能从现有的文本出发。诔文中许多文辞，或回忆晴雯生前怡红院的快乐生活，（如“捉迷屏后，莲瓣无声；斗草庭前，兰芽枉待。”）或想到二人平日的深情厚意，（如“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或对进谗之人的愤怒与声讨（“钳被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等等，都是专为晴雯而发，也只适用于晴雯的。当然，如果扩而大之，就文中塑造的“芙蓉女儿”这一偶像而言，黛玉本来更是宝玉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偶像，所以说“芙蓉女儿”既是晴雯，也是黛玉，也无不可。
作者在塑造“芙蓉女儿”的形象时，也许心中也装着黛玉。由于两个女儿的命运都是悲剧，今日哀悼晴雯，他日哀悼黛玉，其理一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脂评的话，倒还可以说得通。
①叶法善，唐代术士，传说他把当时着名文人李邕的灵魂从梦中摄去，给他的祖父叶有道撰写碑文。李长吉，唐代诗人李贺，字长吉，传说李贺死时，有绯衣人驾虬来召，说天帝建成白玉楼，要他去写记文。
②石曼卿，北宋诗人石延年，字曼卿，为欧阳修所推重。
③梓泽，石崇别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