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四千五百年前的文字
媒体上不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现摘录若干，以飨读者——-中国考古专家最新考证表明，四年前在中国东部山东省昌乐县集中出土的一百多块兽甲骨上所刻的六百多个符号，结构和布局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应为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认为，这些神秘兽甲骨上所刻的“行列整齐”
的图案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明显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二者应具有某种传承关系，是解释中国汉字起源的新依据。
这些兽甲骨是昌乐县一民间收藏爱好者肖广德二○○四年在昌乐县袁家庄古遗址上采集陶器标本时发现的，当地农民在施工挖掘时，丢弃了许多亚化石状远古兽骨，经过清理，可见上面有许多刻画痕迹明显的图案符号。肖广德先是拣拾，后是高价收购。共收集刻有文字符号的甲骨一百多片及两块玉残片，共有六百多个符号。专家们研究认为，这批骨刻文字主要出土在昌乐古遗址，又被昌乐爱好者收藏，暂定名为“昌乐骨刻文”。虽然目前尚不能破译，但其发现对研究中国古文字的演变过程，复原当时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宝贵的佐证。最近几十年，中国各地先后发现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包括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刻画或彩绘上的符号，还有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
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发挥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多。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在主要发达国家约有二十多万人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其中四十五岁以下、具有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约六万七千人；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留学入才约一万五千人。
一些从海外学成回国人员，为我国的科研和经济建设也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百分之七十二是“海归”，百分之八十一的中科院院士、百分之五十四的工程院院士也是“海归”。在全国创办的六十多个留学人员创业园中，留学人员创办企业五千多家，年产值逾一百亿元。二○○六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的百分之六十七、国家技术发明奖第一完成人中的百分之四十、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的百分之三十是留学回国人员。
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发挥巨大作用根据《麦可思——中国二○○七届大学毕业生求职和工作能力调查》的结论，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是以下十个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学、注册会计师、物流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建筑学、车辆工程、信息安全、过程装备控制工程。
就业率最低的是以下十个专业：
音乐表演、运动训练、中医学、美术学、音乐学、生物技术、体育教育、生物工程、农学、应用心理学。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二○○七届大学毕业生，抽样达四十四万五千人。
城市贫困问题增加
据科学文献出版社刚出版的《中国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研究》（薛进军编着）分析：伴随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急剧减少，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急剧增加，成为贫困问题的新现象。城市贫困虽然是按照收入标准、营养标准、热量标准来衡量的，但在我国，由于没有统一的贫困线标准，常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来说明。按这标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口即贫困人口从1996年的88万人急速增加到了2000年的382万人、2002年的193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4％。一般认为这数字比较保守。亚洲开发银行利用支出标准（国际贫困标准）推算出，2001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达到3700万人。此外，如果把城市外来打工人员等新移民加算到城市居民中的话，可以推算出2003年的城市贫困人口会超过6000万人，贫困率将达到11%。
我们的钱是如何蒸发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最近说：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是中国，通过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最后出现什么结果？我们手中的财富缩水，按1.9万亿美元算，人民币每升值1%，外汇储备缩水1200亿，我们的钱就这样蒸发了，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美国印的钞票三分之一在国内，三分之二在美国之外，所以钱往外流，流到哪里呢？流到社会稳定、法制健全、有增长预期的国家。有这样三个条件的，就是中国。流进来之后快进快走，洗劫我们的财富。如果10块钱换1美元，1美元投资到股市和房地产变成20块，人民币继续升值，升到5块钱换1美元，1美元进来最终变成4美元，这个魔术就变成了。
原来美元是贬值的，我们有1.9万亿，其中美国的国债5100亿，买政府担保的住房债权3670亿，加起来就是很大的数额，再加上雷曼兄弟私人公司的，1.9亿有1万亿是美国的债权，再加上快进快走的外汇，使我们手里可以灵活掌握的外汇储备的活动空间受到很大影响。
彭德怀最后的岁月
这些年，介绍彭德怀元帅坎坷多舛命运的书籍出版了不少，在这些书中，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风雨彭门——彭德怀的家风·家事》
（腾叙兖着）是引人注目的一本。此书作者通过采访彭德怀一手抚养成人的七位侄子侄女和熟悉彭德怀的人，获得大量第一手的珍贵素材写作而成。使读者对彭德怀的经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下是从此书中摘录的彭德怀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有关情况——一九七二年元旦刚过，彭德怀突然精神萎靡，沉默不语。五年来，他经受了二百次残酷审讯，始终铁骨铮铮，敢怒敢骂。可现在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的身体不行了，每天要大便四五次，哨兵总听他重复一句话：“报告！肚子不好，要大便，要快！”
不久，他的右手指长了一个小疙瘩，剧痛难忍；失眠痼症加重，每日凌晨就醒，睁着眼望着门外的哨兵。
接着他开始便血，昏厥了两次。彭德怀心里明白，他知道自己的健康正走向崩溃。
对彭德怀在囚室里的一切，侄女彭梅魁和其他兄弟姊妹一无所知。彭梅魁的处境稍微好转一点后，她又到北京卫戎区给伯伯送东西，原来那个好心的监护干部不见了，新来的干部什么也不说，彭梅魁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出来。
伯伯现在是死是活？到哪里去问呢？这个时候，“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陆续得到解放，恢复工作，彭梅魁从报纸上获悉王震自由了，考虑到王震和伯伯的关系好，她想去找王震叔叔，可偌大的北京城怎么找呢？
彭梅魁想到浦安修，那一天，她在浦安修的亲戚家找到多年不见的前伯母。
浦安修比较热情，问彭梅魁有什么事可以找她。有人在场，彭梅魁借口向她借点钱，浦安修给了她七十元。告别的时候，彭梅魁向浦安修打听王震家的地址，浦安修告诉是朝阳门北小街十一条。
彭梅魁找到王震的家，给秘书递了一封信。她不敢说自己是彭德怀的侄女，只写了一九四五年王震率部南下时在湘潭盐埠接见她和彭爱兰的情景，希望王伯伯能回忆出自己是谁。然而，秘书出来回话说，王震同志记不得了。
彭梅魁不死心，连续三次到王家门口等候，一等就是一天，她盼望能见到王震伯伯或他的家人，反映自己想探视伯伯的要求，但是，令她十分失望，谁也没有见到。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万般无奈的彭梅魁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有一天，工厂政治部主任找彭梅魁谈话，问她是否给周总理写过信。
彭梅魁实话实说：“写过，我不知道伯伯是死是活，政治上要划清界限，生活上我有义务照顾他。我问总理，能不能去探视他。”
政治部主任说：“上面来的人说了，总理收到了你的信，对此事很关心。你伯伯的身体很好，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所以，不能探视，东西嘛，还可以照常送，仍由卫戎区转交。”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上面来的人”找到彭梅魁的单位，对她说：“他病了，你去医院看看他吧。”
彭梅魁大吃一惊，不是刚说伯伯“身体很好”吗？怎么突然就住院了？他向那个专案组人员连声发问，那个人活像一段木头，表情麻木，无动于衷，只会低声催彭梅魁快跟他走。
彭梅魁被带到五棵松南边的三○一医院，走向十四病区，那是四楼西北侧一间朝北的房间。一眼就看到门口有站岗的军人。那“木头”对当兵的说：“来看‘一四五’号。”回头示意彭梅魁跟着他进去。
彭梅魁迈进门槛，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这病室怎么这样黑呀？她来不及多想，就直奔当门那张沙发，那上面坐着一个面色苍白、枯槁如柴的老人。
这就是我的伯伯吗？分离了七年的伯伯吗？在北航批斗大会上高昂着不屈头颅的伯伯吗？
沙发上的老人蠕动了一下，发出一声低沉苍老的声音：“啊，梅魁……你来了……”
“四月六号到七号便血，十号便血更多了，有半痰盂。”彭德怀把病情告诉侄女，“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把我送到这里来。”此时此刻，彭德怀和彭梅魁并不知道整个医疗过程的内情。
四月十日，彭德怀两次大出血后，监护点先后联系阜外医院和卫戍区一师医院，在当时“医疗服从政治”的践踏人道的规定下，两家医院见死不救，拒收彭德怀。整整拖了一周，四月十七日才送到三○一医院就诊，经医生会诊，马上确认是直肠癌晚期。
次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三○一医院住院，彭德怀倔强地说：“我只需要把我的政治问题弄清楚，给我治‘政治病’，我不去医院，你们去请示军委吧。”当天下午，彭德怀便血三次，病势十分严重，监护点也顾不了请示谁了，是夜，把彭德怀送进这家赫赫大名的军队医院。
长达六年三个月另加二十三天的囚禁生活结束了，彭德怀离开了铁网高墙，这位因失血过多而极度虚弱的“案犯”不失风度，特地向日夜监视自己的战士说了声“再见”。
按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属“保外就医”，但专案组有恃无恐，拒不执行。他们把彭德怀送上病房的五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报纸把所有的窗户糊死，同时调来哨兵把门。
二十一日晨，医生来查房，彭德怀说：
“你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为难地说：“这个事情你得跟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然大怒，他拍着桌子说：“我不是什么‘一四五’，我就是庐山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我回去住监狱！”
翌日晚，医院通知彭德怀，需要马上动手术。他回绝说，上面先派人来谈话，他还要见侄女彭梅魁。这才逼得专案组登门找来彭梅魁。
彭德怀见到侄女的第二天晚上，医院通知他，四月二十六日做手术。彭德怀一口拒绝。彭德怀对专案组人员大声说道：
“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
他越说越激动，竟伸腿从床上下了地，穿上鞋子，就要向门口走去。屋里的人都不知所措，愣在那里，一个医生劝道：
“不要生气啊，咱们慢慢商量一下吧。”“我就走，现在就走！”彭德怀把手一挥，吐出满腔悲愤：“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
三○一医院的副院长和副政委闻讯赶到病房劝说彭德怀，彭德怀郑重提出：
“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现在头脑清楚写出来；二、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毛主席、总理接见我。”医院两位领导喏喏连声，答应替他反映要求，同时劝说，手术还是要做的，否则后果会很危险。
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我参加革命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死，我现在死了也是长寿。我只怕，我的话再也找不到地方说了。我知道，上了手术台，我可能就下不来了。”他缓口气，指指门外那几个探头缩脑的专案组人员说：“我要求你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你们又不审查，我就这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死呀！”“我要去见毛主席，我有话要对他说。不把我的话说出来，我是不做手术的。今天让我见毛主席，明天我就上手术台。我留着这条老命，就是要尽到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
二十六日上午，彭德怀进行了手术。
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直至下午一点四十分才结束。
手术后的第二天，彭德怀苏醒过来，费力地吐出凄怆的一声：“我……成了一个……残废人！”他仍是个囚犯，不过换了一个囚室。专案组不允许他的亲属来陪床护理。
手术以后，彭德怀身体虚弱，心绪烦躁，他靠读书来抵抗灵与肉的双重折磨。
然而，他还不知道这次手术并没有阻止住癌细胞在全身的迅速扩散。
彭德怀的病情迅速恶化，十月二十四日拍片检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
彭德怀的病情急转直下，他的右手指剧痛，接着刀口痛，右肩痛，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不久，他半身瘫痪，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六个月以后，剧痛折磨得彭德怀脱了人形，时常昏厥，清醒的时候，他常说的话是：“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
他想和护士握握手，护士把手背在身后不理他；他想和战士握握手，战士冷眼旁观不伸手，看着自己喜欢的年轻人都是一副冷漠厌弃的样子，他颓然道：“小同志，告别了！”彭德怀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不再有什么顾忌，他常在病床上拼尽全身的力气发出怒吼：
“我没有里通外国！”
“把我庐山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攻击？”
“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只有亲人会给彭德怀临终关怀。每当彭梅魁、彭康白和彭钢来的时候，彭德怀就急切地想把满肚子的话告诉他们。
他多次表达自己想见见老战友一面的愿望，他念叨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黄克诚、王震、杨尚昆、王1967年8月4日，在京西大操场，解放军各总部和陆海空三军上万人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69岁的老元帅被人架持着带向批斗台。
政柱的名字。
那次，他对彭梅魁说：“梅魁啊，我在成都的时候，从一个理发员那里知道了邓华同志的地址，有一天晚上，我和小景去看他，走到他家的大门口，看到他在窗上的影子，我放心了，没有进屋就回去了。”
彭梅魁没有说话，她知道伯伯怕再连累自己的老战友。
“有些同志你替我去看看，黄克诚啊、王震啊……”彭德怀在交代后事，“还有一个肖胡子叫肖劲光，他年轻时就有胡子，我就叫他肖胡子。”
彭德怀说得累了，舌头有些发硬，可他还是坚持着不住口：“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屋子里，我住一天也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七十岁才好哩。你们几个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加瓦……不要去追名求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上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彭梅魁知道这是伯伯对八个侄儿侄女的遗嘱，她把伯伯说的每个字都铭刻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