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五日早晨，他的疼痛平伏一点，他要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小说《沸腾的群山》，想用阅读来消磨可怕的孤独。他哆嗦着打开报纸，一行大标题赫然醒目：《批孔和路线斗争》。他苦笑一下，因为他知道凡是提到“路线斗争”，准漏不掉他的大名。他似乎想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就在那篇大批判文章中寻找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果然“荣登金榜”。他艰难地读完那一大段攻击他的恶毒文字，竟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甩掉报纸，喘息了半天，愤怒地骂道：“猪压的！”随手把桌子上的塑料饭碗也扫到地上，那只碗叽里咕噜滚到了床下。他对着落在地上的《人民日报》断断续续地自语道：“日寇侵占华北，我在华北敌后打日本鬼子，你们……在哪里？……解放战争，敌人进攻延安，你们在哪里？……难道华北抗击日伪军……延安的收复，都是执行王明、孔老二路线？百团大战……给说成是……左倾冒险，躲在山沟里，不打日本鬼子，才是正确的吗？……批判孔老二，批判海瑞罢官，为什么要把我彭德怀扯进去？……还批什么‘周公’，中国最大的儒，你们到底要将国家引向何处啊……还嫌国家不乱吗？”
他一口气喊出长久憋在心里的话，随即是一阵地动山摇般的咳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彭德怀用尽身躯中仅存的一点能量。
是日夜，彭德怀疼得直咬牙，他挣扎着靠在床头，对屋子里的哨兵重复那句老话：“白天不得天黑，晚上不得天亮。”此时，监护的哨兵由一个增加到两个，以便记录“案犯放毒”的重大政治问题。此时的彭德怀无奈地承受着心灵上的伤害，他曾感慨地长叹道：“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了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翌日，疼痛加剧，彭德怀哎哟哎哟地叫了许久，他骂道：“妈个×，疼得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护士给他吃止痛药、安眠药，没有多大作用。
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一日晨，他服下护士送来的樟脑酊，烦躁地看着身边的抢救设备，他说：“老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硬是认为我是牛鬼蛇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呢……”
哨兵打断他：“别说了！睡觉吧！”
“我没让你听，你一边去。”彭德怀只管讲下去，“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庐山上提了意见，就把我关进小屋……”
他说着说着，不禁怒火冲天，一把拽掉输液针头，喊道：“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护士要给他喂食物，他一把打落在地，喊道：“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专案人员除了赶快作记录，也不敢靠近这个威风不减当年的彭大将军。
晚上，医生来查房，让他服药，好了一阵，他的背又痛得厉害。不久全身抽搐，从床上滚到地上，疼得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头朝床边撞去，额头撞击木床发出咚咚声。
彭德怀持续高烧，小便失禁，舌头发硬。他时而清醒，已经吃不下什么了。
九月二日上午，专案组的两个人走进病房，说明是受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指示，来询问彭德怀“还有什么话要说”。
彭德怀听清“叶剑英”三个字，不禁百感交集，流下泪来。他心里明白，这是代表党组织的临终谈话哦。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是不行。
九月十四日深夜，彭德怀在被憋得脸色铁青、周身发抖之后，突然窒息而死。
哨兵发现他没了气息，急忙去叫值班医生。一阵紧急抢救，吸痰、人工呼吸、输氧，半个小时以后，彭德怀居然挣脱了死神之手，被医生救活了，他那颗不屈的心脏又顽强跳动起来。
彭德怀还要延续他的痛苦，走完泣血人生的最后一步。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午，彭梅魁去看伯伯，伯伯双目紧闭，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她贴着伯伯的耳朵，连声呼唤：“伯伯呀，梅魁来看您了，您睁开眼睛看看我啊！伯伯……”她的泪水涌出，但伯伯没有再看她一眼。彭梅魁心绪纷乱，走出医院，在永定路边找个台阶坐了两个多小时，三点钟又返回病房，呆呆地守护在伯伯身边，她还在期盼伯伯能够突然苏醒过来，露出他那独特的笑容。这就是她与伯伯生前的最后一面。
二十九日中午，彭德怀突然清醒过来，眼睛闪动着渴求的波光，他在四处找人，护士大声告诉他，没有人来探视他。
彭德怀听罢，目光暗淡下来，他闭上眼睛，侧过头去，固定在气管上的软胶管微微颤动着，护士发现，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彭德怀满是皱纹和老人斑的脸颊流淌到枕头上。
下午三时三十三分，彭德怀突然向上伸出枯瘦如柴的右手，张着嘴发出“啊，啊”的声音，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两分钟后，一颗工作了七十六年的心脏戛然停止跳动。他的身旁没有亲人，也没有同志和朋友，只有门口的哨兵投来几瞥冷漠的目光。
在中南海，朱德闻听彭德怀临终前多次提出要见他一面，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用手杖敲打着地面，大声叫嚷：
“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了，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一九七五年春天，专案组的两个人到彭梅魁家通知她去领取彭德怀的遗物，彭梅魁问他们：“我伯伯的遗体是怎么处理的？”
“火化了。”
“骨灰呢？”
“深埋了。”
“埋在哪里了？”
“就埋在那儿啦……”
她后来才知道，为了把彭德怀从中国历史上一笔勾销，专案组奉命烧掉了彭德怀生前读过的六十多本马列主义书籍，因为这些书上有他的眉批、旁注或心得。号称握有真理的大人物指示，凡是有彭德怀笔迹的书，哪怕是一张纸，都必须付之一炬。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报告送到王洪文的手中，批示道：“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太平间冷藏了十八天的彭德怀遗体被送到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格由专案组填写成：
“申请人：王奎，住址：三○一。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七十六岁，印号0012690。”
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彭德怀的遗体被推进烈焰熊熊的火化炉里，旁边依旧是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同志和朋友。
令人凄然泪下的是，火化遗体的费用，也是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里支付。
这位曾被毛泽东赞扬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盖世英雄，终于化成一撮灰白色的纯净的骨灰，被装进一只贴着“王川，男”黄纸条的粗糙的骨灰盒里，送到万里之外不为人知的地方。
尼克松访华花絮
中美建交已有三十年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是两国关系的重大转折。《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走访了一些当年参与接待的当事人，事隔三十余年，他们的回忆，仍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现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北京竟找不到几盆好花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我国外交部礼宾司处长的唐龙彬回忆说，基辛格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在钓鱼台的住处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对于住处的布置，总理指示一切按照有利于中美高级会晤的友好气氛来考虑，不该摆不要摆，该撤的要撤，该提高气氛的要提高气氛。而此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都遍布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的标语，钓鱼台也不能幸免。我们看了一下五号楼的房子，里面到处都是红卫兵高举刀枪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宣传画。
周总理当时并没有直接挑明该怎么做，但想到他“不强加于人”的指示，大家心领神会地把那些宣传画拿掉，挂上了齐白石、徐悲鸿的画，或者摆放些瓷器。知道美国人喜欢喝酒，在会客室还特地摆了一个酒台，“美国酒XO啊都有，茅台酒更是不用说”。
令现在的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想在钓鱼台里摆放点鲜花“制造友好气氛”，都成了一件难事。“那时候的钓鱼台真是很惨，原来院子里的园林很漂亮，但‘文革’后把那些花草都拔了，成了一片荒地。后来住了部队，全种上粮食了。”唐龙彬回忆，他们当时还联系到一些公园想买些花回来，但偌大的北京竟连几盆好花都找不到，“最后是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中山公园一个老园工，他退休后住在北京近郊区一个四合院里，自己养了一些好花。这样总算弄了几十盆花放在五号楼前面”。
从钓鱼台扫到烽火台二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开始下雪，雪很大，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虽然二十五日是机动的，“但那时《上海公报》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二十四日了。此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眼看着雪越来越大，唐龙彬和大家一样，焦急不安。
当天晚上的活动安排是周总理陪尼克松去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唐龙彬注意到，周总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只是在二十一点半左右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唐龙彬透过车窗向外看，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尼克松告诉陪同的叶剑英，自己从此也是“好汉”了。美方许多工作人员爬到烽火台上照相，兴奋异常。唐龙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是出去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他听说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一百多辆洒水车，六十到八十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尼克松对中国发生的这一切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下面的官员说，在美国，他根本不能在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动员出了那么多人的？”唐龙彬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为了制造“友好气氛”，当时也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国方面为美国记者安排的采访之一，是参观西单菜市场。“我们已经约法三章，要自然，他们还是不听。结果那天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一块变成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了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了新白褂子。”
尼克松乘坐的飞机抵达北京，尼克松夫妇走出机舱。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
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道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
在对尼克松的访问进行安排时，中美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二十四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七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回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们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卫星站的建立
当时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当时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处工作的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也是下午，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三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已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的电视新闻采访给对付过去了。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你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