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地质灾害防治，目前主要措施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非工程措施，包括监测预警和搬迁避让等；另一类则是采取工程治理，如猴子石滑坡。实行工程治理，效果最为直接，但投资最大，主要针对蓄水后不稳定、危及库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崩滑体和塌岸；如果工程治理成本太高，则实行搬迁避让；对蓄水后仅存在潜在不稳定的崩滑体和塌岸，则实行监测预警，如此投资最小。
治理需要经费，没有钱，滑坡治疗寸步难行。但是，到底应该投入多少钱，才能确保制止滑坡灾难的发生，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宝贵的财政资金？在这个问题上，三峡库区固有的地质复杂性，给现行投资机制出了难题，进而给三峡地质灾害治理造成了障碍。
专家们普遍表示，由于地质灾害本身往往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目前仍很难准确估计整个三峡库区所需的总防治投资规模。
与一般性工程相比，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不可预见性要大得多。工程开挖后，往往发现很多滑坡体比之前预期得更深、体量更大，因此必须变更工程设计。但往往因为中央投资计划已定，很难灵活加以修改，这就使得治理项目经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
让情况更加复杂化的是，由于三峡库区诸多县市均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山区县，交通不便且财力拮据，因此，在申报工程治理项目中，的确有一些县市多报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夸大灾害严重性，以套取中央项目资金。
采取层层审批的方法，固然可以打压地方政府的虚报行为，但其带来的投资金额缩水，也很可能伤害真正需要巨额资金的治理项目。这就使得一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有成为“半拉子工程”的危险，甚至会埋下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位于重庆市云阳县的张飞庙滑坡治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现在的新张飞庙位于长江南岸盘石镇西部山坡，与云阳新县城隔江相望。为给三峡蓄水让路，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张飞庙，于二○○二年十月八日搬迁至此。不幸的是，作为三峡库区最大的地面文物搬迁项目，新张飞庙正好建在滑坡体上。三峡水库蓄水后，新庙址的东侧园区地面已发生多次变形。
之所以如此之快就出现地面变形，据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投资评估问题。张飞庙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最初预算费用为五千多万元，但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经过考察后，认为该滑坡不会滑移，遂把投资压倒一千多万元。
在二○○七年夏天出现滑坡险情之后，重庆市申请到中央新增投资八千多万元。目前张飞庙滑坡三期治理正在实施中。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在蓄水达到一百七十五米之后，到底能在短期或者中长期内诱发怎样的地质灾害。能够确定的是，在技术上彻底解答这个疑问，还有很长的路程。二○○六年底，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完成的《气候变化国际评估报告》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三峡库区所在的西南地区山地灾害的波动周期缩短，成灾频次和损失都在增加。该报告还预测，未来南方的大雨日数将显着增加，暴雨天气可能会增多。因此，从现在到二○五○年，西南地区山地灾害活动强度、规模和范围都将加大，发生频率也将增加，损失也会更为严重。
这个因素，是决策者在思考建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长效预防和治理机制时，不能不考虑的巨大变数。根据主流科学家的观点，最起码在今后百年内，由于全球变暖而引起的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如果不能对这些尽早进行规划，届时，中国将很难从容应对三峡库区可能的地质灾难，并尽快建立起可以佑护今后几代人生命安全的、可以信赖的长效机制。
毕竟，地质灾害的阴影，距离这个脆弱的地区并不遥远。
抢救毛泽东
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着）一书记录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种种经历。
陈长江从一九四九年到毛泽东逝世，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是建国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久的警卫队长。他负责毛泽东的警卫、日常生活，几乎寸步不离。以下是此书中叙述的对毛泽东两次抢救的经过——一九七二年一月的北京，气温很低，寒冷异常。一月十一日下午，毛主席的心情很不好，在家中待不住。他只穿了一件夹大衣，便乘车到钓鱼台找人了解情况，与人谈话，直到很晚了，才回到中南海的住处。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主席又去大会堂一一八厅，开会或是找人谈话。
由于连续外出，天寒衣薄，心情欠佳，过分的劳累，过多的忧虑与悲戚，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一月十三日，毛主席突然生病了。
这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由于肺心病的作怪，高烧不止，发生了严重缺氧，毛主席突然休克了。这无论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经常照料他健康的医护人员，谁都没有料到，一向健康而自信的毛主席突然会病成这个样子，因而不仅没有任何应急的准备，有些措手不及。
护士长小吴大声地喊道：“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我们应声赶到毛主席的卧室，只见主席躺在床上，像平日常看到的那样，他似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一动也不动。
可是，吴护士长的神情紧张极了，她在给毛主席切脉。不知是过分紧张，还是怎么搞的，她对赶到的医生以颤抖的声音说：“没有脉了，摸不到了！”她这话一出口，可把大家急死了，吓坏了！
医生像班长给战士下达战斗冲锋命令似地说：“抢救……”医生当即口述着抢救要采取的措施，要使用的药品、器械名称；可是，所需的药品、器械，并不都在手边。
这时毛主席还处于完全的昏迷状态。目睹这一切的我们紧张极了，可是又不知如何是好，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心急如焚，不知所措。
着名的心血管专家胡旭东医生赶来了，他上前把毛主席扶起来，有节奏地在他的背部捶打，以进行人工呼吸，还不停地大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
周恩来得悉毛主席发病的消息后，甚为着急。他立即从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驱车赶来。我赶忙出去在门口迎接。当我打开车门请他下车时，只见他脸色煞白，没有一点血色，两手微微颤抖，腿脚也不听使唤了，许久下不了车。见他这样，我既着急，又使不上劲，只是不安地想到，主席还没有抢救过来，总理又这样了！当周恩来被搀扶着走下汽车，来到抢救毛主席的现场，恰在这时，毛主席苏醒过来了。
经过一阵紧张的救治，毛泽东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他的胸部在缓缓起伏，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面前那些医疗器械，他看到了周恩来那张因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他也看到了他所熟悉的一张张紧张的面容……他看到了面前的这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他显得愕然而不解，他望着大家，似乎在问：“这是怎么了？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周恩来见毛主席的状况有所缓和，他却显得非常疲乏，几乎力不能支，但他挣扎着，俯下身去，在毛主席的耳边轻声细语说些什么，安慰他。
毛主席连连点头，几乎是一语一应。
周恩来一再嘱咐，让毛主席好好休息，便退了出来，向有关人员做了交待才离去。
毛主席的身体素质本来是很好的。
但自“九一三”事件以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毛主席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他的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林彪出逃之后那几天，毛主席一连几天没有合过眼，除了讲出那句着名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之外，再也没有讲出什么话来。
一连串的挫折，太多太多的刺激，对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从那之后的几个月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也不想见任何人。是啊，如果同志、战友、朋友、部下问起来，作为主席的毛泽东能怎么说？他有口难言，闷闷不乐，非常忧苦，他有话不好对人讲，硬是憋在心里，颇有些闭门思过的样子。从此，他的身体垮了。
时隔不久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又犯病休克了。值班的小张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告诉我，便匆匆忙忙地又回去了。
作为那里的值班者，我迅速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当时他正在大会堂开会，当然我也报告了其他有关领导。
周恩来接到这个消息，便飞车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我上前打开车门请他下车，只见他面容憔悴，一脸忧云，那绷得很紧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颤巍巍地挪动身躯，试图从车里出来，然而，是那样的艰难。顿然间使人觉得他也老了许多。
看得出，他很紧张，也很着急。
“总理，主席已缓过来了。”我急不可耐地把刚得到的最新情况报知他，我相信这是他最为关心的。从那次休克之后，有了个医疗组，当然进行了专门研究，各方面都有了准备，抢救很快就能奏效。我说：“请不要急。”
这时，周恩来才松了口气，但他没有讲一句话。在车上，他坐了坐，才慢慢地下了车，进了毛主席卧病的房间。
毛主席虽然躺着，他坐不起来，但神志清楚，气色也有所恢复，周恩来亲眼看到了，他那清癯的脸上露出一丝喜悦，这时他才真的放下心来。
毛主席看到了周恩来，他略有歉意地说：“你看，又叫你紧张了。”
“这里有事，我应该来嘛。”周恩来说，“很担心你的健康……希望你早日康复。”
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事实上是一肩挑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两副担子，从各个方面加强工作，努力使党和国家尽快摆脱困境。外间人只知道毛主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根本没有谁能想到，如今的毛主席已是重病缠身了。
根据毛主席前后两次休克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又增加了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小组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位医生和护士，以进行具体的医疗值班和护理操作。
宋庆龄至死未能理解的“误会”
有一件事，宋庆龄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临终还未消除“误会”。
《宋庆龄与她的秘书们》（汤雄着群众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现摘录如下——二○○六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刊登着宋庆龄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致函李云（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一段书简：
本来我要刘某某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里的“刘某某”非指别人，就是宋庆龄生前的文字秘书刘一庸，有关这段“拒写书信”而导致宋庆龄的“胃都气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使广大读者对晚年的宋主席更加充满了同情。
刘一庸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有着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她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了近三年的时间，何以忽然拒绝为宋庆龄执笔写信了呢？拒写的这封信，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她又为什么要拒写呢？
根据国务院秘书处规定，列为宋庆龄编制内的文字秘书为两名。当时，宋庆龄身边有两个文字秘书，一个是一九六三年四月来到她身边的、被她称为“北京的秘书”的张珏；一个是早在“一·二八”事变后就经何香凝推荐来到她身边工作的秘书黎沛华，宋庆龄一向擅长英文，不谙中文写作，再加上年龄的逐渐增长，所以她身边需要擅长中文写作的文字秘书。但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宋庆龄选用文字秘书乃至贴身保姆，有着她特别的用人标准，其中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必须是单身女性者。黎沛华与张珏两人完全符合标准。
但是，一九六三年年底，张珏的父亲身患重病，急需她回家。宋庆龄真是进退两难，不舍得就这样放张珏走。因为当时宋庆龄的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张珏完成的。面对张珏泪眼婆娑的请求，宋庆龄只好忍痛割爱，挥泪握别了张秘书。此后，年逾古稀的宋庆龄欲物色一名年轻力壮、具有相当中文写作能力、且又是单身女子的秘书的愿望愈发迫切了。
远在一九六三年的四月初，当宋庆龄前往中国福利基金会直属的国际和平保健医院视察工作时，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时任保健院人事秘书的刘一庸的身上。在单独向江兆菊（宋庆龄的好友）院长了解时，江院长对刘一庸高度的评价与赞扬，使宋庆龄对这个知识型的河南青年女子有了个好的印象。所以，当时任中国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的李云向宋庆龄推荐刘一庸时，宋庆龄马上就同意了。
刘一庸作为宋庆龄的文字秘书，在北京开始了她的工作与生活。为便于工作与学习，刘一庸的党员关系随之迁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由于宋庆龄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平时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刘一庸也到管理局去过。
刚担任宋庆龄的文字秘书时，刘一庸的主要任务一是替宋庆龄执笔起草例行公文，二是写信打字，三是读报念文件。
年逾古稀的宋庆龄，视力与思维明显减退，执笔写信起草公文，大都由刘一庸代笔，常常是刘一庸写完初稿后，念给她听一遍，她认为满意了，再由她亲笔签名，然后交内勤送邮局；只是逢有重大书信与公文，宋庆龄才格外认真与仔细，采用由她口述、刘一庸记录的方式来完成；完成初稿后，她还要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逐段逐行地审阅，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庆龄的工作更忙碌更紧张了，她在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毫不掩饰地吐露道：“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个小时看东西”，并告以住在政府拨给的清朝醇亲王原来的王府里，“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然而，随着由红卫兵打前站的“运动”
的深入开展，时年七十三岁的宋庆龄越来越看不明白，不理解了，她在复函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多谢你给我的信和中肯的劝告。我想，对那些无端的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
宋在信中所说的“无端的污蔑”，是指在西方报刊上重提有关她私生活的一些陈旧的谰言。
接着，她又对红卫兵要求所有妇女剪头发表示不理解。对红卫兵要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的过激言论表示担忧。
尽管周恩来总理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并把宋庆龄名列在第一位，但宋庆龄仍被大墙外昼夜不停的高音喇叭声与语录歌声扰得心神不宁，坐卧难安，忧心忡忡。尤其是院门外那对石狮子被红卫兵视为“四旧”而涂上红色的油漆后，她唯恐真有一天，红卫兵会不顾一切突然冲进家里来，像抄章士钊家那样，翻腾个天昏地暗。
令人遗憾的是，“文革”的烈火最终还是蔓延进了后海北沿四十六号宋庆龄的寓所，导致家中后院起火。甚至有人把目光瞄准了宋庆龄，向宋庆龄传言，要求宋庆龄“放下资产阶级的架子与生活习惯”，不再开小灶；她一天三顿的饭菜，也不再由保姆端到楼上用，要宋庆龄下楼与“群众打成一片”，和工作人员一样吃大锅饭。
面对汹涌而至的红色革命造反的风波，宋庆龄从困惑到不解，从不解到担忧，又把担忧变成了紧张与惊恐，每天天刚一黑，她就要亲自吩咐刘一庸，通知警卫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