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家里的楼上楼下仔细检查一遍，并务必把前后门落栓紧闭，确保不让红卫兵与造反派们冲进来。有时都已半夜了，外面偶一有动静，患有严重失眠症的宋庆龄也要叫醒刘一庸，令她下楼去察看。
然而，宋庆龄最担心、最牵挂的是那场开始针对她的“文革”的烈火。她常吩咐刘一庸前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去看大字报，尤其是看造反派们张贴的有关她的大字报的内容。她要刘一庸观看以后，回来如实向她一一汇报。
让宋庆龄终老也没理解的那个“误会”，就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初。
那天，宋庆龄忧心忡忡地把刘一庸召去，皱着眉头说道：“小庸呀，你替我执笔写一封信给国务院办公厅，上海三六九号的房子，再也不能让她们住了，再住就完全破损了，不能修复了。得让她们全部搬出去。”
刘一庸一听，当时心里就一怔：宋庆龄所说的上海三六九号房子，她清楚，这是一个坐落在上海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的宋家花园，是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买下的（也有人说这幢别墅是宋氏姐妹共同出资购买送给母亲安度晚年的）。它是一幢西欧乡村别墅风格的建筑，曾住过宋庆龄的父母亲，也曾住过宋美龄与宋子文、宋子良姐弟们。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就是在这里正式向宋美龄求婚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宋庆龄在这里创办了上海第一个新型托儿所——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一九五二年一月，宋庆龄又在这里收留了突然遭到美国纽约女青年会解雇的着名国际友人耿丽淑……
当然，刘一庸更清楚的是，宋庆龄所说的“她们”都是谁。此时此刻，三六九号里，还住着张佩珠院长、陈维博主任、邹尚录处长等四五位“中福会”领导的全家，李云及她的女儿徐平梅一家也住在那里。
当时，刘一庸的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她想：这封信写给国务院办公厅，涉及“中福会”党政领导，合适吗？再说，宋庆龄的这个意见国务院办公厅会批准吗？如果自己就这样无原则地贸然行事，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首长的不负责任呀！
略一愣怔后，刘一庸马上有了主意，她笑着向宋庆龄建议道：“首长，这封信直接写给国务院办公厅不太好，也太突然了一些，我们何不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呢？例如直接向上海‘中福会’反映。这样，既不伤害同志之间的感情，也好让组织上有所准备呀。这封信，我看这时可不能写，还是稍微等等再说吧。”
没想到宋庆龄一听，当即误会了，眉宇间的皱纹也更深了，她气恼地瞪着坐在对面的刘一庸说道：“由我签字，你怕什么？我叫你写，你写就是嘛。”
但是，天性直爽不拐弯的刘一庸，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继续摇头进言，劝宋庆龄再等一等，不肯代她写这封信。
当下，宋庆龄生气了，一把扯过桌上的纸与笔，说了句“你不写，那我写！”就再也不理会刘一庸了。
宋庆龄与刘一庸之间的这段历史性的“误会”，就此种下了根。事后不久，宋庆龄又委托黎沛华打电话给李云，让黎沛华在电话中转告李云说：“夫人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
其实，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参加中共地下党的老党员，刘一庸秘书自被选调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后，除了这一次拒绝写信外，从来没有违背过宋庆龄的任何工作上的要求与指示。坚强的党性与对党的忠诚，使她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近三年中，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以党的利益为重。但是，众所周知，宋庆龄当时尚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在遇到原则问题上，是听党的还是听宋庆龄的呢？刘一庸经常会为此感到为难与困惑。
然而，有一次，当宋庆龄要送一双高跟鞋给刘一庸时，却被刘一庸婉言谢绝了，以致宋庆龄很生气，认为刘一庸不听话。其实，刘一庸谢绝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中共党员，谁见过共产党员穿这种高跟皮鞋的呢？再说，来宋庆龄身边工作时，国务院秘书办公室早已立下纪律：作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私下随便接受宋副主席馈赠的礼物。恪守党的纪律的刘一庸，怎么能把这些话都如实向宋庆龄汇报呢？所以，后来宋庆龄又向刘一庸赠送过布料，也被刘一庸谢绝了。难以理解刘一庸内心苦衷的宋庆龄，难免会有些想法。
就连平时宋庆龄要求刘一庸陪同她一起散散步、打打康乐球、宴请来宾时坐在她身边陪客敬一杯酒等小事，刘一庸也都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及时单独用内线电话向国务院秘书室作了汇报，并征得上级的同意。这一切，直到宋庆龄终老都不知道。
国务院秘书办公室接到宋庆龄的亲笔信后，马上向上海市委作了反馈，在上海市人委的直接关注下，市房地局对陕西北路三六九号宋家故宅进行了大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首都各界万人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这天，凡是与会者，每人都能领到两枚纪念章（一枚孙中山头像，一枚毛泽东头像），并一律佩戴在左胸前。在步入会场时，细心的宋庆龄一眼就发现刘一庸胸前佩戴着的两枚像章有高低：她把那枚孙中山纪念章佩戴得略比毛泽东纪念章低了一些。当时，宋庆龄就低声提醒刘一庸：“像章的位置佩戴得不准确，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刘一庸听了，马上予以纠正。
对于拒绝为宋庆龄写信一事，笔者在采访刘一庸时，她吐露了藏在自己心底近三十年的心里话：“平心而论，当时我拒绝为首长写此信，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当时住在宋家故居里的李云秘书长一家，她可是我的直接领导呀，我的笔迹与语气，她太熟悉了，肯定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这样做了，必将造成我与李云秘书长之间的误会呀！她为此会对我产生怎么样的看法呢？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坚决不肯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
李宗仁的第三次婚姻
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回到大陆后，在一九六六年曾举行过第三次婚礼。
他的第三任妻子是电影皇后胡蝶的女儿胡友松。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胡友松在留下李宗仁丰功伟绩的台儿庄病逝。临终前回忆与李宗仁的婚恋往事说：“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与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二十七岁，李宗仁七十六岁。”
九洲出版社出版的《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胡友松口述、刘澍整理）详细介绍了胡友松和李宗仁相识，以及三年共同生活的经过，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我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的母亲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电影皇后”胡蝶。
长大后，我在北京第三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工作，我从农村医疗队调回市区后，又被安排到复兴医院，继续干我的护士老本行。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天的晚上，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的一个什么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的舞会上，我又无意遇到了以前跳舞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一个人，大家都叫他“常人”先生，他的本名叫做张成仁。是上海的一名记者，还是一位翻译家。
早在这年的六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
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轿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门牌“西总布胡同五号”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张成仁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我带你见的大人物是谁吗？我自然是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成仁说这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听了并没有感到太吃惊，为什么要带我来见这位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
我们三个人已经穿过小院子，来到客厅里。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比程思远还要清瘦的老人，程思远快步走上前来，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李先生，又对李宗仁说我是小胡姑娘。李宗仁微笑着操着一口浓厚的地方口音请我们坐，我也不知道他是广西人，更听不太明白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手势，才明白其中的意思。
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李宗仁很健谈，他一边和程思远说着话，一面又转向我来问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
随后，他又把话题转向张成仁，但说上两三句后，又把话题拉扯到我这里，真像是一场外交谈判。在时钟敲响七点钟的时候，李宗仁热情地留我一起共进晚餐。我们互相礼貌地让着座，四个人坐定后，晚饭就开始了。
望着一桌很丰盛的佳肴，我心里很开心，一是意外地见到了李宗仁这个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二是我真的好久都没吃上有这么既好看又好吃的菜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因为早已厌倦了医院的护士工作，一听是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真是感到特别的吃惊，心里一阵狂喜，表示自己很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了点头，对我说，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吧，你看什么时候能来，我每个月给你一百元工资。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
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我当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连忙推辞，一旁的程思远让我接下，说这样推掉德公会不高兴的，我只好双手接下，连忙道谢。张成仁说他还要和李宗仁及程思远再谈一谈别的事情，就不留我了。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三百块钱。我一下子愣住了。
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李宗仁叫人把我接到了李公馆。那一天，程思远和他的夫人石泓也来了。看得出，让我到李宗仁这里工作，他们是很慎重的。我们见面后又是一番长谈，我晓得，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另外也好从我的言谈举止中来判断是否适合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这天下午，由于到的时间比较晚，到了晚饭时间，李宗仁照例热情地留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
虽然是第二次来到李公馆，我依然是很小心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这次见面自然是记忆深刻。我记得我们吃完饭之后，程思远和夫人石泓在客厅休息，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一下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看厨房，再看一下他住的卧室，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到了二楼的书房。李宗仁在介绍书房里一些图书摆放位置的时候，语气很恳切地对我说，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了点头，对李宗仁明确表态说随时可以来报到。李宗仁很满意地说好，让程思远来具体安排时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要住在他这里。房子很多，完全够用，这样工作起来方便。我听了他的这些话，也没有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我也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表态说，我到这里工作是心甘情愿的，你让我住在这里我也没有意见，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我不知道李宗仁听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在话音刚一落地就抬头看他一眼。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尽管只是刹那间，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他赶紧掩饰住失态表情，然后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做出了一个叫我始料不及的动作，他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就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当时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整个脸，心脏也感觉在怦怦地直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学的西方国家的礼节习俗吧！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外国人不是一见面都会热烈拥抱和脸对脸亲吻吗？我转念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了。想到这里，我马上恢复了常态。
程思远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全面了解到我的家庭出身和工作情况，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那时我自然是蒙在鼓里的。
这是第二次见到李宗仁的情景，既然自己能够得到李宗仁的认可，我想马上就可以到他身边开始工作了。于是，我的心情也就放松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回来那样急不可待了。果不其然，不久，就又有了第三次会见李宗仁的安排。这一次，李宗仁直接对我说，你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是做保健秘书。我一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开始不是说是做机要秘书吗？
怎么又变成保健秘书了呢？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当即点头，而是请他容许我再考虑清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李宗仁让我做保健秘书，那机要秘书莫非不适合我来做而另选他人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