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读书》的因缘一晃就是十几年，其间也并非事事如意。有一次，我和丁先生的一篇文章，惹恼了一位我素所尊敬的大家，于是接连两天致信沈昌文先生，指责我们无知，指责《读书》刊登我们的文、图。沈先生把信转给我看，说准备删去一些过于刺激的话后公开发表。我一向欢迎对我文字作公开的批评，无论文字多么尖刻。我建议沈先生无须删节，原信照登，但应当给我同样或较少的篇幅答辩，这样才是公平的论争。我以为公平论争符合学术争鸣的常规。但沈先生似乎颇为作难，说了些不得已的苦衷，要我“理解”。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只好体谅他的难处了。好在“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的两篇答辩文字，一篇后来成了我的文集《瞎操心》的后记，另一篇则在褚钰泉先生主编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可惜的是批评文字与答辩文字不在一处，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麻烦。我至今还是希望一家报刊能够平等地对待作者，尤其是发生学术争鸣的时候，不要因为地位、资格等悬殊而厚此薄彼，哪怕一方是天大的官也不例外，何况学界。但我知道这在中国很难，因大人物一发怒而停掉一个栏目、一家报刊的事不是屡有发生么！
以沈昌文先生的开明和善于周旋尚有不能，他人就更难坚持了。再后来，沈昌文先生退休，《读书》的编辑路向有了很大改变，这也是常态。自觉我的那些文字延续已久且同刊物的新面貌颇有扦格，几次提出是否可以打住，但吴彬、李学军等《读书》的老编辑一再希望继续写下去，尽量多保留一点老《读书》
的特色，热心的读者也一直关心着我同丁聪先生的专栏。去年，丁聪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不慎跌了一跤，不能作画，专栏中断几期，便有不少读者来函询问。这些都使我非常感动。编辑同读者的关心、期望与支持，便是我同三联、同《读书》十几年缘分不断的坚韧纽带。与丁聪先生的合作不得已中断后，我同黄永厚先生的合作仍在《读书》继续。
一个作者．能同一家刊物、同刊物的编辑结下十几年不断的因缘，可谓难得。为此我十分感谢《读书》的各位编辑。我想，这大概也是三联书店同许多作者结缘久长的缘由。一家出版社的兴旺与否，自然同主持者的出版理念有关，但再好的理念，都要由编辑来实现，体现在一本本书中，一期期刊物中。三联书店若能始终爱惜并保有一批优秀的编辑，三联将长盛不衰。我坚信，我期望。
你我的青春阅读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寻找出路，我投奔在青海的父亲，在那待了两年。青海的记忆很像一首唐诗：“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圜，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有一年的光景，我干的活儿是修路，准确的说是开路——在没有路的荒野中辟出路来。青海的风很大很硬，夜风把帐篷吹倒了，我们也懒得再搭起来，素性把帐篷当作又一床被子，天亮了再说。青海的空气很干燥，缺蔬菜，没水果，嘴唇没几天就裂开了口子，感到很委屈。那个年代是没有文化的，青海最缺的也是文化，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令全国人民哭声动地哀。我在青海读了两本书，一本是《虹南作战史》，一本是《红与黑》，当然不止这两本，但记得深的是这两本。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在新购《虹南作战史》扉页上写了一段话：“今日购此书于潘家园旧书摊，同游书友皆嘲笑吾档次低，他们哪里知道这本书三十年前曾经帮我排遣夜晚的孤寂。回家后翻查旧日记，在第五册日记中查到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所记：‘这两天把那一段路干完又前进了五十公尺，开始觉得累了。《虹南作战史》还算有点意思。’就这样的两行字，谁解其中味。青海岁月我没人可说。如果用颜色来形容青海的日子，不是红色也不是黑色那也不是黄，是一种灰白，苍茫高远的色调，吞食了我两年的青春，那只天边的雏鹰，三十年后再也厌倦了飞，该着地了，偏居一隅，以终残生。”
找回少年的阅读记忆，《虹南作战史》只是其中的一个，此书初版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作者是“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那个时代突出集体智慧，反对突出个人。这书还有几幅插图，竟是彩图，凡引毛主席语录，一律变黑体字。买书买多了难免有买重的时候，像《虹南作战史》亦未能幸免。刚才发现其实我在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已买了一本，扉页有当天的一段话：“不可思议三十年前是如何一页一页读完此书的．后人无论如何诠释历史都无法真实地还原历史，那仅是一个念头，一瞬即逝，捕捉不到。青海岁月，帐篷里读这书，帐外呼呼的荒原之风，每个夜晚做完工，将歇时分，这书成了每天的盼头。今日以六元钱购自报国寺书摊，用来纪念三十年前的青海。”报国寺得的这本比潘家园那本品相整洁得多，开本和厚薄与一九八〇年版的《晦庵书话》像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我们这帮淘书客管潘家园叫“老潘”，管报国寺叫“老报”。自从国营的旧书店自甘没落之后，这两个地方的私人旧书摊便成为我们的乐园，我的十七年专题大多得益于这两个地方，“老潘”比“老报”得的多。
有一位叫沙林的作者最近提到了《虹南作战史》，他是这么说的：“过去的书很好，是因为你一看就知道好或不好。早读的书里，有一本是‘文革’期间上海县集体创作的《虹南作战史》，写贫下中农跟地主阶级斗争走合作化之路的，据说是‘文革’中第一部无产阶级的长篇小说。枯燥无味，所有的情节人物都是按照阶级斗争的说法流水制造拼接出来的。这样的书一看就知道不好，没有迷惑性。”（《春潮——我的早期阅读史》）我远不如沙林同志，没有能力“一看就知道不好”，我只知道当年有书看就不错了，而且我也不想事过境迁地用今日之观点批判昨日之选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个人与时代，均喘息稍定，我开始搜罗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的“经典”长篇小说，范围限定在我少年时代读过的。这里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好像最初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传出来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除了这顺口溜的八部“经典”小说，我自编了“三花一铁，新敌艳野。”“三花一铁”即《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铁道游击队》；“新敌艳野”即《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所谓“经典”小说，题材基本三大类，打仗的，革命的，农村的。除了上述这十几本，另有《上海的早晨》、《小城春秋》、《三家巷》、《苦斗》、《烈火金刚》（“二火”之一，另一“火”是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着《草原烽火》）、《李自成》、《桥隆飙》、《晋阳秋》等书。当年有“三部曲”
雄心的作家很有一批，可惜真正最终实现雄心的没几个，实现了的有的也是跨越了十年浩劫后实现的，实现得很勉强——前强后弱。如《红旗谱》的第二部叫《播火记》；《艳阳天》的下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预告的是四部，可我只看到了“互助组阶段”的第一部。欧阳山的“一代风流”是多部头的长篇小说，一九六六年前出了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在第一卷预告了以后的几卷是“苦斗”、“庄严与无耻”、“到延安去”、“大地回春”。第二卷《苦斗》如期出版了，一九六六年以后出版了第三卷《柳暗花明》、第四卷《圣地》，第五卷《万年春》，好像完成了最初的所有预告，真是一个特例。
有的小说印象为何尤其深刻，是因为改编过电影，两种艺术形式互动互补，想忘都忘不掉。有的小说在当年的传媒利器——收音机里有个“长篇小说连续广播时间”，每天中午半小时，好像是十二点半到一点。当年听收音机的这个节目颇似今日之电视连续剧，到点必听，落一次都觉得难受。我没有机会认识任何一位小说的作者，最接近的一回也只不过是见过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饰演者谢芳。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初恋，俩人漫步在海边，书里的文字是这样描述的：“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走着走着，他俩坐在岩石上，余永泽深情地念起了诗，那景象太美了。后来我却在书里怎么也找不到余永泽念的那首诗（《青春之歌》第一版里余永泽没有念诗，第二版里念了，念的是海涅的诗），这是咋回事？终于我在《电影“青春之歌”的分镜头剧本》那里找到了原诗——改成了雪莱的诗：
喃喃的海波安歇了，
云彩都各自去游荡，
天空的笑颜就映在
海洋的蔚蓝的胸上，
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余永泽念诗时的表情真挚极了，是整个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