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小说收入语文课本也是能够传之久远的手段，又因为收入的是“经典”的小说的片段，印象尤为巩固，比如《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买稻种”一节，好像当年上课是要求背诵的作业，三根火柴找睡觉的地方：五分钱喝一碗汤面，描写得多细，几十年后，我在旧书摊淘得《创业史》后，马上寻找买稻种这段，似曾相识燕归来，那时的美文以今日眼光视之，颇多可笑之处，如“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我们后来都知道党的威信何至于这么脆弱。
才知道“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这句来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高领导的语录并非空穴来风，《桥隆飙》就有被禁过，印好之后被销毁的遭遇。查到一位老读者的回忆：“昨日整理书架，翻出一本一九七八年版的《桥隆飙》。记忆中，这本书是北京一个亲戚送的。他曾经与作者曲波一起下放劳动。
此书曾于一九六五年出版过，但因江青等人迫害，没有发行就被销毁了。粉碎‘四人帮’
后，才得以重新出版。因是故交，曲波便送给亲戚一本亲自签名且加盖手章的新版《桥隆飙》。因我喜欢藏书，一九九一年，亲戚将此书送给了我。”回忆多有失真之处，如“此书曾于一九六五年出版过”，实际书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但因江青等人迫害，没有发行就被销毁了。”此句不通。
还是许觉民的回忆可信度高一些，许觉民回忆“她（韦君宜）调来出版社时，同时调来了作协下属单位的一些人，其中有一名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说话常凌驾于韦君宜之上，看样子是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这支队伍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昼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理由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把我叫去一起商量。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些自作主张，正说明其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地进行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这样耐心地做的，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位隐性领导仍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后就拂然而走。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印好的书全部销毁。以后我想，我的拂然而走其实也是一种示弱，力争才是强者。
自此后，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十分复杂，我这个第二副社长说话等于放屁，那隐性领导倒成了太上皇，我对韦君宜既同情，又感到悲哀。”（《痛悼韦君宜》）
至于《桥隆飙》禁没禁干净，销毁得彻底不彻底，大可怀疑。当年就读到过，——可证有漏网之鱼。这几年淘旧书，书友中就有淘到过此书的经历。但此书存世甚少，也是事实，十几年来我只见到过一本。再见就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个月见过一本，还是精装的，争拍的尤为激烈，最终九百零五元被山东一书友竞得。“孔夫子旧书网”号称国内第一，每天有数干本稀少的或比较稀少的古旧书在线拍卖，数不清有多少难得一见的珍本在此网浮出水面，唯《桥隆飙》惊鸿一瞥，五年来仅现身过这一次，由此可想它也许真的被销毁过。书运好，神仙也挡不住。由于我参加了本次网上《桥隆飙》争夺战，又是只输给最高出价者的次出价者，虽败犹荣，传达出“我特想要这书”的讯息。没过多久，有有心的贩书朋友居然又淘到一本《桥隆飙》，第一时间问我要不要，精装，十品书，崭崭新，十成新的书页泛着一点儿旧色——四十年寒暑的印记。光书缘好不成，还得维住人缘，这样人家得到书才能想着先告诉你。《桥隆飙》现在我家，仿佛四十年前的少年读书场景回放。
我上初中时读的《挢隆飙》。吾家贫，从未买过小说，这本是跟同院一同龄女孩借的，她家住北房，是全院经济条件最好的。初中时我的作文在班上数一数二，读小说最注意的就是好词好句子，当然这是当年的标准，现在觉得那些太是“新八股”了。可当年就是喜欢得不得了，觉得曲波能造出这么美的句子，真了不起。像书的一开头：
强虏入寇，国贼横行；河山涂炭，天下混乱。国土片片沦丧，伟大的祖国整个在动荡！一九三七年过去了，又跨进了一九三八年。
战战战，杀出了多少英雄好汉！
降降降，滚出了多少奸臣贼子！
贪贪贪，多少民族败类，专发国难财！
逃逃逃，多少将军显宦，抱头鼠窜！
五千年的古国，谁主沉浮？亿万里的江山，谁定兴衰？
有一个创作规律，似乎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打破，尤其是十七年成名的那些作家，概莫能外，——第二部小说的质量总超不过第一部，曲波如此，杨沫如此，梁斌也如此，除非是那些只写一部见好就收的“一本书作家”。
《新儿女英雄传》是我设定的十七年期限中最早的一本，这本书先是连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二日的文艺版，单行本第一版由海燕书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印行，作者孔厥和袁静，郭沫若和谢觉哉分别作序，——这么高的规格，乃小说中唯一一例。这本书后来有多个版本，都是彦涵作的插图，每版的插图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谢觉哉的序不见了。作者孔厥、袁静是夫妇，可惜后来孔厥(1917-1966)因生活问题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并服刑数年。一九五七年在家写作，“文革”中投水自尽。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出《新儿女英雄传》，在“出版说明”中有一段话“小说的作者之一——孔厥，后来由于道德堕落，为人民唾弃：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存在的价值。孔厥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实际参加过一定的劳动，因此仍然保存了原来的署名。”人文版的插图很写实，是彦涵重新画的，只是数量比之旧版少了许多，仅六幅，且均为正面人物的画面。《新儿女英雄传》一九五一年改编为电影，谢添饰演的张金龙我最爱看，李景波演的李六子亦好，正面人物不脸谱化，如果再晚十年拍成电影，不大会这么逼近原书。此书还有外文版，我也存有，《新儿女英雄传》可说是我这个专题里版本最完全的一种，它们来自不同的旧书店，也不是一次买齐的，最远的一本是在上海旧书店淘到的，绝品，还是大三十二开本。海燕书店首版特难找，先找到的那本没封面，可我也当宝贝留着，拿它“聊胜于无”，直到前几天在旧书网买到一本带封面的，新旧并存，念其皆来之不易也。
值得单捏出来一说的还有《红旗谱》，这书从初版到插图版再到精装本到外文版，我也几乎收齐了。插图本有两种，一是大画家黄胄画的插图，另一位也姓黄，黄润华，名头稍小，从插图的角度而论，两位风格各异，黄润华画的多为场景，配合着故事情节：黄胄则是一幅一幅人物形象图，有古小说人物绣像的味道，不同的是黄胄的绣像使得是浓墨重彩，因而看得出意识形态对创作的影响，正面人物都是带彩的，且一人一图或两人一图；画到“冯兰池、冯贵堂、李德才、刘二卯”，待遇就改为四个人挤一张图上了，冯贵堂还是个后脑勺，画面的颜色也只是黑白两色了。我一直认为冯兰池和《暴风骤雨》里的韩老六，是写得最出彩的大地主形象，冯兰池比韩老六又胜一筹。《红旗谱》里有一段描写是这样的：“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
村乡里传说，冯家是明朝手里财主，这座宅院也是在明朝时代，用又大又厚的古砖修造起来。经过二百年以上风雨的淋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木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下来，墙山挺厚，门窗挺笨，墙面上长出青色的霉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像一片片黑斑。一进冯家大院，你就闻着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像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院里一把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长得挺旺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阴暗。大瓦房的窗格棂挺窄挺密，屋子里黑古隆冬的。但是，这样的房子，冯老兰却住惯了。他就是成天价钻在这大瓦房里，晴天白日点起油灯，写账簿，打算盘。”我是在四合院里长大的，我老是想像冯家大院是什么样，后来朱老忠他们没太费劲地攻陷此院，这已是《播火记》里的事了，有些描写是前面未预留伏笔的：“当冯贵堂带领家丁们在村边作战的时候，冯老兰早在家里做好了准备：穿上送终的绸缎衣裳，穿上一双缎子靴，戴上送终的缎子帽盔，红疙瘩。把两条子弹袋挎在身上，手里提了盒子（枪），踩着扶梯上了屋顶。冯家大院，平时就有作战的准备，屋檐都修上掩体和枪眼，房与房之间，修上天桥，冯老兰从这座屋顶走到那座屋顶，查看工事。”
写小说在当年竟成了招祸之事，有的作家竟为此送了命。近日因浩然逝世引发了一些并无新意的议论。我找出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重读，看到了过去读时并无注意的一段——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了，代表江青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青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青透了一句：
‘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革’中整死了。再后来，江青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整死了。”（1998年6月19日口述）《敌后武工队》是我非常爱读的小说，每天不落地听“小说连续广播”，许多细节记得太熟了。冯志的死是这么死的，我才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阅读史，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正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回忆起当时的阅读，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很值得记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