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比你还好！”——世纪老人曹任远印象
述弢
敝人三生有幸，躬逢盛世，小小年纪即入了另册，发落到西北边陲“改造”。备受煎熬，九死一生。不料在逆境中居然结识了一位世纪老人。
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我所在的中学也不例外。我几进几出“集中营”，整得死去活来。对于周围的人和事已很淡漠，就在这段时间，经常看见一位孤苦伶仃的老者，踽踽而行，来往于宁夏大学与附中之间。只见他头发花白，矮小墩实，身板硬朗，只是腿脚稍欠灵便。穿着可不一般。一袭做工用料都很考究的毛料中山装，我的印象里只有中央首长穿过。据说，这是个老右派，甚至还是“西山会议派”哩（1925年一批国民党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会议，史称“西山会议”）。据说他是运动初期从北京那边“迁赶”过来的，因他的儿子曹某某在宁夏大学物理系任教。宁夏大学还专门开大会批斗过他。当时我已是自顾不暇，始终对老者敬而远之。
一个偶然的机会，拉近了我同他的距离。宁大的老于头嫌自家的炕炉子不好烧，又不知听谁说我搪炉子搪得好，非要让我去帮他搪炉子。其实我会搪个什么炉子？可又不便推辞．就硬着头皮去了。老于头是我多年的老同事，宁大建校之初就烧茶炉，后来又专司积肥，也就是掏大粪。老者与老于头住邻居，是他家的常客。正好搪炉子那天老者也在场。那炉子是怎么搪也搪不好，老者顺口插了一句：“你不是俄文很好吗？怎么搪开炉子了？”我已多年听不到恭维话了，至于“俄文很好”这样的评语，更是闻所未闻。又一日，妻子脖颈疼痛，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人说曹老头有工夫，何不请他给按摩按摩？
我冒昧地向老者提出这个要求，他竟欣然应允。按摩也颇见效。正好又都是四川老乡，老者一口纯正的四川话，颇有亲切感。一来二去就搞熟了。
这个曹老头，很喜欢让人猜他究竟有多大岁数，通常看面相，都说他也就六十多岁，他听了哈哈大笑，乐得合不拢嘴。原来，曹老伯当时已年近八旬，他的生日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与“伟大领袖”同年同月不同日。这么一位跨世纪老人，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生沧桑。
人们只知道他会武术，他也确实多年习练陈式太极（又称内家拳），每天坚持，从未间断，因此精神矍铄，气色极好，从不生病。
有一次夜间行路，天色漆黑，不知不觉走到水潭中间，浑身湿透，回到屋里脱掉衣服，把身子擦干，就没事儿了，后来也未患感冒。据他说自己是四十岁开始拜师学拳。有一次师徒二人过招，师傅尚未做好防护准备，他就出手了，师傅因此受了轻伤。他热心向人推荐内家拳，希望大家都来学，一位姓田的老师跟他学了几天，立竿见影，皮带收紧几个扣——肚子变小了。老人逢人便说，很是开心。
眼前这位慈眉善目、心胸开阔、乐于助人的老伯，和“迁赶对象”怎么也挂不上钩。所谓的“迁赶”，就是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统迁赶出北京和其他城市。堪称“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期间，除了抄家烧书、游街批斗、严刑拷打等等之外的又一“壮举”。
按说迁赶的对象应该是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也就是当时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么和善又很达观的一个老人，怎么可能是死不悔改的右派呢？接触多了，才渐渐知道一点来龙去脉。一九五七年，曹老伯在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任教授，整风期间，他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
却万万没有想到竟会栽倒在陈铭枢的万言书上头。当时陈铭枢的万言书是很有名的。
陈铭枢乃着名爱国将领，民革的发起人，为响应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他以这样的方式向党中央进言。遂找老友曹老伯谈谈教育方面的问题，老伯如实相告。据曹老伯说，一九五七年某月某日上午，李雪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还亲自到陈铭枢家登门拜访，说他所提的意见件件都要办，谁知下午就风向突变，形势逆转，要抓右派了。陈铭枢很快成为大右派，受到公开点名批判。老伯也因此受到株连，戴上右派帽子，工资连降数级，且从此不准登上讲台，调至北京化工厂做技术工作。他的专长是染料化学。北京清河制呢厂曾请他去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后来送他一些毛料作为酬谢，这就是他身上那件毛料中山装的来历。退休后赋闲在家，着书立说，与世无争。谁料“文革”风暴袭来，竟遭此厄运，流落他乡。
这位年逾古稀、孤苦伶仃的老人，最初被迁赶至隆德县农村，隆德地处宁夏南部山区，贫穷落后，自然条件恶劣。村里的造反派曾一度丧心病狂地欲加害于老伯，幸而老人练就一身好拳脚，这帮恶棍才未敢出手。数年之后，上面发觉不妥，遂将老伯从隆德迁出，安置在位于自治区首府银川的宁夏大学，因老伯的儿子儿媳均在宁夏大学任教。
儿子儿媳居住条件较差：筒子楼内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屋。只好为落难的老父亲另觅住处，老伯便栖身在数百米之外与附中毗邻的“窑洞房”内。这“窑洞房”也是物资极端匮乏时期的产物，因木材奇缺，遂仿照窑洞的建筑方式，全部以青砖砌成。别看其貌不扬，倒也冬暖夏凉。老伯孤身一人蛰居陋室，每日与书卷为伴，打发光阴。一日三餐，或由儿子预备，或托人到饭馆购买。至于室内卫生，只好得过且过。一度臭虫肆虐，老伯苦不堪言，却又无能为力，幸得友人相助，用药熏杀，虫害始除。
这位被扫地出门、流落他乡的老者，个人历史上会不会有什么劣迹呢？据老伯自己说，他是四川自贡人，年方十六即被选送出国留学，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德国。所以日语、英语、德语都会，会的外语多了也麻烦，有一次他去见一个德国人，本该说德语的，谁知一上来就哇哩哇啦来了一通日语，搞得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是脑子里的“开关开错了”。在日留学期间，他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年仅十七岁。次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中断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又数次出国，完成学业。一九二四年，他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成都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等校任化学教授。据他自己说，最多时一月拿过八百大洋。国民党元老谢持是他的岳父，因为谢持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员，有人就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地把他也说成西山会议派。
老伯说，他一生反蒋，“解放成都，我是既出力又出了钱的。”一九四七年，他变卖了染织厂等家产充作军需，与一位姓周的中共党员共同组建川康人民自卫军，周任司令员，他任政委，先后策动邓锡侯等部在彭县等地的起义，配合解放大军先后解放了雷波、马边、新津及新津机场，加快了川西战役进程。老伯说，就在成都解放前夕，周不幸被捕，经多方营救无效，英勇就义。
老伯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全中国出钱出力，立下汗马功劳，又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覆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照理说应该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留在成都“参政议政”
的，他却选择了离开。为什么呢？据他说，好像是觉得不大对劲，对于新入川主政者的做派有些看法。老伯于一九五一年远赴北京工业学院教书。任教期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几次运动下来，他这个资深教授的工资不增反减。不过他也并未深究。
“文革”期间，生产滑坡，百业凋敝，素有“天下黄河，独富一套”之称的宁夏银川平原，也到了需从区外调运粮食的地步。我们虽远离故土，却也听说原本富饶的“天府之国”居然吃开了兰考县的粮食。老伯痛心疾首：“四川这个地方能搞到没有饭吃，哎，要点本事哦！”谈起“文革”中大搞夺权、实行军管等等，老人更是连连摇头，不以为然。
宁夏地处偏僻，十分闭塞，基本上听不到任何小道消息。粉碎“四人帮”一事发生后，北京许多人已有所耳闻，但宁夏的普通百姓却一无所知。后来听说有位仁兄因在北京开往银川的火车上透露了这个消息，下车后即被送到某个“安全”的地方，直至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放出来。我好像是在消息即将正式公布之前不久听说此事的，当时兴冲冲地跑去向老伯报告这一喜讯。只见他老泪纵横，十分动情地说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他认为好多事情的根子都在这里。一个年届耄耋、身处逆境的老人，还能有这份家国情怀，还会这样忧国忧民，实在难能可贵。
当时，我们都丝毫没有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实际上，国家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一九七八年，老伯以八十五岁高龄只身前往北京，寄居在朋友家。他听说胡耀邦这个人很开明，直接到寓所即可见到，便做好准备，前往富强胡同，没费什么周折，就见到了胡耀邦。胡耀邦尊他为“曹老”。老伯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获准回到北京；给他解决住房；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退休金也大幅增加，用他的话说是“我现在很阔气”。他还增补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一九八一年，曹老伯以辛亥老人的身份参加了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
老伯多年养成了读书写作的习惯。据他说每天都要伏案工作八个小时左右。“文革”
中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一部学术着作手稿，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他痛惜不已，一再对人说：遇到懂行的了。到宁夏后也不闲着，每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内家拳，准备将多年习练和研究的心得整理成书，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伯也准备就此题目写一本书，探讨什么是“中国特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北京曾多次见面。他住在新建的劲松小区一幢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内，水暖厨卫设施一应俱全，按照当时的标准，算得上高档社区了。老伯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很阔气的，附近还有个小公园呢。老伯的日常起居，有保姆照料，无需自己亲历亲为。九旬老翁每日黎明即起，下楼练拳。他特意买了一张公交月票，经常到紫竹院等地与新老朋友聚会，还约了几位老人每周去饭馆聚餐一次，专点“旧社会的菜”吃。
不久前，我探访了曹老的故居，楼前的小树早已长大。我向邻居问起当年活跃在楼前小树下的老者，他们竟一无所知。几十年过去，早已物是人非。记得有一次去看望曹老，我一进门就操起四川方言打趣地说：“你还活起得啊（你还活着呢）。”他也毫不示弱：
“活得比你还好！”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仿佛仍在耳边回响。曹老晚年颇为得意的是，虽然“文革”搞得他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他却比那位同龄人活得更久长（曹老于1991年辞世，享年97岁）。
父亲眼中的父亲
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我香港半山的寓所。已是晚秋季了，但位于亚热带的香港的气候依旧十分温润、潮湿。从我家宽阔的落地大玻璃窗望出去，能望见满目葱翠起伏的山峦以及逆光中的维多利亚港湾，湛蓝的海水反射着夕阳的余晖，交响出一片神奇的璀璨。
一天紧张工作后的我回到家中，感觉疲乏不堪，但心绪仍处在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状之中。我更衣换鞋，正准备去淋一个热水浴，先振奋一下情绪再说，就见母亲从里屋走了出来。她说：“你爸让你到他房中去一下。”我的心跳一下就顿住了，我说：“爸爸他，好吗？”
这两年，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年轻时候就患上的哮喘病逐渐演变成了令他致命的顽疾——肺气肿、肺心病。近月以来更是急性肺炎发作而不得不做了气管的切口手术。我走进父亲的房里，见他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双目微合。医生刚离开不久，被换下来的带脓血的纱布还在父亲床头柜上的腰圆型的外科瓷盘中堆放着，等待清理。在他的床边，纤细的吊滴架，高耸的氧气罐，以及精密的心跳测量仪预示着一个垂危病者的最后时日。我坐到了我父亲床沿边上去，静静地望着他那苍白的面容。想到在不久将来的某一日的某一刻将会发生的那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我心痛如刀割。
父亲慢慢地睁开眼睛，他虚弱地望定了我一会，便将一只手从被窝中伸了出来。他打算说话，但他做不成。他刚一动声，“咝咝”
的血痰马上就从他那喉头的创口中涌了出来，从而让他的话音化成了一缕气若游丝的嘘声，消失在了他那苍白的嘴唇上。我急忙握住了他的手，我说：“别说话了，爸，别说了！”我将耳朵凑到了他的唇边，“您可以轻轻对我说，我能听清楚。”但他蓝不说什么。
他复将手伸进了枕头底下，只见他那颤颤巍巍的手掏呀掏地掏出了一册发黄的字帖来。
于是，“咝咝”声再度出现，但这一次，在“咝咝”的间歇声中，我听明白父亲在说些什么了。他说：“你一定要将它保……保存好。它是我们的传……传家宝，是我们祖上的光……光荣哪！……”
我认得这本字帖。这是一种书写在粗黄毛边纸上的练字帖，它是我祖父的遗墨。说是练字帖，其实它也是另一类书法作品。这与作曲家老喜欢将自己的某一篇正规的音乐作品冠名以“练习曲”的道理是一致的。
祖父吴增毓（字颂义）出生于苏南的一个官宦世家，而他自己也是生活在清末民初时代的一位书法大家。祖父的族谱上（当然也是我与我父亲的族谱啦）出现过为数不少的一批进士与举人。其兄吴增甲即为晚清进士，兼以书画大家名垂青史。其父，即我的高祖吴穆清亦为举人，官至江苏省教谕（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等。而其长兄吴汀鹭亦于早年中举，其后更成了苏南地区的一位建树颇巨的实业家。他非但学识渊博，且极具开拓之视野。他开风气之先，带领整个苏南地区率先进入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如今，在江阴闹市区保存完好的吴汀鹭故居便生动地见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唯我祖父是个甘居平淡享受自我的隐士。他很可能在其父兄辈的眼中是一个不思上进安于现状，又缺乏与时俱进精神的庸碌之人。没考功名这是因为到了祖父可以攻考的年纪，科举制度已经废除。然而，也就是在那同时，所谓的新生活新文化新思维的潮流也开端了它们在中国的进程。但祖父却将之拒于千里之外。他靠了祖上的庇荫，依仗了几十亩的江南良田和一幢三进深的粉墙黛瓦的住宅，一生都没干过什么“正经事”。然而，他却与笔墨砚纸打了一世的交道。在江阴城东门外的一个叫七房庄的地方，他堂前一汪荷塘，房后一片竹林，朔冬生一缸炭火，酷暑打一把蒲扇地生活在了五千年中国礼教时代的尾章尾段的尾句中，我行我素，怡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