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传播“秘密报告”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载于《悦读》第4卷）一文中，作者提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几个胆大的年轻学子设法搞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英文稿，请人译成中文，并自行印刷。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不少读者来电来信询问：这几个胆大的年轻学子是谁，他们又付出了怎样极其沉重的代价？为此，我们请作者继续撰文，介绍有关情况——编者
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载于《悦读》第4卷）中，笔者曾提到：
“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几个胆大的年轻学子设法搞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的英文稿，请人译成中文，并自行印刷。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人们不禁要问：这几个胆大的年轻学子是谁，他们又付出了怎样极其沉重的代价呢？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亦称“秘密报告”，首次公开披露了骇人听闻的斯大林屠戮行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至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这个报告在中国是严加保密的，据说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党内高级干部方可到机要室阅读。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看到。
一九五七年春天，北京大学校园里热闹非凡，大字报琳琅满目。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刊登了“秘密报告”的英语译文。数学系任大熊一九五五年毕业留校当助教，他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
发现这篇报告后，他便逐段译出，抄在稿纸上，每过几天在阅报栏内贴出一页。围观者众。
因报告的篇幅很长，数学系女助教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后来也参加翻译。他们又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秘密报告”。林的男友曹孟飞系胡耀邦的秘书，胡耀邦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委员。林希翎答应可以搞到报告的中文译本。后来，他们就根据林希翎借来的这份文件，对“秘密报告”译稿进行校对。
原打算将“秘密报告”放在油印刊物《广场》的第二期发表。后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广场》也难以为继，刊印“秘密报告”一事就此告吹。
这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参加翻译的数学系学生陈奉孝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判十五年徒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仅在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关“小号”
就长达五个月之久，“小号”长一米，宽八十厘米，高一百五十厘米，他身高一米六三，既站不起来，腿也伸不直，下面仅铺了二十厘米左右厚的稻草，每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或稀粥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能活着出来算是“命大”的了。
数学系助教陶懋颀和任大熊原是同班同学，她被划为右派分子，留校察看，工资降为三十二元，只有同辈同学的一半不到。改正后去北京计算中心工作。二〇〇〇年因肺癌去世。
任大熊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〇年三月，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军管会宣布查获“反革命暴力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认定“主犯”之一为任大熊，被处极刑，时年三十八岁。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演讲迅速反映到高层，后划为极右分子。终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
曹孟飞以“泄密罪”被判处七年徒刑。
此外，历史系学生沈元也因曾摘译“秘密报告”供同学们传阅，并与他人议论，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发配至北京郊区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的九篇历史学论文受到学界黎澍、刘大年等人赞赏，调入近代史所，先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四篇论文，其中两篇由《人民日报》破例转载，引起史学界轰动。但好景不长，因有人向高层告状，最终沈元被剥夺了研究历史的资格。“文革”中他受到连续批斗或陪斗，并被扫地出门，居无定所，走投无路，无以为生，最后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欲混入苏联大使馆（一说是马里大使馆）。后以叛国罪被处极刑，时年三十二岁。
着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也曾因“秘密报告”罹祸。他于一九五一年入选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担任中国学生会工作期间，曾与负责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一九五六年以全优成绩获得毕业文凭，回国后在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任教。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年二十七岁。罪状之一就同“秘密报告”有关。原来“秘密报告”在苏联早已公开，他听过传达报告，回国后讲过一些，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留学期间相爱的新婚妻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离他而去，劳动改造中又因事故失去了一条腿，并从此与法律无缘。摘掉帽子后，他当过北京郊区县的中学教员和北京政法学院的外语教员。一九七九年以后，曾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副校长、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