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是建国第一大案，是最高领袖钦定的铁案，翻这样的案，困难可想而知。胡风案的纠正历经了三次平反、八年等待的过程，[1980年中发76号]文件是为其平反的第一个文件，文件中对胡风这一冤案中央承担了责任，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罪名予以撤消，对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者，彻底平反。但文件延续了许多当年批判胡风的观点，维持了胡风的五个历史问题：“自动退团”、“在国民党省党部任反动职务”、“在剿共军中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以及在日本“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个留有尾巴的平反文件当时遭到了胡风亲属很大的异议，因胡风在病中，便没有让他知晓。七十六号文件初步平反的效果还是有的，当年十一月北京市高等人民法院撤消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原判，宣告胡风无罪。
但七十六号文件不彻底的“尾巴”也是留有后患的。七十六号文件的内容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才让胡风知悉的，他很生气，决定要申诉，但很快又放弃了，他已对结果不抱希望。
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风临终前几天，握着梅志的手说：“不得了啊，他们又在冤枉我，说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怎么说得清啊？”梅志的心都要碎了，她抚着他的手向他许诺：“你放心，谁也不能再来诬蔑你，往你脸上抹黑了。我会为你说清的。”梅志坚守着这个承诺，要为胡风说清楚，她带领着儿女一次次地申诉，要求对七十六号文件复查。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时零五分，胡风带着不甘去了，官方早就拟好了悼词，悼词中对胡风在抗战文艺、革命文艺中的贡献作了肯定，但依旧沿袭了七十六号文件对历史问题的提法，胡风的家人拒绝了这份悼词。要求修改的悼词迟迟没有结果，胡风的遗体一直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盖棺不能论定，后事拖了下来。外界开始有了传言，香港的舆论界也有了非议，胡风的老友聂绀弩按捺不住悲愤作悼诗数首，其中一首登载于六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胡风去世将近两个月，家人决定先将胡风“入土为安”，遗体火化不由单位出面，不搞遗体告别仪式，自然也不致悼词。八月三日，家庭式的告别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
十一月，胡风家人的申诉终于有了回音，公安部发布了[(85)公二字第50号]文件，文件中指出胡风的五个历史问题“现在看来，有的证据不够充足，而胡风是在当时的压力下被迫承认的，有的早已成为不实之词”，因此将一九八〇年《复查报告》中有关上述问题的提法撤销，并通知其家属与子女。这是对胡风的第二次平反。悼词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带有贬义的词汇去掉了，在开头“着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第四届文联委员、中央艺术研究院顾问胡风同志……”之前冠上了“中国现代文艺战士”这一称号。中央指示胡风后事分两步走，先开追悼会，再由中宣部复查解决胡风文艺思想与文学活动中的遗留问题。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胡风的正式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一九八八年六月，胡风逝世三周年，终于等来了第三次平反。《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办发(1988)6号文件]对胡风一案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上、文学活动上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胡风获得了全面的、彻底的平反。梅志带着家人又一次来到八宝山，把这份红头文件放在胡风灵前，她可以告慰胡风了。
第一个见到托洛茨基的中国人
刘仁静口述曹仲彬整理
刘仁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参加过中共“一大”。他是托洛茨基见到过的第一个中国人。后来因进行托派的活动，被开除出中共。最近《百年潮》刊登了由他口述，曹仲彬整理的《刘仁静谈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一文，介绍了刘仁静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现摘录如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了研究党的一大，我曾数次访问刘仁静，他同我详细谈过他埋藏在心底多年且对其余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桩往事——与托洛茨基的会面。为了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些史料，现将我记录的刘仁静的谈话整理如下：
一九二六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曾向党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表示，感觉工作任务重、关系复杂、自己能力不够，有些难以胜任。于是，陈独秀就考虑派我到莫斯科学习，增强我的工作能力和本领。不久，陈独秀问我：“苏联为支持各国革命，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个培养各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党校，你是否愿意去学习？”我表示很愿意去学习。到九月前后，党中央正式通知我赴苏学习。和我一同赴苏学习的人都是党培养的对象，大约二十人左右，属于党的干部，我记得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顾顺章，另一个叫罗汉（又名罗雪岑）；青年学生较多，如陈赓、秦邦宪（博古）、张安仁（仲实）、鲁易、李伯钊等等。
党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派我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道路，真正取得苏联革命经验，以便日后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使其胜利。当时我也确实是抱着同样目的赴苏学习的。
后来，由于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联共党内的争论，引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辩论，也引起我思想的变化。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我在苏联学习期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正确总结经验，迅速找出继续革命的新道路。当时首要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作了错误估计，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策略。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拒不承担责任，反而宣称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正确”，错误全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陈独秀身上。中国党是错了，共产国际更加错误。中国党领导没有经验，是幼年的党，主要策略的决定权都在共产国际手中。相反，托洛茨基早就看出中国革命中的主要问题，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确实是高瞻远瞩。而我思想的转变，正是始于大革命失败后我接受不了共产国际的结论，为中国党和陈独秀鸣不平，思想产生矛盾。后来我接触了托派材料，觉得托洛茨基的理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对共产国际结论的不满心理，终于导致我最终深信托洛茨基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所以倾向托派。此后，我内心愈来愈经常地出现一个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我想去拜访托洛茨基，亲眼看一看这位大人物，更多更深地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论。
尽管我这时在思想上已经成了一个托派分子，但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参加托派。
国际列宁学院里没有托派组织，我是自发地倒向托派，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到我倒向托派时，托派在政治上已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这就使我思想上虽靠拢托派，却不敢暴露。所以，我访问托洛茨基，是瞒着党组织，偷偷摸摸去会见托洛茨基的。
一九二九年，我在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院毕业，接着准备回国。一般回国都是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我另有打算，于是，我向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从欧洲回国。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最后同意我从欧洲回国，给了我一张护照和八百美元，以及一张到德国柏林的火车票。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王若飞两同志。
我怕钱不够，就向王若飞提出，从欧洲回国钱不够，他又给了我两百美元。此外，阮仲一把他爱人留给他的一个在中国的存折约一百美元，也送给我。这样，我回国的钱共有一千一百美元。在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下，我打点行装，于四月间回国。我的行装中有一个小箱子，其中装满了我苦心搜集的托洛茨基的着作。我把凡是能找到的托洛茨基的着作都收集齐全，一心想原封不动带回中国。
从莫斯科到德国柏林要途经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到德国柏林后，我借住在廖焕星的岳父（一个德国皮匠）家，并买了一张旅游图。我在柏林也曾寻访过党的组织关系。在中共柏林支部，我见到成仿吾。由于我一心要寻找门路去拜访托洛茨基，我对结交德国共产党人的兴趣更大些。我找来找去，终于会见了德国党的领袖纽曼和右派领袖布兰得勒、塔尔海姆，左派领袖乌尔邦斯、马斯洛夫等。纽曼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并指导过广州暴动。
乌尔邦斯是德国党的左派领袖，一心关心德国的斗争，很有名，他主编的《民意报》也很有影响。由于他那时倾向托派，我希望他能把我引见给托洛茨基，所以特地到他的报社去找他。但他却没有把我引为同道，没有对我表现出什么热情来，只同意把我那箱托氏着作寄存在他那里。我怎么也没想到，不久后他因中东铁路问题与托洛茨基意见不合而与托分手，而我当作宝贝的那箱书，竟然也要不回来了。我曾为自己的巨大损失而万分痛心。不过，我却有幸拿到乌尔邦斯给我的托洛茨基的地址。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乘车经波兰至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再由康斯坦萨乘船直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城市。到了伊斯坦布尔，我急于要见到我心目中的伟人托洛茨基，随意找了个小旅馆安顿下来后，就很快搭上小火轮，直奔托洛茨基寄居的普灵西波岛。
普灵西波岛离伊斯坦布尔不过半小时路程，托洛茨基住在这岛上的一条偏僻的路上，住宅面海，环境幽静，门口还有土耳其警卫。由于我有乌尔邦斯的介绍，托洛茨基的夫人就直接把我带到托洛茨基住宅的工作室。
托洛茨基仪表堂堂，戴一副眼镜，脸尖尖的，留着小胡子，显得很精神。托洛茨基看到我后对我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你的俄文讲得很好。”其实我的俄文讲得并不好。他问我莫斯科与德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布哈林已失宠，又告诉他我会见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的情况。他听了不置一词，他显然对这些人已不感兴趣了，而且他对苏联的近况显然比我熟悉，无需我报告这些一般情况。他希望从我口中了解的是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我说，他们还不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接着说，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在跌倒又爬起来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我见他案头堆积着许多文稿信件，就问他最近忙些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自传《我的生活》，准备两个月写完。我们这样随便谈话，越谈越投机。为了能畅所欲言，托洛茨基建议我每天上午来谈。托洛茨基把和我的谈话当成他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不至拖延时间太长，影响我回国时间，又改为整天谈。我们每次谈话都很严肃认真。有一次，我去得晚了一些，他就责备我道：“你为什么迟误了呢？你小心别迟误了革命！”他自己不仅严守约谈时间，认真与我谈话，而且还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用速记记录他的谈话内容。这份记录后来并没有给我。我想，他所以会这么重视，愿意停下手头写作，抽出大量时间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异国青年长谈，大概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我能在中国为托派打开局面，同时由于他还是首次有机会在一个中国信徒面前发挥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因而不免特别兴奋。
托洛茨基和我谈话中，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联共清党。不过，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表面上是革命人民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
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托洛茨基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建立苏维埃，等等。我们前后谈了十几天，累计有数十小时。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托洛茨基，又绕道欧洲回国。
这次，我从欧洲回国途中瞒着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偷着去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拜会了托洛茨基，这一行为完全是我个人决定的。我在苏联学习时，联共开展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他被开除出党，又说他是个“反革命”，我看过他的文章，我不相信曾和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革命，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并领导着红军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的人是“反革命”。所以，我特意到伊斯坦布尔去拜访他。我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同托洛茨基交谈。我临走时，托洛茨基口述，他儿子帮助打字，打出了《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文件，这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我把它带回了国，作为指导中国托派的行动指南。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暗访托洛茨基回国后，就与郑超麟把托洛茨基口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俄文稿翻译成中文。翻译好后，交给陈独秀看了。后来在我们办的刊物《十月》上刊登了。
我回国前，由史唐等少数被苏联驱逐回国的中山大学托派学生，在上海成立“我们的话派”的托派组织，陈独秀也组织“无产者社”托派组织。他们之间矛盾不断，我两边做工作，调解两派的关系，使其联合起来，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我干脆和王文元等人也成立了托派组织，出版刊物《十月》，因此，我们被称为“十月社”。一九三〇年夏，由留苏回国的赵济等人成立“战斗社”托派组织。当时，中国拥护托洛茨基的有四个组织。托洛茨基曾多次给我们写信，要求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后来，“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经过多次协商，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四派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我没有参加统一的会议，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与陈独秀在反对派的策略上有争议，关系搞得很不好，最后托派竟然把我开除了。
我去见托洛茨基之事，开始党中央不知道，后来知道后，就在《红旗》上发表了《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我三日内把会见托洛茨基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我没去报告，也没有回答。一九二九年底，党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可是没有通知我，我也没有看到开除我党籍的决议。后来还听说，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曾到国际列宁学院追查过谁给我的路费。
冲进蘑菇云的人们
梁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