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们“圣裔”，实在是不薄呵！当年朱元璋称帝伊始，就赐给孔府祭田两千大顷（合六十万市亩），并配拨耕种祭田的大量佃户。朱元璋还让孔府衍圣公位列朝班文臣之首，又特赐龙头藤杖给孔氏族长，令其“主理家政”。崇祯时衍圣公孔衍植晋封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可以说，明王朝对孔府“圣裔”真正是优礼有加，皇恩浩荡。我们且不说什么“民族气节”，不要求“圣裔”们效法顾炎武、史可法、刘宗周、张煌言等抗清志士；单以“知恩图报”的旧道德而言，“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也理应深怀哀念，至少不必那么急不可待，抢在“第一时间”向“新朝”进表献忠吧。尤其具讽刺意味的是，急切进表的衍圣公，就是“旧朝”的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孔衍植。
投桃报李，孔府的献忠“进表”极快得到了回报——九月初四日，清廷就下旨：“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道之意。”恩准孔府圣裔仍将享有既有的一切优渥特权。“新朝”顺治帝福临当时只有六岁，因此，这个优礼孔府的圣旨，其实是摄政王多尔衮和降清的范文程等大臣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
第二年（1645年）闰六月，孔府圣裔又以实际行动，向“新朝”表示彻底归顺的忠心。这本档案选中有一篇《上剃头奏稿》，该奏稿称：臣（衍圣公）齐集上下众人，于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俱各剃头讫。……臣不胜惶悚战栗之至，为此具本奏闻”云云。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江南的嘉定、松江、昆山、江阴等地，千百万士人和民众正在为抗拒野蛮的“剃发令”而殊死斗争；从这年的闰六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三日，江阴民众浴血抵抗了整整八十三天！当时有个在华的洋教士就曾为“中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而感佩不已。当然，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先圣祖训，和面对“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现实之间，孔府圣裔可以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也不一定要像那些江南人为了头发而不惜丢掉脑袋。时势所迫，性命攸关，剃发就剃发吧，但有必要“不胜惶悚战栗之至”地上奏朝廷吗？用“奴相”一词来形容，或许有人觉得刻薄，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比“奴相”更为适合。
二百七十年后，已是民国时代，在两次不大不小的闹剧中，孔府圣裔又有不甘寂寞的表演。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次年即为“洪宪”元年。《孔府档案选》里载有衍圣公孔令贻贺袁世凯称帝电文：
皇帝陛下圣鉴：窃维俯顺舆情，允国民之拥戴；仰承天命，建皇权之谟猷。……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懽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
欢欣之色溢于言表。短短十多天里，袁世凯就四次召见孔令贻，并封其为“郡王”。档案选中还有一封族兄给孔令贻的信，族兄喜形于色地写道：
新帝待遇优隆，迭膺荣典，超越前代。……我邑自我弟晋封王爵，族中亲友，人人欢欣鼓舞，屡向兄讨要喜酒吃。
可惜，袁的称帝闹剧仅八十多天就黯然收场，衍圣公的“郡王”梦当然也随之破灭。
一年多后，“辫帅”张勋率兵入京，解散国会，拥戴溥仪复辟。孔府圣裔又急忙给张勋致电敬贺，称“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庆”云云。这场闹剧更短命，只十来天就玩完了。圣裔们又空欢喜一场。
在我们看来那都是闹剧，而孔府圣裔当然不这么认为，在其心目中，那可是“守先圣尊王之意”的头等大事。孔令贻在给袁世凯的劝进电中明言“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唯有“建皇权之谟猷”。游览孔府，至今可见到的对联中，有一句透出了“精义”所在：“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此所谓“国”就是皇权帝制之“国”，孔府圣裔赖此而安富尊荣。至于那“国”的皇帝，姓赵，姓孛儿只斤，姓朱，姓爱新觉罗，姓袁……都无所谓，他们很懂得与“氏”（不同姓氏的皇帝）俱进。
三
前面引到鲁迅的话：孔府圣裔“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确实是如此。孔府圣裔享有的种种特权，也是中国旧时的官宦士绅都望尘莫及的。
比如，孔府有公开卖官的特权。在中国古代，卖官称为“捐纳”，早在秦始皇时代，“捐纳”就成为朝廷集资筹款的一种举措，到乾隆时“捐纳”更成为常例，作为一宗正项的财政收入。一般来说，“捐纳”是国家（朝廷）行为，当然，也有些握有相当权力的官僚，通过捐纳来中饱私囊，但这毕竟是不宜张扬的“灰色收入”。而孔府却堂而皇之明码标价地公开卖官，这本档案选中载录一份以衍圣公名义开列的“捐例清单”，里面列出官衔最高的，是正四品“林庙守卫司百户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正局级吧），其价码是实职一千二百两（银子），虚衔三百两。最低的是正九品书写官，实职二百两，虚衔二十两。其中官衔高的，还详细写明享有什么样的顶戴服饰，以及相应级别的排场，乃至妻子的封诰等等，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不过，只有花银子多的实职，才能享受那些风光和待遇，虚衔的就都免了。
从《孔府档案选》中，没有看到朝廷对孔府捐官之举加以干预的材料，相反倒有赐予孔府职官名额的“圣旨”，如雍正特赐孔庙增设执事官四十名：“三品三人，四品四人，五品五人，七品八人，八品、九品各十人。各按品级，给与章服。”朝廷象征性地给每人俸银二十两。而孔府正可以将这些职官标价卖出，进账不少白花花的银子。还有“自产自销”的捐官，即不待朝廷赐予官额，孔府自行设置职官，自定价码以鬻，这也是屡试不爽的常例。档案选中有一篇孔氏族人告发族长孔传堉的诉状，其中有一条就是“私设职官，擅开捐例”。
孔府所拥有的“恒产”——土地，恐怕是朝廷最有权势的大官都不敢望其项背的。据孔府管家孔令儁称述：“历代帝王封赠孔氏奉祀祭田共大顷三千六百顷，每顷一百大亩。”即合一百零八万市亩。此外孔府还有自置的田产，加起来更是不计其数。档案选中有孔府对其田产的分布、坐落、亩数等较为详细的记录。
拥有了如此多的田产，孔府竟然还要强取、圈占民田，受害乡民万般无奈，只得告之以官府。有点蹊跷的是，受害乡民的诉状也存留在孔府的档案里，不过我们由此便得以一窥当时孔府的威势和受害者的悲愤。诉状中写道：强占民田者“遍插‘圣公府’三字旗帜，多带器械……居民莫敢仰视。”“豪恶逼处，柔懦远逃，满目凄凉，嗷嗷何依！”另一诉状告称：孔府将数百余顷尼山民田“霸为钦赐祭田……民有不与丈量者，即作荒地论，收去另招佃种，致小民片时即贫，捶胸呼天。”
据书中所录的孔氏文献记载，明洪武时赐祭田两千大顷，便规定“岁收其租入，以供庙祀，余悉为衍圣公廪禄”。就是说，祭田所收入的租粮和租银，除了部分用于祭祀开销之外，其余的都归孔府衍圣公所有。在祭田上耕种的佃农是世袭的，他们比一般的佃户有更甚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世袭佃农由于土地狭窄、贫瘠，靠耕种实在难以度日，便带着家小出外谋生，但他们仍然必须交纳承种的租粮或租银。“田不种了，地不要了，租也不交了。”他们没有这样的自由。
孔府的佃农除了交纳地租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种种年例、贡纳，诸如：年鸡、年猪、祭羊、宰过肥犬、磨细白面、鸭蛋、布花、租炭、蜡烛、花炮……这本档案选中，载有孔府诸如此类的催交告示，其口气严厉，多有“不许迟误，如违重究”、“猾户违延，即锁来重治”之类严词凶语。此外还有杂差费、年例供用银等等。孔府里死了老太太，佃户、庙户也要捐款，而且还都得为死者戴孝，“百日内不嫁娶，不音乐，不宴会”。
孔府有所谓“伴当”，即府内的仆役，他们或由佃农兼任，或从佃户、庙户的子女中征选，这一般都是硬性的，根本谈不上什么“自愿”。档案选中就有一份拘征未成年人充当孔府伴当、仆役的严厉指令：
着老家人张月，即拘各户幼丁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岁以下人丁，通开具花名手本，定限四月初一辰时，俱赴府投递，听候拣选。敢有隐瞒亲丁或雇觅秃瘸瞎病之人搪塞充点，查出定将本役重责四十枷号。如张月通同作弊，扶同了事，亦重责三十。如有违限后到的，一并处治，决不轻宥。
佃户、庙户疼爱自家孩子，不忍心让他们小小年纪去充当仆役，这是人之常情。孔府圣裔却全然不顾，强令征选，声言谁敢隐瞒或搪塞，则施以重责四十棍棒，加上戴枷示众的刑罚，即使迟了一点也要加以刑治。那个老家人张月当然不敢有丝毫的同情心，因为“重责三十”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佃户、庙户和伴当、仆役滥施私刑，在孔府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还施诸不属于孔府的平民。这本档案选里就载有几宗案例。例如，泗水县民户之子张小常，被孔府差役捉到林庙百户官衙门，逼迫他承认“漏丁”（瞒漏为孔庙服役的人丁），“张小常不服，被百户杖责而死”。打死了人还不算完，仍然威逼张家“出丁”，张家“势出无奈，只得将残废幼子俱已上丁”。顺治年间，孔府酿成一宗人命案，竟还引起朝廷的关注。书中有两份关于此案的档案，一份是吏部发给孔府的咨文。据咨文所述，家在京城的刘国栋到曲阜孔府看望弟弟刘国梁，后者向衍圣公孔兴燮请求，要跟其兄上京探家，却遭到拒绝；刘国栋于是去跟孔兴燮讲道理，孔氏大为恼怒，命令管家将刘国栋拿下打了一百棍，然后又用自家的“龙边索命银牌木铡”将刘铡死；刘国梁为其兄无端遇害哀痛不已，遂自缢而亡。刘氏兄弟的亲属想必到京城告了“御状”，以至于惊动顺治皇帝亲自垂问。另一份存档的材料如此记述：
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因刘国栋一事，奉自行回奏。亲赉奏本，蒙朝廷面谕。赐茶毕。谕：“刘国栋因人命关天，天下皆知。事干国法，朕不得不行。朕读你祖书，朕有不谓（为）你的？你祖怎么周流天下来？今后多读书，作（做）好人，行好事。你今年多大年纪？你有几个儿子？”又赐茶毕。着内阁麻儿吉送出他去。“他不常在朕前，恐孔圣人害怕。”
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年轻的顺治皇帝对犯了命案的孔兴燮仅仅是“微责”而已，丝毫没有追究刑治的意思。“朕读你祖书，朕有不为你的？”夫子之书能豁免其“衍圣”嗣孙的杀人之罪，不知夫子的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那最后一句更显出皇帝的呵护备至，生怕吓着了“孔圣人”（“衍圣公”竟也成了“孔圣人”？！）。贵为“圣裔”真是有福啊！
至于刘氏兄弟，死了也就死了，他们的亲属能得到一点丧葬费之类的赔偿，就算不错了。说不定因这宗命案获“圣上”垂顾，他们还不知怎么感激涕零呢。
在曲阜“圣人之乡”，并非凡是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荣”。事实上，孔氏中也有不少无权无势的贫苦者，他们的命运并不比外姓的穷人好到哪里去。孔府族规中有一条：“孔氏嗣孙非常人也，男不敢为奴，女不敢为婢。”但在孔府内上千的仆人中，确有原本姓孔的族人，只是他（她）们一旦进孔府为奴为婢，首先被剥夺的就是姓“孔”的权利。
孔姓农民按说也是“圣裔”，然而孔府“圣裔”向他们征收租税钱粮，却从来也不含糊，谁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强卖掉土地以充租税。档案选所录的孔府账单中，就记有孔姓佃户的一笔笔交租数额。在一份账册里记道：“饿死地户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直到饿死了，还欠着孔府的租银，于此可见孔姓贫苦佃农的悲惨命运。乾隆年间，佃户孔毓举、孔万辂不堪盘剥而抗租，并且“在市集处所，倡言阻挠，以致众户观望抗延（交租）”；孔府衍圣公恨之入骨，斥之为“圣裔中之败类”，并发文到他县府衙要其配合，将两个抗租的佃户拘拿归案，严加惩治。——收录在档案选里的这份缉拿文本，让我们见识孔府对贫苦族人的盘剥、压迫之甚。
孔氏的下层族人深受族权的宰制，动辄受到严酷的惩处。这本档案选中有一份文件，指称族人孔胤让骑驴过“神桥”，孔尚爵詈骂孔庭族长，犯了“欺祖灭伦”之罪，将他们“重责二十板，罚跪大成门一月”尚嫌不够，还要移送到官府严加刑治。光绪年间，曲阜农民孔继成在自家田地里挖出一块石头，硬被孔府指控破坏了孔族地脉，将他关押了半年多，逼得他家卖掉仅有的五亩地，才把人赎出来。孔继成不久就含愤而死，而他比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整整高出七辈，称得上是后者的“族祖”了。但辈分高又有什么用呢？孔府族权的整治是没得商量的。
读着《孔府档案选》中诸如此类的材料，想起孔夫子说的“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此语由子夏转述）等至善懿言，不能不令人沮丧：一脉嫡传的孔府圣裔，衍传其先圣祖训的表现不过尔尔！夫子当然不能为其后代嗣孙们的行为负责。不过，孔府圣裔之所以恣意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就是因为有普天下独一无二的“圣荫”赖以凭持、庇佑。这维系千年不坠的“圣荫”是历代帝王树植、培育起来的，他们以优礼“圣裔”来显示对孔圣人的尊崇。明太祖朱元璋召见衍圣公孔希学时说：“尔祖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一语道破了帝王和权势者们尊圣人、树“圣荫”的真谛。
在当下谈说《孔府档案选》这本书，可能有点煞风景，不合时宜吧。我不是趋时附势的聪明人。我做不来装腔作势的“布道者”，也不会做诱人却可疑的“心灵鸡汤”。我想做的仅仅是：回归历史，回归真实。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