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正满枝——汪曾祺辞世十周年祭
巫宁坤
花开花落，一晃，曾祺走了十年了。十年了，我在异国他乡“一室一厅藏拙处”饰壁的还是他特意为我作的那幅《昆明的雨》，风神飘逸，画如其人。
他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曾祺小时爱看他画画，心领神会，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后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久废画笔。他回忆道：
重拈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
曾祺也是画花卉的，他说：“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又说：“我的画，遣性而已，送人是不够格的。”你可别信以为真。一九五七年，我俩同时落难，从此天各一方，“二十余年如一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在北京重逢，却仍是咫尺天涯，离多会少。于是，一九八四年二月，我写信给他，请他给我画一张画，要有我们的第二故乡昆明的特色，往我家徒四壁的墙上一挂，就见画如见人了。三月二日，他回信说：
画尚未画，因为想不起能表明有昆明特点的花果可画。昆明最多的是报春花，但这花细碎，难为布局。波斯菊也不好画，美人蕉则不成样子也。圆通公园樱花甚好，但画出则成为日本的回忆了。且容思之。
时隔数十年，他对昆明的百花记忆犹新，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思”了两三个星期，画直到三月二十日才画成：“右上角画着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这幅画，从构思到布局和题词，处处可见匠心，淡泊宁静，炉火纯青。
他一再说“我想念昆明的雨”，淡淡片语饱含着他对花城魂牵梦绕的深情。抗战七年，他在昆明过着流亡学生的清苦生活：
我在民强巷的生活真落拓到了极点，一贫如洗……没有床，我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去向不明，只剩下一条棉絮。我无论冬夏，都是拥絮而眠。有时没钱吃饭，就坚卧不起……
数十年后，“往事回思如细雨”：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他不能忘情于昆明雨季的花果。雨季菌子极多，鲜美无比。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苗族女孩子吆唤着“卖杨梅……”那声音使他感到“昆明雨季的空气更柔和了”。雨季的花是缅桂花，“带着雨味的花使我的心软软的”。这个雨中的花城，色、香、味、音、情俱全，正是曾祺精神世界的投影。
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欣赏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的话：“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不论日子如何艰难，他都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当了一回“右派”，却认为：“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发配到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改两年，摘帽后下放到下属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穷居独处，没有领导，不用开会，“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马铃薯开花的时候，他每天趟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绘。“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为我画的那片仙人掌，倒挂着犹能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曾祺慧眼童心，喜看百花齐放，人花合一。仙人掌花也好，马铃薯花也好，一花一世界，千姿百态，每朵花都绽放着造化的神奇。满怀“润物细无声”的温情，一拈画笔，得心应手，他的“写意”就“下笔如有神”了。
曾祺热爱生活，但是他深谙“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的自然规律：“七十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晚年，大江南北，游踪所至，他为众多求画者留下了一幅又一幅佳作，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他却一挥手走了，潇洒如浮云，花开正满枝。
附记：去年是曾祺辞世十周年，本想写一点东西作为纪念。没料到，八八残躯又遭晚期黄斑病变突袭，一时间几成瞽翁，废读废写。幸得良医诊治，重见天日，得以涂鸦。
二○○八年农历新年于维州客中
一九四三年傅雷致黄宾虹书
张瑞田
一九四三年，黄宾虹八十岁。困居北平古城的一代国画大师，不断取出《家庆图》，反复审视。窗外的柿子树果肥叶阔，但比之故乡的橘子树，似乎少了一层亲切。去年，他就因难以平抑的思乡情怀，在《家庆图》上题了一首诗，后四句云：
屈指明正我八旬，萦谈哀乐忆前尘。陈翁留驻韶华笔，六十六年图画新。
声名显赫的黄宾虹的八十寿辰，引起多方注意。他的故交学子纷纷致函北平，表达自己对黄宾虹先生的祝福。在北平度日如年的齐白石作《蟠桃图》祝贺。其他好友如瞿兑之、傅沅叔、郭啸麓、黄公渚等，在北海及蛰园分别举行宴会，隆重庆贺。就连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日本主持人伊东哲，也以全校师生的名义为黄宾虹举行了祝寿仪式。只是黄宾虹没有出席。
就在北平的朋友们为黄宾虹八十华诞额手欢呼时，上海友人傅雷、张元济、吴仲炯、邓秋枚、陈叔通、秦更年，高吹万、姚光、王秋湄及女弟子朱砚英、顾飞，为此筹办“黄宾虹八十书画展”。
傅雷是本次画展的主要策展人，他于一九四三年写给黄宾虹的数十通手札，完整记录了这次画展的全部过程。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回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上海举行画展的隆重场面，我们又能感受到傅雷与黄宾虹忘年之交的清澈与醇美和当下难以觅见的诚信与人格。
一
傅雷与黄宾虹何时何地相识，我们在傅雷致黄宾虹的手札中可管窥一斑，“八年前在海粟家曾接謦欬，每以未得畅领教益为憾”。这通手札写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那么，傅雷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八年前、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与黄宾虹定交于刘海粟家的。此后，人画俱老的黄宾虹成为青年才俊傅雷的偶像，傅雷也成为黄宾虹心目中识画懂画的知己。也是这通手札，记载了黄宾虹的一次赠画，“此次寄赐法绘，蕴藉浑厚，直追宋人而用笔设色仍具独特面目，拜领之余，珍如拱璧矣”。
喜欢黄宾虹画的傅雷有点着迷，一九四三年五月末，他在上海的一次画展上，见到黄宾虹的山水画《白云山苍苍》，此画在傅雷的眼中是“用笔意繁，丘壑无穷，勾勒生辣中尤饶妩媚之姿，凝练浑沦，与历次所见吾公法绘，另是一种韵味，当即倾囊购归”。如此看来，傅雷收藏黄宾虹的画作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无疑，黄宾虹对傅雷也心存敬念，他于一九四三年六月致函傅雷，“示及《白云山》一轴，谅系前数月间有友约为附加展览之件，事未果行，云托‘荣宝’，如何竟莫详其底蕴耳。兹荷奖赉，贮之高斋，且恧且感”。这样的人，操办自己的画展，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傅雷极其重视黄宾虹画展，他当然知道黄宾虹的艺术实力，他期盼上海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喜欢黄宾虹，又喜欢他的书画作品。傅雷一旦产生新的想法，立刻致书黄宾虹商讨。有时询问，有时建议，有时又提出要求。在六月二十五日的手札中，他写道，
尊作展览时，鄙见除近作外，最好更将壮年之制以十载为一个阶段，择尤依次陈列，俾观众得觇先生学艺演进之迹，且于摹古一点公别具高见，则若于展览是类作品时，择尤加以长题、长跋，尤可裨益后进……将来除先生寄沪作品外，凡历来友朋投赠之制，倘其人寓居海上者，似亦可由主事者借出，一并陈列，以供同好。
此后的几个月，黄宾虹不断往上海邮寄书画作品，有时也赠送傅雷几件书画作品，有时，傅雷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介绍朋友们购买，有时自己也购得一二珍藏。一九四三年，八十高龄的黄宾虹迎来了创作的颠峰时刻，他住在风雨如磐的北平，在帝都西南角一套简陋的房子里，写字画画。他难得有了好心情，难得不断挥毫研墨，把自己一生的梦想涂抹在暗白色的宣纸上，然后，又将一枚枚沉重而精巧的印章钤在上面。黄宾虹有收藏古印之癖，他曾把收藏的一方刻有“傅雷之印”的古印送给了当时的傅雷，引得傅雷一阵阵感动。
感动以后的傅雷当然要为自己的偶像做一点事情。他致书黄宾虹，询问书画作品的润格，他知道身在北平的黄宾虹的孤独、寂寥、清贫。一位名叫张海清的铁路工人，爱画，不断登门索画，竟至百幅之多，居所命为“百黄斋”。时黄宾虹生活艰辛，张海清常送大米，解黄宾虹一家的饥馑，黄宾虹则以画相谢。傅雷不会不知道黄宾虹在北平的生存现状，即使在筹办画展期间，他也不断帮助黄宾虹卖画，也不断给北平汇款。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傅雷在致黄宾虹的手札中提到“吾公画事润例，乞寄赐数纸为幸”。六月二十五日，傅雷云：“迩来汇京款项又见阻隔，即荣宝斋亦未便，爰恳青岛友人就近由银行汇奉联准券三百元，信已发出数日，赉到之日，尚乞赐示”。由此可见，傅雷汇款北平，已是经常之事了。
傅雷甘愿为黄宾虹当策展人，当经纪人，理由非常简单，他懂黄宾虹，懂黄宾虹的艺术。他尽览世界艺术史和中国艺术史，终于发现黄宾虹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和卓越的艺术才华。他于八月二十日写道：“昨于默飞处获睹尊制画展出品十余件，摩挲竟日不忍释，名山宝藏固匪旦夕所能窥其奥蕴”。再于九月十一日写道：“尊作面目千变万化，而苍润华滋、内刚外柔，实始终一贯。……例如《墨浓多晦冥》一幅，宛然北宋气象；细审之，则奔放不羁、自由跌宕之线条，固吾公自己家数。《马江舟次》一作，俨然元人风骨，而究其表现之法则，已推陈出新，非复前贤窠臼。先生辄以神似貌似之别为言，观兹二画恍然若有所悟。取法古人当从何处着眼，尤足发人深省。”
傅雷是年三十五岁，比黄宾虹小四十五岁，几乎有两代人之差。傅雷游学法国，治西洋美术史，对中西艺术的短长有真知灼见。他坚决反对以西洋画的画法来改良中国画，同样，对中国画的陋习也不宽宥。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傅雷致黄宾虹的长篇手札，倾吐了一位后学的心声和识见：
晚蚤岁治西欧文学，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尊论尚法变法及师古人不若师造化云云，实千古不灭之理，征诸近百年来，西洋画论及文艺复兴期诸名家所言，莫不遥遥相应；更纵览东西艺术盛衰之迹，亦莫不由师自然而昌大，师古人而凌夷。……至吾国近世绘画式微之因，鄙见以为就其大者而言，亦有以下数端：（一）笔墨传统丧失殆尽。有清一代即犯此病，而于今为尤甚，致画家有工具不知运用，笔墨当前几同废物，日日摩古，终不知古人法度所在，即与名作昕夕把晤，亦与盲人观日相去无几。（二）真山真水不知欣赏，造化神奇不知捡拾，画家作画不过东拼西凑，以前人之残山剩水堆砌成幅，大类益智图戏，工巧且远不及。（三）古人真迹无从瞻仰，致学者见闻浅陋，宗派不明，渊源茫然，昔贤精神无缘亲接，即有聪明之士欲求晋修，亦苦一无凭藉。（四）画理画论暧昧不明，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是无怪艺林落漠至于斯极也。……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中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无如真理澌灭，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优劣说，中西艺术比较说，中国画的改良说，涉及的问题之深，展望的视角之广，所议论点之准确，我敢说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无出其右者。即使在今天看来，傅雷所思考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中国传统艺术如何创新，当代绘画的语言弱点等问题，也是学人们争议的焦点。三十五岁的傅雷并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他优雅的译笔和那本滴血的《傅雷家书》，是他中年以后所为，但那时候的傅雷对西方文学和传统艺术具有同等高度的识见，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黄宾虹对傅雷有后生可畏之赞。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黄宾虹致傅雷手札中倾吐心声：
得上月二十五日赐函，名论高识，倾佩无已。惟荷奖饰逾量，益滋恧感。昔大痴自谓五百年后当有知音，梅道人门可张雀，而且信已画在盛子昭之上；倪云林谓其所画悬之市中，未必能售。古代且然，今以拙笔幸得大雅品题，知己之感，为古人所难，而鄙人幸邀之，非特私心窃喜，直可为中国艺事大有发展之庆也。
应该说，傅雷与黄宾虹是中国艺术史上难得的两位君子，鲜见的一对知音。
可以这样说，黄宾虹是民国年间为数不多的拥有市场的画家，又由于年老体衰，书画作品不会轻易送人。但对傅雷，黄宾虹却表现出十足的慷慨。他常把一些得意之作赠给傅雷，对傅雷的请求，也是有求必应。傅雷写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的手札，说明了一切，“手书并大作十二页均经拜收。屡承厚赐，不知何以言谢，猬以下愚谬荷知遇若是，五衷铭感，楮墨难宣”。
黄宾虹所送，傅雷自购，我敢说，傅雷三十五岁的时候，收藏黄宾虹的书画作品已具有一定规模了。
二
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策展人。首先，他具有非同一般的书画审美能力，行政协调才干，市场营销水平。因此，他深得黄宾虹信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傅雷在手札中对黄宾虹说：“晚学殖素俭，兴趣太广，治学太杂，夙以事事浅尝为惧，何敢轻易着手？辱承鞭策，感恧何如，尚乞时加导引，俾得略窥门径，为他日专攻之助，则幸甚焉。尊作画展闻会址已代定妥，在九月底，前书言及作品略以年代分野，风格不妨较多，以便学人研究各点，不知吾公以为如何？亟愿一聆宏论。近顷海上画展已成为应酬交际之媒介，群盲附和，识者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