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BBC广播代表团到莫斯科拍摄肖斯塔科维奇的记录片，邀请斯拉瓦和加利娅参加，因为他们与肖斯塔科维奇关系密切。加利娅预感又在捉弄他们，谢绝参加。第二天苏联教育科学院打来电话，央求他们一定参加，教育科学院已获得高层批准，他们只得同意。英国人来到斯拉瓦家，同他们商议具体事宜：斯拉瓦演奏大提琴部分，加利娅演唱马克白夫人的咏叹调。英国人明天下午三点派车来接他们。斯拉瓦兴奋异常，一早就换上大礼服，加利娅也换上戏装。但三点车没来，四点车没来，六点车还没来。也没有电话。几天后斯拉瓦夫妇出席英国大使的招待会，斯拉瓦忍不住了，对英国大使说：“我一直认为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家，几天前我完全失望了。英国人竟如此不守信用。”他把拍记录片的经过告诉大使。大使听后涨红了脸，跑到另一间房间打电话。他很快就回来告诉斯拉瓦事情的原委：拍摄的前一天，苏联教育科学院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斯拉瓦和加利娅因急事离开莫斯科，无法参加拍摄。他们又一次被捉弄。
斯拉瓦是艺术家，不能抛弃艺术。既然不准他在首都演出，那就到外省演出好了。一九七三年春天，他准备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乐队沿伏尔加河流域巡回演出。斯拉瓦到达乌里扬诺夫斯克的那天，上街闲逛，忽然看见音乐会的海报上被人贴上家兔展览的广告，由于他的姓氏太长，还露出字头和字尾。几只家兔贴在他脸上。斯拉瓦怒不可遏，马上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停止对他的嘲弄，让他能够正常工作，不然他将放弃自己的职业。斯拉瓦还是太天真，觉得当局一定不想失去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可他在勃列日涅夫的眼里又算什么呢？斯拉瓦心灰意懒，与三四流乐队队员一起借酒浇愁。加利娅一次在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找到斯拉瓦，已烂醉如泥。加利娅见丈夫正在毁灭，心如刀割，就在此刻在她心中萌生了出国的念头。
至此，斯拉瓦虽屡受打击，但对妻子加利娅的影响还不算大，她仍然是大剧院的主要演员，电台照旧播放她演唱的歌剧，只是报刊上不再提她的名字了。但在斯拉瓦拒绝在污蔑萨哈罗夫院士的公开信上签名后，加利娅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一天，大剧院的两名演员风风火火地跑到加利娅家来，立即把斯拉瓦拉进书房，几分钟后斯拉瓦从书房里冲出来，大声喊着：“我不签名，决不签名！”这两位演员是加利娅的朋友，他们是来救助斯拉瓦的。他们告诉加利娅，是位重要人物派他们来的，现在组织人在反对萨哈罗夫院士的公开信上签名。如斯拉瓦肯签名，他的“过错”便一笔勾销，他还将在大剧院指挥，想排什么戏就排什么戏。他们请加利娅劝说他。加利娅喊起来：“什么，你们叫我劝他在公开信上签名？如果斯拉瓦签名，我亲手把他掐死！”此后加利娅的处境变坏了。加利娅是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勋章获得者，对付她得采用另外的手段。一九七四年秋天，大剧院到米兰演出，加利娅预感出国演出将受到侮辱，比如演出成功，苏联报刊不登她的照片，不提她的名字。但当局对她采用的手段仍出乎她的预料。加利娅拒绝出国，并自愿承担全部后果。但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非要她出国不可，理由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出发前一天晚上，大剧院会计室的人来找她，请她把四百美金带给打前站的人。加利娅与那人关系很好，不便拒绝。加利娅觉得奇怪，那人刚离开莫斯科，自己为什么不带呢？她马上明白了，拒绝携带。如果她带美金，一定会在海关查出来。因为海关第一个检查必定是她，怀疑她把索尔仁尼琴的手稿带出境外。查出美金来，她无法证明是会计室托她带的。美金一定会被说成是来自出卖祖国的索尔仁尼琴。她将百口莫辩。这将是刑事案件，加利娅触犯刑律，后面的事就好办了。计划不可谓不歹毒。后来，加利娅见到打前站的人，他并没问起美金的事。看来计划制定得匆忙，忘记通知他了。
不久，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到莫斯科演出，多明戈邀请加利娅参加《托斯卡》演出，大剧院回答她不能参加，不在莫斯科。多明戈说：“我刚才和她通过电话，明天到她家吃午饭，她怎么不在莫斯科呢？”大剧院回答：“她不能用意大利文唱。”多明戈说：“她能用意大利文唱，我和她一起唱过。”一小时后大剧院正式通知斯卡拉歌剧院：加利娅拒绝参加演出。这是多明戈亲口对加利娅说的。苏联唱片公司准备录制《托斯卡》，录制两张，两个组上下午轮流录制，加利娅和几个演员一组，斯拉瓦担任乐队指挥。那时在苏联录制唱片是极难得的机会，一部歌剧只录制一次，每个着名演员都渴望把自己的声音录制下来。加利娅那组录制得顺利，已录制一半了。不久唱片公司突然打来电话，通知斯拉瓦和加利娅停止录制。两人惊呆了。他们录制唱片是中央批准的。斯拉瓦赶往唱片公司，经理大咧咧地靠在沙发上。斯拉瓦问他为什么停止录制。经理回答：“我们不需要你们录制的唱片。”“我们录制得不好？”“不，你们录制得很好。”“那为什么停止录制？”经理蛮横地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艺术！”原来，中央批准他们录制唱片后，一伙嫉妒他们的演员跑到中央质问，斯拉瓦和加利娅是索尔仁尼琴的同党，为什么准许他们录制唱片，中央遂下令停止他们录制。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们忍无可忍，走投无路，他们的祖国不需要他们的艺术，只有出国谋出路了。他们上书勃列日涅夫，请求批准他们到国外工作两年。这时美国参议员肯尼迪正在苏联访问，听说他们上书勃列日涅夫的事，在同勃列日涅夫会晤的时候，提起此事，促使勃列日涅夫批准他们出国。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加利娅一家黯然离开苏联。可以说索尔仁尼琴“坑害”了斯拉瓦一家，但在加利娅的回忆录中，看不到他们对索尔仁尼琴有丝毫怨言，这不能不令我对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肃然起敬。
（尾声）
一九七八年斯拉瓦和妻子加利娅的护照被苏联官员吊销，他们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
苏联解体后，斯拉瓦与戈尔巴乔夫建立了私人友谊，恢复了公民权后，即率领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前往莫斯科演出，观众达十万人之多。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出席克里姆林宫特意为他举办的生日庆祝会，普京总统为他颁发了最高荣誉奖。一九二七年出生的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于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八十岁。
帕斯捷尔纳克“卡”住了
虞非子
一九三四年六月末的一天，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来电话，这个电话后来成了帕斯捷尔纳克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始终困扰着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日瓦戈医生》蜚声世界的俄罗斯诗人、作家。
一
电话起因于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
五月十三日深夜，曼德尔施塔姆因“反诗”被克格勃逮捕。这首克格勃在诗人家中搜查了一夜也未找到诗稿的“反诗”，现以审讯记录的形式保存在克格勃档案馆中——
问：你意识到自己创作反革命的作品是有罪的吗？
答：我是下面这首反革命诗的作者：
我们未感到生活有国家作为脊梁，
近在咫尺而我们的演讲却了无声响。
当我们希望稍稍开口时，
克里姆林宫的居住者站在路中央，
他粗粗的手指像蛆虫一样油亮，
他的话语的重量确有四十磅，
他穿着闪闪发光的牛皮服装，
他的开怀大笑像嘴唇上有只蟑螂。
在他周围是一群脖如鹤颈的丑类，
他把这种半人半鬼家伙的奉承当做儿戏玩耍。
他们吹口哨、学猫叫和哭哭啼啼地诉说，
只有他独自地用他的手指在指指戳戳，
他一点点地扔出马蹄铁似的东西——
公正写在眼睛里、脸上、额头上。
枪毙一词使他的那帮人更加愉悦，
奥塞梯人挺起宽阔的胸膛。
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当天，诗人阿赫玛托娃便从列宁格勒赶到莫斯科，与帕斯捷尔纳克商量通过上层关系进行营救。随后，帕斯捷尔纳克立刻去找《消息报》主编布哈林，气愤地对他说，他不明白怎么会不饶恕这样一位伟大诗人所写的几首不大高明的诗歌，竟然把人抓去坐牢。
布哈林于是给斯大林写了封信，结尾处写道：“连帕斯捷尔纳克也感到紧张。”
帕斯捷尔纳克的确紧张，“因为您知道，现在发生了多么怪异可怕的现象，他们开始抓人；我怕隔墙有耳……”四月末的一天晚上，当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心公园向他朗诵这首诗后，他马上说：“我没听过这首诗，您也不曾向我读过这首诗。”——他显然是希望曼德尔施塔姆不要再传播这首诗。“克里姆林宫的居住者”无处不在。
斯大林很熟悉帕斯捷尔纳克——他的父亲曾是少数几位获准出入克里姆林宫并为列宁画像的画家之一，斯大林本人也常常电话约见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作出具体的评判，虽然他这样做常常令作家们胆寒。
“斯大林同志要与您通话。”——帕斯捷尔纳克在闹哄哄的公寓里接过听筒。这一次斯大林谈的不是作品而是曼德尔施塔姆。斯大林说他已下达指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将妥善解决。
关于这个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现存的几个版本都是与他比较亲近的人根据他的讲述记录下来的，关键内容也大同小异。阿赫玛托娃的回忆应该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
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替朋友奔走，“如果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了不幸，我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他。”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为他奔走，您大概还一无所知……”“为什么您不来找我或者找作家组织？”“作家组织从一九二七年起就不管这种事了。”“可他毕竟是您的朋友吧？”帕斯捷尔纳克一时语塞。斯大林在短暂的冷场之后继续问道：“他毕竟是位大师，大师呀！”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这没有意义。”
……“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了。”“谈什么？”“谈生与死。”斯大林挂断了电话。
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再试图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斯大林同志正忙着”，于是他只能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曼德尔施塔姆虽然被减轻了处罚，但还是被“隔离并保护”着流放了三年。在那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又多次去找不停更换的最高检察长替曼德尔施塔姆说情，但那时恐怖已经开始，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一九三八年五月，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年底死于集中营，克格勃档案中这样记载：“一块木板捆在他的腿上，在木板上用粉笔写着他的编号。”
二
曼德尔施塔姆的死无疑使帕斯捷尔纳克感到负疚——很显然，电话之后他肯定也意识到，如果他在电话中不是吞吞吐吐，而是直截了当对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不仅是“大师”而且是他的“挚友”，其结局或许会有所不同。当时，莫斯科流言四起，有人指责他在斯大林面前没有替曼德尔施塔姆说情，后来甚至有人写诗攻击他坑了曼德尔施塔姆，要他对曼德尔施塔姆之死负责，起因恐怕也在于此。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要在电话中“回避”曼德尔施塔姆，甚至“转移话题”要和斯大林谈谈生与死的问题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真的诗人，正如他的好友，文学理论家、翻译家楚科夫斯基所说，他“是个崇尚生活真实的虔诚信徒”，“真”是他的本质，即便人命关天，他也不会讲假话；而且，真的诗人总是倾向于或者说被规定了将思索引向“形而上”。法国诗人马拉美曾说：“诗是一种紧要关头的语言。”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紧要关头”说的自然也只能是“诗的语言”。
因为“真”，所以当斯大林提到“朋友”时，帕斯捷尔纳克便“一时语塞”了——他并未将曼德尔施塔姆视为朋友。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吉娜伊达回忆说，“曼德尔施塔姆有时也来我们家。……他对鲍利亚（帕斯捷尔纳克）说话的口气，我无法忍受，他讲话就像教授对学生那样，很傲慢，有时甚至言语生硬尖刻。他们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诗歌方面也都存在意见分歧。后来，鲍利亚终于赞成我的观点，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的行为令人厌恶，但对他的才华却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的友情没有再继续下去，以后他也就几乎不再光顾我们家了。”阿赫玛托娃也很清楚他俩之间的关系，她说，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除了两三位年轻的自然科学家，他没有一个朋友……”帕斯捷尔纳克支支吾吾，采取回避态度……这种“支支吾吾”后来在与斯大林通话时表现为“语塞”，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帕斯捷尔纳克提出要谈谈生与死的问题，则与斯大林的“大师”提法有关。因为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是生命，不是某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斯大林提出“大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一九三四年，“他们开始抓人”，曼德尔施塔姆只是一个个案，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和斯大林“形而上”地谈谈生与死的问题了。“我生性就是如此/遇事都要穷本清源……”帕斯捷尔纳克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但是，与斯大林谈论生与死绝对是个错误。被捕前三个月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的曼德尔施塔姆，对此曾不无预言性地写下过这样的文字：“革命本身意味着生与死的较量，它不能容忍在进行革命时侈谈什么生与死的问题……”所以帕斯捷尔纳克一谈生与死，斯大林便撂下了电话——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层面上，两人都“错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处境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留给帕斯捷尔纳尔的只能是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和对曼德尔施塔姆莫名的歉疚。
“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十多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女友伊文斯卡娅讲述这段往事时说，斯大林在挂断电话前还讲过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此前其他版本中所没有的，或许这可以视为帕斯捷尔纳克十多年来的一种自责——如果当时斯大林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
又过了十多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录《人与事》中写了这样一笔：
在三十年代中期，在（1934年8月）作家大会召开之前，我的作用被夸大了……
或许他更想说的是，那时他怎么也救不了曼德尔施塔姆，或者说救不了曼德尔施塔姆们（有人估计，死于恐怖时期的作家不少于六百人，最多可能达一千五百人），更不要说非作家们了。
但面对那个曾经活生生的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终究还是难以自圆其说——即便说了，又如何能改变别人对这个电话的现实解读呢？
也许，还是斯大林了解帕斯捷尔纳克。
恐怖时期，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据说是斯大林的一句话救了他：“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斯大林很现实，而且绝对掌控着“形而下”的现实。当帕斯捷尔纳克提出要和他谈谈生与死的问题时，斯大林看到了这个“天上的人”的天真——也许，只有绝对的“形而下”，或者说只有绝对地掌控着“形而下”，才能直觉到绝对的“形而上”，犹如黑暗与光明因为绝对的反差而灼人心魄。
三
斯大林撂下电话，阻断了生与死的探讨，帕斯捷尔纳克也因此陷入了生与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