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前后，社会上广为流传着“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坊间的流行语真实地反映了当年“脑体倒挂”的情形。而新一轮“脑体倒挂”主要表现在体力劳动者（比如农民工）和普通脑力劳动者（比如就业五年之内的大学生）的平均收入差距已经在逐步扩大。
出现新一轮“脑体倒挂”的原因在哪里？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中有一个“刘易斯拐点”的说法：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当非农产业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的时候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一些专家认为，我国这一拐点已经到来。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次“脑体倒挂”中，许多家庭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让学龄孩子放弃了读书。眼下，在农村的许多家庭里，人们也开始渐渐降低了鼓励子女读书的热情。
“七宗罪”是天主教对人性阴暗的七种表达，是指：愤怒、嫉妒、傲慢、懒惰、贪婪、饕餮以及纵欲。这一说法已经延续了十几个世纪，最早是由六世纪的一个教皇格雷高里提出，后来但丁在他的《神曲》里加以阐述，遂让“七宗罪”的说法深入人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罗马天主教廷酝酿着让七宗罪“与时俱进”。
二○○八年三月九日，梵蒂冈的御用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刊登了对被认为是教皇的“左膀右臂”的、掌管罗马教廷圣赦院的枢机主教吉罗蒂的采访，该枢机主教对“新七宗罪”进行了阐释，让世人猜测教皇是否要将“七宗罪”说进行适时更新。吉罗蒂点出了“新的罪孽”这一说法，接着他进行了阐释。吉罗蒂说，过去的“七宗罪”主要局限于个人，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罪责也应该应用到社会上来。他说，新的七宗罪分别是：吸毒、操纵基因、过分敛财、引致贫穷、导致社会不公、在人类实行惹起道德争论的科学实验和污染环境。“吸毒削弱了人的心理和智力；污染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和经济差距，导致了一种无法承受的社会不公。”吉罗蒂指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愈趋淡漠。这引发了教皇对世人道德观念的关注。梵蒂冈说，是到了该根据世界的全球化来“更新”这张罪行名单的时候了。据说新“七宗罪”的建议，已经得到了大多数神职人员的赞同。
根据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社会新阶层人数约为七千五百万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全国十万亿左右的资本。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呈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
据计算，截至二○○七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为2741.5万户，从业人员5496万人；全国私营企业为551.3万户，从业人员7253.1万人；目前，全国共有1.3万多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13万多人；全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7012家，执业注册会计师约7.7万人；全国资产评估机构3300多家，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3万多人，从业人员8万多人；注册税务师事务所3700家，执业注册税务师5万多人，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
据有关方面估算，目前全国约有一千万自由职业者。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掌握或管理着全国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和4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69%的出版发行。个体私营经济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在部分地区已经达到70%甚至80%以上。二○○○年以来，私营企业税收增长率年均达到45.4%，高于全国平均19.6%的增长速度。预计到二○一○年，非国有制经济将占全国税收的50%。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有力促进者。改革开放以来，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二○○七年，在全国五十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总数中和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分别占到70%以上和80%以上。
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袁隆平未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他却被筛选条件更为严格的美国科学院评为外籍院士，对此有人向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提出询问。路甬祥作出如下解释：
袁隆平之所以没有能当选，是因为当时中国科技界，包括院士群体当中，对于一个人成就的评价，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主要强调生命科学，强调的是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是否创造了新方法、新手段或者新思想，那就要求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当时袁隆平所做的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杂交办法来做的，所以没有能够选上。
对这一解释，不少人感到疑惑。袁隆平用“比较传统”的三系杂交的办法创造了杂交水稻，而且使水稻产量大大提高，在中国能够多养活七千多万人，这是一个重大贡献，这个技术传播到东南亚，传播到其他国家，世界上都承认他是对人类有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可是，因为我国科学成就评价标准这样一个细节上的“门槛”，就被拒之于自己的科学院之外，这实在是费人所思。
经济学家丁学良最近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以下看法——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一九八○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四分之一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这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长时间经济高增长。我一直主张把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再崛起，而不是崛起。
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一八七○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有人把中国、美国和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大块进行比较，发现一八二○年至一八三○年是中国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
后来由于中国丧失工业革命的机会，仍按照常规发展，到一九五○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则达到美国的65%。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近年，中国饮酒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目前中国酒民已超过五亿人。这些人中，又有近四成人每天饮酒一次以上。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健康饮酒中国行”活动组委会在北京公布了《二○○七年度中国二十五省民众健康饮酒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饮酒人群身体健康处于亚健康及以下水平。据调查报告，中国饮酒群体的酒量平均为单次2.7两（以三十八度酒为标准），折算为纯酒精41.04克。这个量超出了国际安全饮用标准。也超出了中国现行的安全饮用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协会研究指出：男性安全饮酒的限度是每天不超过20克酒精：中国现行的标准是日酒精量不超过15克）。饮酒还与职业有关。据统计，中国第一大饮酒职业群体是工商业者，饮酒比例高达63.9%，其中又有47.1%为重度饮酒。目前尚无公务员群体的饮酒比例的统计数字，但中国官场吃喝风日盛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开支一九九○年为四百亿元，一九九四年突破千亿大关，而二○○四年则达到三千七百亿元。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部门曾发出过一道道禁令，但这些禁令顶多管一阵子，不久便过期无效。所以某地一位纪检委书记说：“从建国到现在，中央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下发了几十个，还是没管好一张嘴。”
饮酒还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据悉，中国每年死于酒精中毒的人数超过十一万，占总死亡率的1.3%。每年由于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有数十万起，其中死亡事故半数以上都与酒后驾车有关。
中国人的饮酒问题甚至一度具有了国际政治意义。二○○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发出《西太平洋地区减少酒精危害计划》的报告，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酒精“重灾区”，此后，世卫组织不断指责中国，并向政府施压，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国际上，酒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软性毒品。《国际禁毒公约》中，酒、烟和毒品一并被定为“有依赖性特性”的物品（据《新世纪周刊》）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刊文提出，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变得更加“饥饿”。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却消耗了世界超过二分之一的猪肉，二分之一的水泥，三分之一的钢材，以及超过四分之一的铝。目前，中国大豆和原油的进口量相当于一九九九年的三十五倍，铜的进口量相当于二十三倍——事实上从二○○○年以来，中国消化了世界铜产量的五分之四。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渴求在国内造成的问题比在国外造成的问题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