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后第三天，护士突然叫我：主任，首长要起床！手术后才三天怎么能起来呢？我去了，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事。当时还有两根导管，一根引流，一根导尿，都还没有拔，原想给小平同志拔了再下床，但他还是坚持要下床。
他开始在房间里走一走，躺一躺，再坐一坐。第四天，他就试着到走廊里走几趟。他挂着引流瓶，护士提着跟他一起走。后来，毛毛每天来，她提着引流瓶跟着小平同志散步说：我们这是放羊！
手术后几天，陆陆续续地有人来看他，先是家人。
邓朴方来过一两次，他来了同小平同志进行一些交谈，一问一答，谈得也不多。我和邓朴方早就认识。那是一九六九年他在骨科病房，因截瘫排不出尿，发高烧，骨科请我去会诊。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截瘫病人容易引发的尿路感染，肾脏功能受损，并造成严重尿潴流。我和周柏铭立即给他做了膀胱造瘘引流，使体温降了下来，病情明显好转。从此之后，我们就熟悉了，时常有一些来往。
小平同志手术后，开始一切正常，中间也出现了一次意外。
那是手术后第三天，小平同志告诉我们，他浑身起红疹子，越来越多。
于是，我们请着名的内科权威张孝骞教授来确诊。张教授是个老实人，那天来了，特不自然。这使我想起一九七五年冬，《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署他名字揭发小平同志的文章。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红着脸，低着头。但还没等他说话，小平同志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这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你不会干这事。”张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会诊结束后，他一个劲给小平同志说感谢！他总算把包袱丢掉了，恢复了清白。他感到又重新得到了小平同志的信任，特别高兴！后来了解，他实际上是清白的，是别人利用他的名字来反对小平同志的。
所以说小平同志同志对人判断分析非常正确，而且不把历史旧账当回事。后来我记得邓小平做过指示：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有什么问题，不要把医生牵涉进去，否则就没人敢给我们看病了——这是小平同志非常英明的指示。
张教授和大家初步确诊为药物疹，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又一个奇迹出现了。小平同志从第四天起什么抗生素消炎药都不用，却没有发生任何一个部位出现炎症和感染。
我记得领导同志最先来看他的是余秋里。
余秋里那天找上门来，进门时直嚷嚷：“谁说不能探望，我偏来怎么样！”他来了，小平同志很高兴。他们好像讲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们就准备回避了。这时，毛毛他们来了，一本正经地讲了一件事：“江青他们被抓了以后，大家都高兴鼓掌，就一个领导同志不鼓掌，你猜是谁呀？”小平同志和余秋里很重视，立刻问是谁？毛毛乐了，指着余秋里说：“就是您呀！”小平同志和余秋里也乐了。余秋里反应很快，他举着独臂说：“我鼓不成掌，但我一只手敲了桌子呀！”
在这之后，徐向前、聂荣臻元帅陆续来看了小平同志。叶帅没来，叶帅女儿来了。后来，她跟叶帅的儿子两个经常来，但主要是叶向真来得多，经常和首长聊天。显然他们是代表叶帅转达情况的。那会儿叶帅的身份也不便来……
小平同志出院后，叶帅接他到西山住了一段时间。他在那幽静的山谷，给中央写了“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长信。并在粉碎“四人帮”九个月之后，也就是出院约半年后，于一九七七年七月正式复出。
小平同志退居二线后，总是不出来，外面传什么都有。后来，在其他同志建议下，他出来了一次。这之后，他再也不出来了，说：“就当我死了，看这个世界能乱成怎么样！”
一九九七年，一个我们忌讳的日子，一位部长夫人请我们在京西宾馆吃饭。回来时，我看见街上气氛不对头，到三○一医院去的车很多。因为那一段时间，我知道小平同志因为呼吸道感染，正在抢救。那几个礼拜，我经常去，我知道病情严重。
我赶回医院，立刻打电话到病房，问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快来吧，不行了！我赶快跑到病房，只见医生、护士和院领导及小平同志子女都在里边，我眼泪就掉出来了……
清晨七时，三○一医院南楼大厅。我们向他老人家遗容告别时，深深敬了三鞠躬，全体人员都掉泪不止……
蒋介石的四份遗嘱
高群服
在蒋经国病逝之前，长期密封的一批国民党重要档案始终处于保密状态，其中仅蒋介石生前留下的亲笔信函、批示、文电、密札、蒋氏宗谱等文件就多达四万余件。一九九一年以前，这些所谓“大溪档案”都封存在戒备森严的阳明书屋里。一九九一年秋起部分解密并对外开放。在这里就存有蒋介石的一份《遗嘱》原件。
现在公开发表的蒋介石《遗嘱》，写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的疾病已如近年台湾所公布的相关资料所言，其发病因起始于一九七一年阳明山的一场车祸。经过几年辗转病榻的折腾，蒋氏晚年又并发了心力衰竭等多种疾病。进入一九七五年春天，蒋介石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在神志清醒的短暂时日，蒋介石死前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从前的机要秘书秦孝仪来士林官邸为他整理遗嘱。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秦孝仪坐在蒋介石身边执笔，由蒋口授，记录了一份《遗嘱》的草稿。后来它果然就成为蒋介石最后定稿并公布的《遗嘱》。秦孝仪记录的《遗嘱》是：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
承命受记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深夜
蒋介石在台湾病故时，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子夜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的心跳逐渐微弱，心电图上开始出现一条条不断波动的直线。当日的医疗小组所写的《病中日志》上曾有如下记载：“至夜里十一时三十分许，蒋介石的双眼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继续施行。期间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不得不应用电极直接插入心脏的做法，刺激心脏，但是仍然无力回天。”十一点五十分，从士林官邸的中正楼内，忽然传出一阵哭声。蒋介石逝去。士林官邸在深夜里马上紧急增调宪兵。大批奉调而至的台湾军警在士林通往市区和福山路口上严密布哨，与此同时台北市区也实施了从未有过的宵禁。不久，一辆辆高级轿车在大雨中鱼贯驶进官邸，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国民党“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他们是按照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命令，前来这里为《蒋介石遗嘱》签字的。四月五日凌晨时，正在播映电视节目的台湾各电视台，忽然在彩色电视屏幕上出现一道黑色的插播卡，电视台在播发蒋介石病逝的讣告之后，随即公布了《蒋介石遗嘱》。整个台北在漫天大雨中立刻陷入一片紧张。因为对于那些平时听惯了蒋介石“身体安康”的人们来说，蒋介石猝然因心脏病而亡的消息，无疑会引起意外的震惊。
关于蒋介石这份由他口授，秦孝仪修改润饰多次的《遗嘱》，以及宋美龄并“五院院长”签字前后的情景，蒋经国在他《病中日记》里，曾作如下记载。他写道：“四月四日：父亲于夜十一时五十分，病逝于士林官邸。儿痛不欲生。——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时分，父病情形，似无变化。惟觉得烦躁。六时许，稍事休息，八时半三探父病，时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脏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父亲深夜病逝后，遗容安详，如在熟睡中。当时告知严‘副总统’，四院院长及其他要员和家人来士林官邸瞻仰遗容。极尽悲哀，余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当孝仪要我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蒋介石病逝之前，最有权威的史料记载。它可以排除有关蒋介石死因的种种毫无根据的猜测。从蒋经国的日记上，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生前虽然曾经患了前列腺肥大、肺炎、心脑血管动脉硬化、车祸所造成的肋骨创伤、便血等等多种疾病，可是，他最后却是因为心力衰竭而死。因为这篇《日记》的作者，是蒋介石生前最信任的儿子亲笔所写，所以它所记载的内容证实了这一点。
蒋在临死前接见秦孝仪之后，就再也不见任何人了。患病期间除蒋经国可以随时出现在他病榻前之外，蒋介石再也没接见任何下属与旧部。这种独处一室的情况直至他最后撒手尘寰。
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公布的遗嘱，乃是蒋氏的第二次遗嘱。因为蒋早在三十年前就曾经留下过一次遗嘱了。
蒋介石的第一次遗嘱，据二○○四年六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解密的一万余件宋子文档案中首次披露，应该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禁在西安高桂滋公馆期间，曾经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遗嘱，共三件。据美国解密的消息：宋子文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将从西安返回南京的前天晚上，经张学良首肯，前往高桂滋公馆向蒋介石辞行。这时，蒋介石把他在幽禁期间背着张学良偷偷写成的《遗嘱》小心交付宋子文。这三份《遗嘱》均为毛笔所撰。一份是蒋氏致全体国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致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第三份是写给当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流亡的亲生儿子蒋经国和在德国留学的次子蒋纬国的。蒋介石请求宋子文将其中写给全体国民的政治遗嘱，设法在南京和全国报纸上公开公布，其余两份则要求他转交给在南京的夫人和尚在苏联未归的儿子。
蒋介石给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相隔一日，蒋介石又写了另一份私人遗嘱，亦即他写给当时正在国外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蒋氏这样写道：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中华民国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从这三份遗嘱观之，蒋介石至少在十二月二十日之前，在西安已有准备死掉之心。当然，他最大的恐惧是愤怒已极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不可能在囚禁他以后又释放他。同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来到西安以后，他的处境肯定会雪上加霜。所以蒋介石才决定写下这三份遗嘱，当然，蒋之所以给全体国民写公开信，而不是给当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信，其用意就在于此信一旦公开发表，势必要造成舆论与声势，借以压迫张学良、杨虎城和兵谏军队。宋子文在读阅蒋氏三份《遗嘱》后，深感事态严重，一时难以拿定主意，便询问蒋说：“此三信是否需要请汉卿（张学良）过目？”不知出于何种用意，当时与张学良坚决对峙的蒋介石，居然点头同意：“可以让张汉卿一人过目。”张学良阅罢蒋的三份遗嘱后，当即对宋子文表示，这样的《遗嘱》最好不要拿回南京去。一是公布出去会造成全国的混乱，同时也会被日本人利用，致使本来有望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变得更加复杂化。但是宋子文仍然担心西安可能发生的战事，会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对此，张学良当即作出郑重许诺：“如果西安果真发生战事，我将以人格担保，一定把这些《遗嘱》发表出去。可是现在你千万不能把这些遗嘱拿到南京去。因为蒋先生的安全完全有保障，他在我这里根本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宋子文只好作罢。
《性风俗》事件
程美东
中共党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程美东主编）一书，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经过作了介绍，并试图对其历史经验作出初步总结。
突发事件，这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突发事件不仅影响社会的安定，还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就以二○○四年为例，国家公布的材料显示，全国发生各类突发事件五百六十一万起，造成二十一万人死亡、一百七十五万人受伤。全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四千五百五十亿元以上。突发事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占我国GDP的百分之六。
通过对以往突发事件的了解，或许可增添我们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以下摘录的是此书中介绍的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一次事件——
一九八九年三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山西希望书刊社发行了《性风俗》一书，其中有部分内容描写了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具体细节，引起了一些地区穆斯林的愤慨与不满，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游行示威为主的大规模群体活动。
兰州：五月六日，兰州市有万名穆斯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由摩托车开道，指挥者和老人分乘数十辆汽车，其余排成方队。他们打着用汉文和阿拉伯文书写的横幅游行，其内容有：拥护共产党，要求严厉惩处破坏宗教的坏分子，处死中国的拉什迪。还高呼口号：民族团结万岁，爱国爱教，舍命不舍教。队伍秩序井然，长达两公里。请愿者要求政府严惩《性风俗》一书的作者和编者，否则穆斯林将不惜一切代价惩处他们。
五月十二日，兰州市两万余名穆斯林在兰州市中心广场举行了焚毁《性风俗》一书的群众大会。参加者有上自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岁的小学生，还有不少妇女和大专院校学生。会场安装了高音喇叭，大会举行了抬经仪式，表明要不惜鲜血和生命扞卫穆斯林精神。会议请了穆斯林律师，宣读起诉书，要求按刑法处死作者。会场上人群情绪激昂，与发言者相呼应，人们一同高呼处死作者的口号。
十七时三十分，甘肃省出版局将已收缴的一百八十二本《性风俗》送到会场东北角。早已知情的穆斯林群众一下涌过去。出版局负责护送工作人员怕书被抢走，不让打开车厢盖。围上来的人们不由分说地将伏尔加车推翻。汽车前后挡风玻璃被打碎，车体被砸得坑坑洼洼。司机胡文磊打开车门往外跑，被人用旗杆打，用脚踢，用石块砸，打成重伤送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