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貂录/由舒芜新序想到“耻”
虞非子
媒体争说《色，戒》时，舒芜先生又有关于周作人的新序问世。
这篇新序是舒芜先生应约为一出版社选编《知堂文丛》后写的交代文字，二○○七年九月二日写就，九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分两次刊载于《文汇读书周报》，题为《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以下简称“新序”）。
舒芜先生很擅长作序，早年的《周作人概观》竟由序而成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舒芜先生提及此事，虽“哪敢（将这两本书）相提并论”，但毕竟还是“不禁失笑”、在新序中以妙笔略带一过的——
大约一九八四年，或者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一套名家选集，其中有周作人选集，要我写序言……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写成，一数，竟然有六万字。原来听说这套选本每种只是十万字左右，当然不可能用上六万字的序……试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李学昆先生毅然决定采用。然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有兴趣将此文出单行本，收入他们的《骆驼丛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是蒋方震着《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比较，写得太长，不好用作序，只好另以《清代学术概论》之名单行出版。梁氏此书成为学术名着，我的小册子哪敢相提并论？但经过情况却这么类似，自思也不禁失笑。
新序篇幅远不及《周作人概观》，但作者写的时候显然还是很用心的：除了“交代一下自己读知堂散文的历程”，还要（或可）“帮助读者更清醒地把握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领略知堂散文的真味”。不过，通篇读下来，只觉得舒芜先生可能太沉浸于“知堂散文的真味”，以至很多“经过情况”都看不见了。
舒芜先生说他自己发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已“约近二十年”，又说“周作人研究今天还在起步阶段”，这样的说法当然也不矛盾。“起步阶段”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时间段，即便二十多年来周作人的着作、传记、研究论着出版很是热闹（舒芜先生也知道“已经出版过一些好的周作人全集和选集”，他还应约编选了这套《知堂文丛》），也还是可以说未走出“起步阶段”的，因为舒芜先生显然对周作人的研究现状还是很不满意或者说还是有更高期待的，不然新序中便不会有这样一段听起来似乎铿锵有力的话：
整个二十世纪是政治斗争激烈尖锐的世纪，卷入斗争旋涡中的人们，很容易凭政治上的好恶决定艺术好恶，毛泽东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公式将这一事实肯定为最权威的理论。于是周作人的附逆一段历史当然使他长期被摒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新文学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
问题是，新序所谓周作人“长期被摒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一说，其实并不成立。早在舒芜先生发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之前，周作人就进入文学史了。一九八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的王瑶先生建国初期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已经将周作人列入“叛徒与隐士”一节，只是王瑶先生没有将周作人的附逆历史“一笔勾销”（周作人“是隐士的‘归朝’，而且所归的又是可耻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统治的‘朝’”），当然也没有写出舒芜先生所认为的周作人那么“高”“大”的艺术成就和对新文学史的贡献。但不管怎么说，早在抗战以前就欣赏周氏兄弟、后来又研究周作人数十年的舒芜先生，实在是不该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长期摒弃于视“之外的；倘若因为王瑶先生的“叛徒与隐士”没有写出周作人的“高”“大”而无视其的存在，并进而断言周作人“长期被摒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则是对读者连“或许”的“帮助”也没有而简直是误导了。
新文学史应该怎么写周作人，舒芜先生显然是很有独到见解的，不然他不会说出上面那段在他肯定是铿锵有力的话。但我想，既然文学是“人的文学”，那么文学周作人便怎么也离不开周作人这个人，离不开汉奸周作人这个人的，甚至隐约觉得，倘若舒芜先生来写新文学史，说不定也会认为王瑶先生对周作人附逆的文字踪迹、心理轨迹的探寻还太过简单了些。不过我也相信，只要舒芜先生落笔文学史，他一定能将一个丧失人格、国格的人的“高”“大”的艺术成就充分地展示出来，因为他确信“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本来是两个，政治上的左右和艺术上的优劣本来不是一回事，政治左而艺术劣，艺术优而政治右，都有可能”。
舒芜先生的新序很讲政治，但就周作人来“讲政治”、讲“政治上的左右”，毕竟是离谱了。“汉奸”，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由某个政治标准（“政治左”或“政治右”）来认定的。“汉奸”背叛的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审判是国家的审判、人民的审判，也是历史的终身判决。卖国求荣与受“政治上的左右”出卖朋友的所谓“检举揭发”、卖身投靠，性质完全不一样，后者至多只涉及人格而不关涉国格。说到底，两者还是不同性质的“耻”。
说到“耻”，我又想起了一个“艺术成就太高”而附逆的着名音乐家（当然远不如周作人“杰出”）。钱钢先生的《旧闻记者》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名字》，说的是一位着名的中国音乐家，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在上海和平饭店一场为日本自杀式飞机“神鹫”讴歌的演奏会上，指挥了他亲自谱曲的“神鹫歌”……套用舒芜先生的话来说，这位音乐家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现代音乐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
舒芜先生也许是对的，周作人和那位着名音乐家注定将载入史册。但文学史、音乐史毕竟不是汉奸史或者卖国求荣史，是不可能将附逆者的劣迹逐一写入的。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或许应该编一本《耻》，将那些“高”“大”的卖国求荣者，因受“政治上的左右”而卖身投靠、丧失人格的文化人分卷收入，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现代音乐史等等的参考读物，以警示后人。
舒芜先生或可对《耻》有所贡献，他的《周作人概观》便有第十五、十六两节“专论周作人从反对抗战到叛国附敌的问题”，不妨充实、修订后列入《耻》中。
2007年10月21日夜
美、钱、权及其他
女人贪美，男人贪钱。
男人用钱财去追求女人，女人用美色来吸引男人。
女人认为美是一切，没有了美，她们一无所有。
男人理解钱才是一切，没有了钱，他们一无所有。
当然，最佳最童话式的搭配是貌帅有钱的男人，又是少年得志；飘逸如云月的贵族少女，又是亿万家产的继承人——这是白马王子与凤凰公主的故事原型，曾协助言情小说家们哄骗了不知多少傻男痴女，让他们永远生活在自己会不会在哪一天也掉进了一段灰姑娘式的雾水镜缘的梦境里去。
当然，最令人羡慕的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场世纪婚礼。钻马金车，队列一排好几里地。万人空巷，而全世界十几亿观众同时在电视机前观看查里斯王子，那位英廷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如何迎娶他的那位如出水芙蓉一般美貌的骄妻——戴安娜王妃的。
虽然结局又是另一回事：他俩的婚姻终以先分居后离异的传统方式暗淡收场。并在戴氏决定再嫁他郎的当晚，座驾失事丧命，个中原因至今扑朔迷离。至于王子的现况也好不了多少，年近花甲的他已满头灰发，先是与他的老情人卡米拉偷偷摸摸地幽会，后来虽然明媒正娶了，但仍因英国公众对卡米拉绝无好感而令王子的新婚姻始终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灰暗。
可见，美、钱、权的绳索是并不能捆绑住幸福这种东西的。就像竹篮打不起水，鸟笼囚不住空气一样。幸福的匿藏地往往是在广阔人海的某一个平凡的生活角落里。与它有直接感应的联系物只有真诚这一种品质；而在钱、权与表里不一的“美色”所代表的那个领域里缺乏的恰恰就是真诚。
当然，对美与财的追求之于人类所以不可少，这是因为它们是生活本身的梦。梦虽虚幻，但它是一种投影一种宣泄一种生活的实体能在镜面中照到一个虚幻自己的对称，是一架平衡生活的天平，天平翘起的那一端的盘中所需要的正是这么一块无形的砝码。一项科学实验证明：每个人一旦进入睡眠状态，无论他知不知觉，或者记不记得住，他便同时也进入了梦境。而假如剥夺了一个人做梦的权利的话（即在睡者眼球开始有震颤现象产生之时就将他唤醒，如此反复），被试验者的精神不日即可崩溃。可见再穷再丑再潦倒，一旦中止了梦想的生命是没有明天的生命。然而，明天之后还有明天，明天其实永远也不会真正到来，明天只能存在于梦幻中。就这层意义而言，对于美与钱的向往与追求便显得有些积极意义了：这是上帝的安排呢还是人之天生欲望的惯性使然？反正，让你始终对晃荡于前方的一只明日的梦彩之果馋涎不已，追求不懈，这是引诱激励你心甘情愿走完那条哪怕是再坎坷的人生之途的恒久动力——当然，要等到两根灯芯之中的一根熄灭了之后才肯暝目的，那也只能算是一个极例了。
然而，梦毕竟是梦。用美与钱编织成的梦境是一帖精神麻醉剂，服少或许能有镇静和镇痛的作用，服多了却会上瘾，会变痴变呆会最终丧失自我，从而沦落为权贵名人们一世的忠实拥趸，可怜可悲又可笑。再次说说令我们凡人们惊羡不已的戴妃：在世人眼中，她那燃烧了三十六载的辉煌人生其实也就是一来一回地走过了那么同一段路程。那一天，八匹骏马将一个身披白婚纱的十八岁的她从威斯敏斯特（Westminister）大教堂拉向英国皇宫敞开着的大门，让她从此登上财富与权贵的颠峰。十八年后，又是这同一驾马车将躺在一具豪华棺木中的她再从皇宫拉回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丧礼厅去，从此更沉入了一个孤岛的永久的寂静中——这样的显赫，这样的浮华，这样的财富，这样的曾经是美艳如仙，难道你也会羡慕？事实上，她的悲剧恰恰始端于她一旦嫁入了豪门之后。且“门”愈“豪”，则剧情可能愈悲惨。否则，论其身段与气质，成功为一位收入不菲的时装模特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到时再陪伴一段美好的姻缘，一个忠实体贴的丈夫早送晚接什么的，平凡以及相对穷着点的话，对她，未必就不是件好事。
生存这样东西很奇特，要有虚实对称，要有梦醒平衡，要有影体相随，太偏重于任何一边都可能会令你心理的天平失调。但无论如何，美与钱总比丑与穷好，追求，因而也就无可厚非了。但若能将美的概念扩张成“美好”，宁信美好，不信丑恶；而又将钱的概念溯源为对于勤劳以及知足的理解和肯定，于你我的心理平衡以及整个社会道德地基的强固会不会更有些积极意义呢？
“头等战犯”的生产过程
王晓渔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这四十三个名字，是国共战争中着名的“头等战犯”名单。“人民网”对此的表述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头等战犯名单，被列入该名单的人计四十三人。然而，这个名单的产生过程却不是这么简单。它最初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官方宣布，而是“某权威人士”的个人观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三四百字的新闻《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新闻没有透露这名权威人士的姓名，而是称为“某权威人士”。这位匿名的权威人士认为，“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他接着使用了一个“但”字，表示“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上述四十三人，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这位陕北权威人士还留下伏笔，指出“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
这是一份奇特的新闻。按照常规，这种由新华社播发的重大新闻，主语通常是政府机构或者实名的中央领导，可是这次却是朦胧的“陕北权威人士”、“某权威人士”。因此，这份战犯名单具有双重效果：它来自官方通讯社和权威人士，所以具有权威性，对于国民政府方面可以起到最后通牒作用；它又是个人观点，所以战犯名单不完全等同于官方意见，中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修改这个名单。
将近两个月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新华社再次提到战争罪犯的名单，表示中共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根据这些已经收到的意见，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某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四十三个战犯个个都对，但是可惜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责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某权威人士”从表面上似乎观点有些出入，其实并无根本冲突。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布内部指示：“关于战争罪犯名单，十二月二十五日某权威人士发言中所提的四十三人，仅是第一批，我们现正准备提出一个比较完全的名单（亦非全部）共约一百名左右，日内即发给你们。望你们先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中酝酿，通过各民主人士，提出较完全的名单。并不限于一百名，只要是人民公认为战犯者，不论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均可以提。并迅速电告我们，以凭决定，是为至要。”同一天，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表示，“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对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四十三个。”
可以看出，战犯名单的生产本来准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由“陕北权威人士”首创，为四十三名；第二步由中共中央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的程序，定为一百名左右。我没有见过第二份名单，在历史上最为着名的是第一份名单。追踪这四十三名“头等战犯”的归宿，会发现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其中绝大多数安享晚年。战犯名单成了寿星名单，陈立夫、张群、宋美龄、薛岳均是百岁老人，还有八位活到了九十岁。这是后话，暂且略过。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新闻稿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先生。当时，“陕北权威人士”不在陕北，而是在河北西柏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