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和茅盾创办了《呐喊》周刊（出版两期后更名为《烽火》）。第二年写完了《春》并出版，后来到香港、广州、汉口、桂林等地，写了很多旅途中所见所闻，并写完了《秋》。一九四○年出版《秋》，至此完成了着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在《家》的后记中曾说这部作品是“我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J’accuse！”）。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控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震撼了对当时现实不满的无数的中国青年人的心，它使年轻的读者懂得憎恨黑暗，憧憬光明，渴望改变现状，为自己谋求幸福！《激流三部曲》正是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具有叛逆性格的一代青年的成长来给当时的读者指出了方向。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看见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在创造他自己的径路，以通过黑暗的乱山碎石之间”，最后作者借觉民的口在《秋》中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这就说明巴金永远具有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相信未来，并愿给青年人以鼓舞！《家》是全世界闻名的作品。最近法国一家出版社已准备出版法译本。它的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激流》中的三个弟兄恰恰是巴金和他的哥哥们的性格，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巴金很像觉慧，他喜欢觉慧，觉慧说：“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一九三六年巴金在《家》的五版题记中曾写道：“我禁不住要爱觉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但我看见他就不觉想起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恰恰是巴金的性格。
长篇小说《火》第一部是一九四○年七月巴金赴昆明后写成的，第二部同年底在重庆完成。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昆明写完杂记《龙·虎·狗》，又去桂林完成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一九四二年一直往返桂林、重庆、成都这几个地方。到一九四三年完成了《火》第三部。
一九四四年春，在贵阳结婚后，直到一九四六年，巴金写完了中篇小说《憩园》，两部长篇小说《第四病室》和《寒夜》。《憩园》写一个纨绔子弟如何堕落为惯偷的故事，《第四病室》写在医：里目睹的悲剧。《寒夜》写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悲剧，这部长篇小说已译成法文，在国际上评价很高。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来看，巴金不愧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创作量十分丰富的作家：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仅仅二十年，他写了二十部中长篇小说，十二部左右的杂记和游记，还有无数的短篇小说，而他的译着也达到十九部之多（一九四八年以后译着又显着增加）。
这就是巴金。他的名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年轻的读者们所敬仰，以后他的作品也在世界文坛上焕发着异彩，正如在一九四八年法国教授明兴礼博士（Dr.I.Monsterleet）的论文中指出：
巴金的作品是中国文艺复兴和社会革命的动人的传述，它好像我们古代的陶醉人的歌曲，永远留在我们人间！它是我们新中国的读物，等到这个时代过去后，虽然那时或者也许有比他更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出现，可是他的作品如同珍贵的文献一样，永远被后人保存。
关于“安那其”，或者说“无政府主义”，巴金觉得一些连“安那其”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闹清楚的批评家们却口口声声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国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这些是很滑稽的。他说文艺作品和政治宣传是两回事，作家不是宣传机器。小说决不可能和某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划等号。一个信仰不会简单地变成一部小说。巴金说过：“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一个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事实上，“安那其”对巴金的作品是有影响的，然而他的取材主要来源于生活，在“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下，他的作品中主要的思想倾向自然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竟还有人“考据”他的名字，因为巴金是他的笔名，他们说这是为了纪念安那其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缘故，以此来证明巴金从来就是中国的“老反革命”作家、“头号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这个名字，巴金曾经坦率地在《谈（灭亡）》的文章中写道：
不久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自杀了。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说我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名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字。
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写的作品已于一九六二年编入《巴金文集》十四卷，除了最后收入文集的《谈自己的创作》这一小部分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中间的作品，可以说二十年来，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巴金从来没有放下他的笔。这就是“四人帮”称为“邪书”的十四卷，倾注了血和泪，燃烧着全部热情和勇敢，也点燃了多少年轻人的寻求光明的希望的十四卷《巴金文集》！他热爱他的读者，永远是那样谦虚而亲切地向读者们表白自己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喜欢在信中对他的读者说：“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他对于未来的信念就仿佛在做着美丽的梦。现在他又在笑着说：“我只能给人一个方向，希望他自己去寻找光明，至于他走上什么具体的道路，那是他自己的事了。”是的，他始终相信有一条应当走的路，他既然走了，也决不回头，这就是一条争取自由通向光明的路。
在这里，巴金回忆起一九六二年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当时他十分坦率地作了一个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对那些年的文化批评中所存在的“框框”、“棍子”问题提出了坦率的批评。当然这就得罪了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革命左派宝座的姚文元，因为众所周知，姚文元从来就是文坛上一个恶狠狠的打手。巴金回忆起他发言后在会议休息时，大家在草地上交谈，同志们还称赞他有勇气说出了作家们的心里话。后来这个发言就在同年五月发表于《上海文学》，就是这个发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之为“反革命宣言书”，由于巴金在国际文坛上享有盛名，因此当时国外曾转载过这篇文章。本来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这便被后来的“造反派”说成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时我也想起他确曾这样说：“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态度对待作家，好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
这时我们的话题又转到“民主”，巴金激动地说：“作家不是应声虫，不是传声筒，他应该干预生活。”他说干预生活并不是一定要找阴暗面来写，而是写他所熟悉的，有感受的。他又笑起来：“作家怎么能是干部呢？我一向反对终身干部，反对长官意志。作家才不要人家把他养起来，多少年写不出东西还算什么作家！作家是人民培养出来的，写不出东西对于自己该是个精神负担。而多少年来我们的作家往往被主题和题材限制住了。”他又说：“作为一个作家，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有用的事。”他回顾整整十年他只写出一点东西来，只在一九七三年才开始译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第一部分，他说：“我写的东西有比较好的，也有比较差的，我也有矛盾，有时解决了，有时解决不了。解放后我也想写工农兵，但生活不熟悉，下去一阵再上来写，毕竟不是我熟悉的，因此总不成功。”巴金说他已七十五岁了，没有什么严重的慢性病，他想再写五年总是可以的，他要写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不愿再受人支配了。他正开始写两部长篇小说，叙述知识分子在这些年的遭遇。他又说他还要写《随想录》，把他的真实的思想留给读者。
巴金写出了《家》，“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一九三七年他为了那些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烧起的战火又一次喊叫：“对于危害主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而过了四十年，作为一个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的老作家，他对祸国殃民的万恶的“四人帮”再一次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我控诉！”巴金曾在编完十四册文集后有过这样的雄心：“准备在建国二十周年大欢乐的节日里编印《文集》的《续篇》，用我的文学工作第二个二十年的成绩来表示我对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中国的热爱。”他却怎么也没想到在建国二十周年的时候，却早被关进了“牛棚”！在“牛棚”里他常常回忆起过去，也曾想到伏尔泰和左拉。他说：“他们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
如今一切过去了，现在巴金坐在我的对面微笑着，仿佛又回到四十年前他在信中说：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
是的，那时候他经常在信上这样地鼓励着他的年轻的读者们。他们都称他为“先生”，在一封信上他写道：“把精神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在另一封信上，他为了一个老朋友病故十分悲伤，然而他接着说：“想到一个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但是我还有够多的生命力。我还要勇敢地活下去。”
从年青时代他就养成了勤奋读书、刻苦自学的好习惯，几十年来不论到哪里开会或旅行，他总是不忘记带几本书摆在床头以便在晚间抽空翻阅一会。他精通好几国文字，全靠自学，也从来不在口头炫耀。抗战时他曾写过这样的信鼓励一个被迫辍学两年又重新进入大学的青年人，他说：“盼好好读书，在今天还能有读书机会这毕竟是幸福的，不管环境如何困难，盼你坚持着你的主张，坚定你的决心和勇气，生活的琐碎事情是免不掉的，人不能因为这个就悲观绝望。”最后他又说：“这里天气最近突然变冷，我住在高楼，晚上北风带着怒吼摇撼壁板，两腿几乎冻僵，但我仍还坐到深夜，这点勇气我还是有的。盼望你也有。”
这就是永远嘲笑命运，永远要坚强地活下去的巴金！
……
激昂的命运交响曲像咆哮着的激浪扑打着海岸，不断冲击却终于退却，命运无法控制人类，人类战胜了命运，这敲门声像是几次战斗的回声，渐渐地。远远，终于消失；在生命的凯歌进行曲中，乐曲走向尾声。浑身散发着火一样激情的小泽征尔抖动着他那狮子般的长发，用他神奇般的指挥棒向前一伸，左手扬起，音乐戛然而止。我含着激动的泪水合上了这一页珍贵的回忆。我站起来，离开了朋友的家，走到宁静的黑暗中。这是一个荡漾着春天气息的夜晚，虽有一点微风，却并不使人感到春寒料峭：子里十四年前栽下的白丁香树已开始挺立着无数、无数的绿色花蕊，不久又要用那一串串细碎的小白花点缀在每一个枝头了。严寒毕竟是过去了，我想到不久这位幸存的老人将带着他的女儿（她是多么酷似她的妈妈！）踏上欧洲的土地，重新回到阔别五十年的巴黎！仆仆风尘中他又将用他的笔写下多少热情的随想、精辟的见解和美好的回忆啊！当他听到巴黎圣母：的钟声时，他一定会想到曾经在一个五层楼上面有一个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如何忍受着难堪的孤寂，开始写出了第一部小说，而从此竟写了一生！当他拥抱着法国朋友时，他会说：我来自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现在正走向新的长征！
祝福你！敬爱的巴金！你还要不停地写下去，不是像你所说的只写五年，而是还要写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你的澎湃的热情将使严寒化尽，你的亲切的鼓励将使青年人愿以你为榜样：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你一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为你始终遵奉着这样的信条：生命只是给予，而不是来领受什么（Lifeistogive，nottotake）。而你这些年的坚强使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
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注）
再见，坚强的人！我们这一代卓越的语言大师，永远像一团火一样的老作家，敬爱的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1979年4月写于南京
注：引自巴金所译赫尔岑《回忆录》之《家庭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