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李零，他是怎么用的这“丧家狗”三个字？能不能用呢？我再来猜一猜。第一，他肯定孔子一生失落的遭遇这事实。李零说得很清楚：“我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史籍记载这个活孔子、真孔子确实一生的的确确“心想事不成”，他一门心思寄希望于统治者用他，可却不为统治者所用，很是失落，失落到产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的地步了。要李零“‘瞒’和‘骗’”，他是绝对不干的。他自己读《论语》，教学生读《论语》，根本特质所在就是要打破对于孔子的“‘瞒’和‘骗’”。复活孔子，复活一个真孔子。第二，他倒是从积极的方面看孔子的“欣然”和“笑曰”。很是“同情地理解”。所以他在封面上标举：“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他把孔子只当作知识分子看，而不深究孔子这种知识分子的追求。这种标举很得到认同。在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有先生就说他自己也是“丧家狗”；谁谁谁也是“丧家狗”。这种积极的“同情地理解”是并不离谱的。孔子无疑怀抱理想，孔子无疑是终其一生没有找到精神家园的人。他的一门心思跑官，也是时代使然。是故，虽然孔子心中的“精神家园”是有主子的，也不妨给予同情。正因为这一点，我不采取这种泛论。我看重孔子周游列国，寻找一个主子来实现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根本特质，看重他不为统治者所用，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一点。如果孔子不希求统治者用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何尝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呢？孔子以降，儒家之所以逃不掉“丧家”的命运，根本在他要说动统治者，重用他来做“王者师”，恢复他所理想的“东周”的气象。而他们拉社会后退的那一套，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不取的；也为历史所不容。儒家，新儒家，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家，“儒家社会主义”，都不过让我辈再来“听说梦”罢了。鲁迅说：“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我是相信鲁迅的。我相信鲁迅对于孔子的评论：“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枉。”最近一个例子。有地方提出“不孝不能当干部”，可东汉的老百姓就有民谚：“举孝廉，父别居。”民众有民众的眼光。
关键还在于：不能再搞“孔子说得，李零辈说不得”的尊尊长长那一套了。不能再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一套了。不能弘扬孟子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那一套了。二十一世纪了，还不能来一个“百家争鸣”吗？只有对于孔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才可能认识孔子；只有把孔子放到他生活的历史时代，才可能认识孔子的伟大，和他的精辟的言论，不至于因人废言，把孔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鲁迅是批评孔子的，因为孔子是个“治民众者”，是为权势者设计治国的方法的；而且直到他生活的时代，孔子还被当作“敲门砖”，权势者及其帮忙者帮凶者还要用孔子来救中国。但是，鲁迅对孔子是采取分析的态度的。他不仅说过：“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还赞同过孔子不少言论。如：“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这绝不是孤例，这里不一一罗列了。看一个人，知人论世，一要看他的根本特质，二要不因人废言，这才庶几近之吧？
2007年7月17日
究竟谁在误说？
秦璜
今年第四期《咬文嚼字》刊有杨宏着先生的一篇短文《琼瑶误说科举》，指出了琼瑶小说中的两处差错，同时概括介绍了中国明清时代科举考试中的有关知识。六月十一日，有一位“长期从事文字编校工作”的黄鸿森先生挺身而出，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琼瑶误说科举）有误说》一文，声称《咬》刊的文章中也有误说。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
据我所知，《咬》刊自创办以来，既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又敢于向自己“开炮”，并不讳疾忌医。我很想看看《咬》刊因何被咬。而我本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曾经有所涉猎，至今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为此，在读了《咬》刊上的杨文之后，紧接着拜读黄先生的大作，然而读完以后却大失所望。套用《中国新闻出版报》编者按上的一句话便是：黄先生“对科举制度似不甚熟悉”。他一连“咬”了几口，却咬得不是地方。
第一关于“童试”的范围。《咬》所刊文章说：“按明清科举制度，先要通过地方县、府两级的童试，成为童生后，再参加学：举行的：试：试由学政主持，录取者即为生员，通称秀才。”黄先生说“童试”不是两级而是三级。他引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科举制”条说：“童生要取得生员资格，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试，总称童试。”杨文只说“要通过地方县、府两级的童试”，把“：试”排除在外，因而成了误说。
黄先生的这种断言，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些历史类辞典（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确有把县试、府试和：试三级考试统称为“童试”的，但这仅仅是某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其实颇有可议之处。比如着名科举史专家金铮教授便持有不同意见，他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五章中写道：“科举发展至明、清，已形成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唐代科举仅发解试与省试两级，而明清则有童试、：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金铮教授显然没有像黄先生那样，把童试说成包括县试、府试和：试三级，而是将童试和：试作为前后不同的两级考试来论述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童试”只是要取得“童生”的资格，“表明已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写作能力”，它和“：试”并不能完全扯在一起。在府、州的“学：”举行的“：试”，按照金铮教授的介绍，“又分为‘岁试’、‘科试’两级。岁试是每年举行的童生‘入学’考试，录取后即为‘生员’，通称‘秀才’。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
可见，“：试”既和“童试”有关，又和“童试”有别。“：试”中的岁试参加的对象是童生，录取后即可入学成为生员（秀才），因此可以包括在“童试”之内。而“科试”的对象则是已经入学的生员（秀才），通过考试决定其能否参加上一级省城举行的乡试。这种“科试”怎么还能算“童试”呢？黄先生显然是上了某些辞典的当，把两级不同性质的考试混为一谈。
第二关于“学：”的称谓。黄先生质疑说：“什么叫‘学：’？杨文说‘……再参加学：举行的试试由学政主持……’句中的‘学：’一词有歧解，似为主办者，似为场所，且语义不明。《辞源》‘：试’条释作：‘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因学政又称提督学：故名。’同书‘学政’条（三）释作：‘清代提督学政的简称，也称督学使者、学政使，俗称大宗师、学台。……各省督学统称提督学：官名称为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由此可见，‘学政’虽有多个称谓，但没有称‘学：’的，所以说杨文写得不妥……”
黄先生对“学：”这个称谓否定得如此斩钉截铁，实在让人吃惊。“学政”（全称“提督学政”）怎么会“没有称‘学：’的”呢？翻开《清史稿·选举志一》，其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初，各省设督学道，以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充之。惟顺天、江南、浙江为提督学政，用翰林官。……雍正中，一体改称学：省设一人。”（第3114页）
如果说正史翻检不便的话，那就查查《教育大辞典》吧。关于“提督学：”的释文是：提督学：①清代学官名。清初沿明制，直隶与江南、江北各设提学御史和提督学道，选用翰林：翰林出身者任之，故称。康熙末，各省提督学道均更名学：……②提督学政之衙署，与抚：平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3页）
根据以上的引录可知，“学：”之名，见于正史和现代权威的专科工具书。它有两个义项，其一是清代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官“提督学政”的别称；其二是“提督学政”的衙署，即办事机构。这两个义项的内涵区别分明，怎么会引起歧解呢？《咬》刊作者说：“参加学：举行的：试：试由学政主持。”科举制度中的考试一般都是由国家机构（“衙署”）而不是行政长官个人出面组织的，这里的“学：”指的就是“提督学政”衙署，而主持考试的人则是提督学政。一清二楚，何错之有？
第三关于参加“乡试”的资格。《咬》刊原文说：“秀才能否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还要看他在科试（：试的一级）中成绩是不是达到优等。”黄先生觉得这也有“可议”之处：“秀才能否参加乡试，要看科试成绩‘是否达到优等’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王道成着《科举史话》说：‘生员参加科试，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名列前茅（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者），就取得乡试的资格。’可见，生员只要科试成绩较好就可参加乡试，并不需要‘达到优等’。”
被选送参加乡试者，应当是科试中成绩“达到优等”的生员，这一说法并不是《咬》刊作者凭空杜撰的。《明史·选举志一》说：“［提学官］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即岁试）……一、二等皆给赏……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即科试）……三等不得应乡试。”（第1687页）又如《清史稿·选举志一》说：“科试一、二等送乡试。”（第3117页）由此可见，在通常情况下，保送参加乡试的必须是科试中成绩达到一、二等的生员。所以金铮教授在其着作中根据以上规定概括为：“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至于后来在某个时期由于特殊需要适当放宽尺度，把“三等名列前茅（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者）”的生员也选送去参加乡试，那只是特例而不是常例。黄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竟然撇开正史记载不谈，抓住通俗读物中的说法，在“优等”和“成绩较好”两个词语上纠缠，非要把前者定为“误说”，似乎有点强词夺理。
第四关于“中式进士”的提法。《咬》刊作者说：“明清时期所有举人均可去京城参加会试……会试取中者为中式进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后所有中式进士均参加殿试……”黄先生则认为“‘中式进士’一词，未见于史书”，自然这又成了误说。对于黄先生的这种质疑，我想反问一句：“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你黄先生没有见过的称呼，就一定不存在吗？”为了解开他心中的疙瘩，我在这里引一条清代学者的书证。俞樾（1821-1907）《曲园杂纂》卷三十八《小浮梅闲话》：“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读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成德于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1673）癸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
这段引文中摘录的乾隆皇帝的“上谕”（圣旨），就提到纳兰成德既“中式举人”，又“中式进士”。这两个称谓都不是专名。“中式举人”就是“考中举人”，“中式进士”就是“考中进士”。黄先生说：“‘中式进士’一词，未见于史书。”不知道这条清人笔记转录的乾隆上谕，能不能让他改口。
第五关于会试中式的人殿试以前能否称为“进士”。黄先生说：“会试中式者，明代无任何称谓，清代则给予‘贡士’称谓……会试中式者必须参加殿试后才能得到进士称号。”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黄先生还特地引用《明史·选举志二》说：“［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在这段来自正史的引文中，谈到了三甲的等次及其称谓。这些称谓，最初确实是在通过殿试以后由朝廷公布确认的。黄先生根据正史说话，显得理直气壮。但他似乎并不了解，从北宋开始，直至明、清两代的朝“之间，人们早已把会试中式的人习惯地称为“进士”了，无需等到殿试以后。《咬》刊作者的说法完全站得住脚。
大家知道，唐代的科举考试只分两级，中央一级的考试叫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还没有殿试。殿试是在北宋初年由宋太祖创设的。开宝八年（975），在省试以后举行的殿试中，有不少省试取中的考生被黜落了。这些失意的士子，有的贫无所归，导致轻生自杀；有的甚至愤而投敌，鼓动西夏军队连年入侵宋朝，闹得边境不宁。为此，宋仁宗在嘉佑二年（1057）正式下诏：从今以后，“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燕翼诒谋录》卷五）这项规定，明、清两代承袭了下来，所以金铮教授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的第三章中说：“此后举人通过省试（明、清称会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时只排列名次之差。”参加会试中式的人，只要参加了殿试，哪怕考了第三甲的最后一名，也还能得个“同进士出身”。因此到了后来，只要是会试中式的，人们也就习惯上称他们为进士了。就拿上面所引《燕翼诒谋录》那句话来看：“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与殿试者”就是“参加殿试的人”。殿试还没有结束，是否中式还不知道，《燕翼诒谋录》的作者不是已经提前称呼他们为“进士”了吗？
最后，再举一个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傅增湘（1872-1949）的例子。傅先生是着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他在《清代殿试考略》一书中，记叙自己当年参加殿试的经历时写道：“新进士入殿，皇帝亲临，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礼仪后，礼部散发试题，进士跪受，各就试桌对策……”你看，这里叙述的分明是殿试之前和正在进行时的情景，但应试的人却都已被称呼为“进士”和“新进士”了。读了这段记载，我们是认同当年亲历过殿试的傅增湘先生的生活实践呢，还是跟在黄先生后面一起指摘他滥用“进士”的称谓呢？读者自会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