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彰显的是正常中的反常，反常中的正常，简单中的复杂，复杂中的简单——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爱国主义？热情是有的，但她要掂量出里面混合了多少少不更事，几许不被察知的虚荣心；伟大的爱情跨越敌我意识、对立的政治立场？情感的因素是有的，但绝无想象中的浪漫色彩；忠奸对立，善恶二元？根本没有这回事，不管正派反派，都是正邪两赋；“美人计”香艳、风流？也许，但不要忘记其中充满算计，残忍血腥。这并非一个施教的过程，张爱玲自己也在随笔下人物经历内心的昧暗，体悟人性的复杂、不可理喻。在《色，戒》中，最让她耿耿于心的，也许是王佳芝的自欺：她之最后放走易先生，是她在那一刻相信他真的爱她，这却是地道的一厢情愿，她用自造的幻象骗了自己，幻象又因于她的自怜自艾。（她是如此恋恋于她的舞台形象，“捉放曹”是浓墨重彩的又一笔？）而易先生下令处决佳芝后口问心、心问口的一番独白是另一型的自欺，他将佳芝想象成他的红颜知己，“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于想象中完成了对王佳芝的永久占有，更以一个潇洒的身段从一团血腥中脱身出来，白衣飘飘，毫无滞碍。自欺的功能，是藉此可于有意无意间将世界合理化，自我形象理想化。佳芝、易先生均陷自欺，佳芝的幻象见出她的未免有情，易先生的幻象则泄露了他寒彻骨髓的无情，而结局又是如此不同：佳芝为她的幻象付出生命的代价，易先生则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升华”。两相参证，确乎令人惊悚。
当然，对《色，戒》还可做别样的解读。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有如下一段议论：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谈女人》中的话恰可与之相互说明：
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
……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
不妨说，《色，戒》中易先生所秉，正是“超人的气质”，而王佳芝放走易先生那一刻显现的，则正是张爱玲所说的“神性”、“妇人性”。都市女子王佳芝（文明高压下的产物）早已失去地母的涵容笼罩，然而那一刻释放的同情、慈悲，却正是地母根芽的证明，尽管她的同情用错了地方，并且是以错综扭曲的方式显现出来。“纵有千般不是”（想想她的虚荣心，她的自怜自恋与自欺），佳芝仍然存着“神性”。在此“男”、“女”以及与之对应的“超人”、“神性”都不再仅仅具有性别的意义，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它们代表着人性的不同侧面，代表着这个世界上并存而又相斥的两种力量。倘可作如是观，则《色，戒》以其阴暗的结局，还暗示了这世界是男性代表着的“超人”的世界，坚硬，粗砺，用她在其他地方的表述，是“淡色的，高音的”的世界，交响乐般“浩浩荡荡地压过来”。女性代表的“神性”、“妇人性”的一面虽是“存在于一切时代”，在这个充满杀伐之气的时代里却显得何其脆弱。王佳芝隐存的“神性”几无生长的空间，方一闪现即没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叠印其上的是易先生自鸣得意的微笑。
人性的不可理喻也罢，这个世界的冷硬也罢，《色，戒》至此与其原型已有云泥之别。“震动”了张爱玲的不是“材料”，而是她自己创造的“故事”，是她凭藉自己的想象力、洞察力张看到的人性的真相，情欲世界的真相。
话说至此，我已不是在考证《色，戒》的原型，而是在考辨小说的意涵。其本事究竟为宋淇版故事，为郑苹如刺丁案，以及张在创作中对二者依重的比例，已然无关紧要，反正都不过是触媒而已。倘还要拿“原型”说事儿，我想大体上仍可维持“原判”，即《色，戒》本于刺丁案，张爱玲的“亲证”可以证明另一原型的“有”，却不能证明刺丁案作为原型的“无”，要推翻旧说只有一途——证明张根本不知刺丁一案，但至少宋以朗已证明，张最初构思小说时，脑中就有刺丁一案的影子。张在私人通信中特别提到宋淇版故事，当然不是故布疑阵，转移视线，只是说明她希望人们忘掉原型的意愿是多么强烈，强烈到她自己把自己也给说服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假如非得有一个“原型”，当然宁可要一个模糊的，相对于刺丁案，宋淇提供的材料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对于读者而言，甚至影子也没有。而唯有淡看原型，《色，戒》才有机会重获它作为小说的完整性与丰富性。
为此张爱玲不止一次做过努力，《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里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现在清楚了，这指的是宋淇提供的材料——后来却未谈，倒是在一九八八年为《续集》写的自序中，她斩截地否认郑苹如是王佳芝的原型。可惜她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写此文时我常被一个有趣的悬想所扰——假如关于《色，戒》原型的两种说法不能兼容，公众会从哪一说？可以再做一次大胆的“臆测”——我相信必会选择郑苹如刺丁案，即使《色，戒》与此案当真全无瓜葛。问题不在于哪一说有更充分的证据，我们对于弄清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很在意，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这后面是公众的想象逻辑。相信《色，戒》本于刺丁案，相信王佳芝就是郑苹如，意味着有更多的热闹可看。那逻辑与张爱玲所要颠覆的人们对事物惯常的判断实在是同构的。张爱玲要反这个，难。
孔子说得，李零辈说不得
王得后
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关于题目发了一通议论：“‘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鲁迅曾在书信中更正：应为柯南·道尔；但本文未作修改。王注）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虽然，这种大人物则可，我辈却不可的事，在过去和现在比比皆是，未来也似乎不可预测。但现在毕竟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何况又是温文尔雅的学术界，更何况是弘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儒学的学者教授，居然还是这样的脾气。
孔子生于“天下无道”的乱世，一生寻找主子，希望获用，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为己任。在五十一岁时才开始谋得一官半职，但也曾经做到鲁国的警察首脑，代理宰相，杀了个反对派少正卯，而鲁国并未得救，更别说达到他老“东周”的理想境界。不久周游列国，在匡被围，在陈、蔡之间绝粮，在卫见南子而赌咒发誓，在宋受到桓魋死亡的威胁，六十多岁了，在郑有了下面一个写入“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的故事：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李零不但有见于《史记·孔子世家》的这一记载，还把《白虎通》、《论衡》、《孔子家语》和《韩诗外传》同类的记载一一钩沉，排列出来，可见“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功力和深思熟虑的考量，于是乎即用《丧家狗》做他的《我读（论语）》的书名。不料这就捅了马蜂窝了。信奉孔子的教授学者以为侮辱了他们的“至圣先师”，大开骂戒。原来“至圣先师”教导的“忠恕”之道连他的之徒也管不了；“至圣先师”教导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也教化不了自诩忠心耿耿的弟子。更遑论“下管五千年”要用它来拯救中国，创造美妙的将来。
然而，“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讨论问题的第一步是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切忌感情用事，盖“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还是改不过来的。”用《丧家狗》做书名，并比喻孔子，不高兴，要批判，至少需要说清楚三个问题：一，孔子是不是承认过自己像“丧家之狗”？这无须争论，白纸黑字俱在。二，那么怎样理解孔子自己的承认，而且是“欣然”承认，而且还“然哉，然哉”地赞口不绝？三，李零怎样运用这个比喻，能不能运用？
是的，郑人对于孔子的议论，无疑语带讥刺。前面盛赞了一通孔子的长相如何像某某“圣人”，而话锋一转，却用“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作结，显然是说孔子的相貌终归比不上所有“圣人”啦；而孔子孤零零站在郭东门的神情倒“累累若丧家之狗”，显然不是孔子的粉丝。那么，孔子为什么听到后，既“欣然”还要“笑曰”“然哉，然哉”呢？
这种心理问题也是所谓“人心叵测”吧，只好“以意逆志”吧？那么，我也来猜一猜。第一，在那个古代，具体动物的名称似乎不像“亚圣”孟子口里的“是禽兽也”，也不像今天我们熟知的“走狗”，“乏走狗”有那么严重的贬义。君不见十二生肖中六畜齐全吗？而古人的忌讳也没有我们今天的严重和广泛，像阿Q头上长癞，“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那样。古时贵公子可以用“黑臀”作名字，“牛马走”可以是自我的谦称。否则孔子也不会这么“坦荡荡”的吧？——检读《论语》，孔子生气，骂人的地方何止一处？第二，就是像孔子自己所说，“六十而耳顺”啦。这一点讥刺小菜一碟。第三，孔子毕竟是孔子，他是个大活人，很是不凡庸，他比较理智，有点风度，不乏自嘲的幽默。荷蓧丈人斥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孔子也只是说他是个“隐者”，“道不同，不相与谋”而已矣，并不跳起来开骂。第四，最重要的，孔子虽然很执着，虽然教导学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为了推行自己的“善道”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无道的天下，到各国去跑官；没有成功，难免失落，失落感正是人之常情，因而颇为自悲自伤。听到“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话，即使不像他乡遇知音开心，也很有点听到知言的意味吧？强颜一笑，“然哉，然哉”，只好承认自己不走运了。不知道这猜想是否有一点影子？然耶，非耶？
如果我的猜测有一点点道理，那么，必要时，我辈学个孔夫子，也说他像“丧家狗”，有何不可呢？难道如今还是孔子说得，我辈却不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