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三日：雪耻，人定胜天。
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
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九月二十五日：雪耻，人定胜天。
电天翼来京，电汉卿来京，组织紧急委员会与外交顾问会。
九月二十六日：雪耻，人定胜天。
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从上述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事实：
一、从九月十八日起蒋介石就离开了南京到达南昌，二十日才离开南昌，于二十二日下午返回南京。
二、九月十九日蒋介石是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十九日才报道了日本攻袭沈阳的消息。
三、蒋介石得知这一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心情是：“雪耻”“倭寇无故攻击沈阳兵工厂，噎噎
侵略东省矣。”“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等等。尽管当时蒋介石也有软弱的一面，如幻想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帮助中国曰日记表白的也大于实际实行的，但也绝无虚伪造作之词，显然与所谓命令不准抵抗，任由日本为所欲为的说法大相迳庭。
从上面的分析查证，可以得出结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十几次电令张学良不抵抗是不大可能的。
(摘自《团结报》)
中国和日本谁了解谁？
日本人的“知华”
资中筠先生在《随笔》上发表了《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一文，其中提到了她父亲资耀华回忆录中的一个情节：
先父生于一九00年，他出生的小山村位于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的半山腰，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下平原，交通困难，信息闭塞。
全村一共几百户，连村名都没有，因为都姓一个姓，就称“资家坳”。据说是祖先因避祸而举族迁徙于这穷乡僻壤，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直到他少年时代过的还是差不多自给自足的生活，男耕女织，要买油盐酱醋以及杂货和药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下去赶集。
但是这山坳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三十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浴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一九一七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略逊一筹。总之，不论为敌、为友，是崇敬还是鄙夷，目的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只是客观的学术兴趣，日本人对中国的过细研究是无可比拟的。
并没有真正了解日本
李梓
戴季陶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说过：“日本已经把中国放在手术台进行解剖，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而在六十年后，这段话仍不过时。中国社科：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程麻说：“我国绝对人口数十倍于日本，但在历史的任何时期，研究日本的人数始终没有超过日本研究中国的人数。就算在今天，日本有上万人在研究中国，而中国肯定没有这么多人研究日本。”
中国与日本，长期被称为“。远的邻国”。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研究中国几乎成为一种传统，而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关心却不够。“中国的文化是大中华的思想，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因此对日本文化很难提起兴趣。”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先生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解释这个现象。
基于历史和感情的原因，我们对身边的第二经济强国熟视无睹。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几乎无所不包，从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到风俗民情，很多课题我们自己都想不到。
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每次兴趣都是因为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迫进行的关注。程麻列举中国历史上几次对日研究的高峰时说：“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基本缺乏对日本的研究，只在甲午战争后，才有一批人开始到日本，去了解这个国度。而在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日本研究专着，比如影响力巨大的戴季陶的《日本论》，比如王芸生所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他还有许多作家写过日本，因为那时候去过日本的作家非常多。”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不仅对日本的研究减少，就连文学方面的关注也甚少。
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研究停滞。
近些年，对日本的“误解”成为中国人研究的一个新话题，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常识中有许多日本民族的错误认识。于是很多人开始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想当然地把对方想成和自己是同样思维方式的人。”程麻说。他认为，从政治体系的构建，到日常的行为以及思维的依据，中日都是两个差异巨大的民族。从历史上，日本虽然向中国学习，但只拿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中日两国认识迥异。“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结果日本人来学走了礼仪，但我们的礼是为了耶义爷而服务，而这点，日本人很难理解。”同样，在对日本儒学的总结上，程麻也提出了许多他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却没有形成“德”的观点，所以，日本人靠守纪律来维持自己的道德，而中国人以道德为原则来要求公民守法。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时成为中日之间关系的要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在侵华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而日本国民则对中国人对已经过去的问题如此纠缠不休而感到不可理解。“立足之道”与“立足现实”的巨大差异，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冰冻状态。
程麻认为，在中日关系多变的今天，中国人应该调整自己的思考习惯和心态，冷静客观地去审视日本文化心理，以求得破解之道。他举例说，战后被誉为对日本文化最具深刻洞察力的罗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仅是借助单一的欧美文化视角，从而窥探出日本文化内涵的双重与矛盾结构。而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越来越清楚，这本着作并未挖掘出潜藏于日本文化双重与矛盾结构下的根本性质，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战后虽然就推动经济方面有恩于日本，但最终却对日本东山再起的咄咄逼人之势束手无策。
（摘自《新世纪周刊》）
《刘志丹》——一部命运多舛的小说
詹玲
在当代文学史中，小说《刘志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一九六二年未出版即遭否定，到一九八○年平反后出版，再到一九八六年重新被禁，这部小说的命途可谓多舛，也使得真正读到这部小说的人并不多。然而，因为此书在“文革”时期受牵连、遭迫害的人却不少，这不能不说是文坛上一大奇怪现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宣部制定了宣传包括刘志丹在内的革命英烈的计划，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工人出版社找到李建彤，希望她能写刘志丹烈士传记。他们曾经看过李建彤执笔的《刘志丹太白收枪》，认为作者对刘志丹事迹比较熟悉，再加上刘志丹弟媳的特殊身份，在采访方面会有很大便利；而且，作为延安培养出来的干部，李建彤对延安的感情和认识比工人出版社的编辑要深刻得多。因此，她是写作《刘志丹》的理想人选。
然而，李建彤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尽管写刘志丹是一件符合中央精神的好事，也是她多年的心愿，但考虑到这部作品“题目太大，思想、艺术还都没有准备，怕拿不下来。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着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即便是写小说，也脱离不开那些事件。回避了那些事件，就不是写刘志丹了”。她的丈夫刘景范也很反对写这部小说，理由很明确，即要写陕北，写刘志丹，就不能不写高岗。而一九五五年确定的“高饶反党集团”已经将高岗打倒了，写高岗就会牵涉到许多历史问题。如果李建彤写这本书，将会给那些因高饶事件而处境艰难的西北干部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在工人出版社的不断鼓励以及采访相关人员的过程中，李建彤渐渐迷上了这个题材，从不愿意写到下决心一定要写。
李建彤决定写《刘志丹》的事情，被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知道后，习仲勋对李建彤加以了劝阻。他深知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即使一九四二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进行讨论，做过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要给刘志丹写传记，必然会涉及到那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有关人士和未经解决的历史问题，写不好就会引起新的纠葛。而且，李建彤并不了解当时党内这种复杂的斗争状况，这就更容易出问题。考虑到这些，习仲勋便请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对她进行劝说，但此时，李建彤创作的决心已定，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
为了写好刘志丹，李建彤花了很多精力准备材料，她和工人出版社编辑一起到处找线索，查阅相关资料。后来，又亲自去陕西采访。一两年时间里，她几乎跑遍了全国，访问了数以百计的了解刘志丹的人，其中大多数是高级将领和干部。在李建彤的采访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时任中共云南省第一书记的阎红彦。一九五六年，李建彤和协助她创作的编辑何家栋一起采访了他。作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阎红彦早年参加过西北地区的清涧武装起义，从事过兵运，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等革命活动，是《刘志丹》中许多主要内容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尽管阎红彦赞成宣传刘志丹，但同时也表示，宣传西北根据地的另一领导人——谢子长更为合适。在阎红彦看来，西北地区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中央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看做是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在一九三○年成立的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一九三一年成立的中共队委会和一九三二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中共陕西省委的任职也始终是谢子长担任总指挥或书记职务，刘志丹只是副总指挥或省委委员，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
然而，李建彤并不认为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在此后的写作中也没按阎红彦的要求突出谢子长。一九五八年，李建彤开始动笔，并分别于同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写出初稿和二稿。这两稿都是以传记性的纪实文学方式写成的，后经工人出版社讨论，决定将作品体裁改为小说，以便主要人物刘志丹的形象更为突出。一九五九年夏天，采用小说体例的《刘志丹》第三稿修改完成。工人出版社想出版，李建彤提出要先请习仲勋看看，“因为习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同志的亲密战友，后来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不送给他看，则是我（李建彤）的错误”。出版社排出书样时已经是冬天，送给习仲勋审阅时，恰逢庐山会议召开不久，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反右倾运动，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习仲勋很仔细地阅读了小说，感到不仅小说中涉及到的一些是非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鉴于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这部小说也容易引起问题。于是，他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劝李建彤谨慎从事，最好把这部作品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小说。李建彤接受了习仲勋关于没有把刘志丹写好、写透的意见，再次跑到陕西采访，补充不足之处，但还是坚持写成长篇，并在一九六一年春写出第四稿，再次送给习仲勋审阅。为了帮助李建彤修改好小说，尽量避免引起政治纷争，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和陕北根据地的另一早期领导人马锡五，以及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进行座谈，特别强调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并指出：“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习仲勋之所以强调这些，既是要求作者在创作时严格按照史实，不要随意拔高刘志丹形象，同时，也是担心有人利用小说抬高刘志丹的地方大做文章，制造与毛主席思想并立之类的罪名，连累到一些无辜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