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出走，江青进入毛泽东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的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更加时兴起来。
自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变”至一九四一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建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
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桶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一九四一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一九四○年大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和苏菲同窑洞的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一九三九年七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实习学生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便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生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三年后的七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她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一九四三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都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
一九四三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林彪坠机之谜
张凡何璐
蒙古大漠里，那一座孤坟仍然向着东方，向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葬在这里的人，是林彪。
这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名字，近日再度被提起，今年正好是其一百周年诞辰。
这个人在消失三十多年后，最近出现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图片展览中。
孤坟里那个失去头颅的人，在三十六年前的那一夜里，到底做出了什么抉择？
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夜晚，登上了一架飞机。在夜色降临前的这个白天里，许多事情都透着不同寻常的味道。中午十三时三十分，毛泽东突然从南方回到北京。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回忆，在丰台车站，毛泽东与他和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后，单独交代给他一项任务，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三点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等研究调动部队。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进可以防苏军，退可以拱卫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北京空军学院东北角十三号和十四号的两幢两层小楼里，另外一批人则准备出发。空军司令办外事处秘书陈伦和吩咐后勤工作人员老王，让他赶快准备十一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在食堂吃，要争取十二时三十分吃上饭。
十三时许，午饭备好，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十五时十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九月十二日十七时，周恩来起床，睡够了六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说主席回来了。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他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感到非常诧异：“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回答说：“计划改了。”
这一天中午的十二时三十分，林彪的内勤听到了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话，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中国的一号人物，二号人物，三号人物的一系列言行都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一夜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九月十三日午夜零时三十二分，一架当时最新型的三叉戟256号飞机从山海关突然起飞，飞机高度在三千五百至六千五百米，在中国境内飞行了八十三分钟。
飞机在空中划出的路线后来有几种说法，一是直线说，直飞苏联的；一种称是“？”型的，转一个大弯后飞向蒙古。
256号在空中的轨迹，都被地下的人们记录下来。256号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出现一个很不正常的航迹。飞机起飞后先照直飞行四分钟，空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后来亦回忆称，这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
飞机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三到四分钟之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飞机在这个方向平飞了三至四分钟。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
然后该机又开始转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到345度，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广州？北京？苏联？飞机在空中似乎做出过不同的选择。
飞机的航线后来还有不同看法，空军雷达兵部部长博英豪说，航图上基本上是“之”字形；北京军区作战部值班参谋刘建林和空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朱秉秀却说是“一条直线，一点弯也没有”，“一条特别直的直线”，直奔蒙古的乌兰巴托。
关于林彪专机航线的问题，前苏联方面亲历者的回忆略有不同，前克格勃九局的官员扎格沃兹汀说：“飞机先是要往台湾飞，后来又改变了航向，改成向北飞，接近了苏联的边境，离赤塔不远了，离赤塔好像只有五十公里，我们的同志和蒙古同志一起，询问了当地的百姓，目击者听到了飞机轰鸣声。”
凌晨一时零五分。北京。
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三十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
8341部队负责人张耀祠回忆：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简要汇报，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主席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
李德生到空军指挥所五分钟后，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一时五十五分，256号三叉戟从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上空。飞机的地面雷达信号在温都尔汗以南消失。飞机出国境后，中国地面雷达还跟踪了十多分钟，之后就看不到了。事后得知，三叉戟飞机又飞了十多分钟，到温都尔汗以南，下降到二千五百米。二时二十五分，蒙古边防部队报告，飞行目标消失。
三叉戟在蒙古国从入境到坠毁共三十分钟。前苏联的雷达，全程监视了256号飞机的行踪。
“一时五十五分，飞机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256号三叉戟飞机在飞到接近前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又改变了航向，掉头返回，向中国的方向飞来。二时二十五分，256号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
克格勃九局当时负责调查该事件的扎格沃兹汀，证实了飞机转向南飞之前，飞到了距苏蒙边境几公里处。“它为何转弯，对任何人都是个谜。”他说。援引苏联航空观察员的报告，这位前克格勃将军说，没有证据表明那架三叉戟曾试图与苏联、蒙古机场联系。
“我们只在飞机坠毁后才听说那架飞机，那时已经没有危险了。”即使这样，他指出这架三叉戟有可能飞向空军战略基地赤塔——而不是伊尔库茨克，就像一般估计的那样，甚至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一架大型的、且相对较慢的飞机，怎么可能避开雷达的侦测而如此接近苏联具有最敏感设备的军事基地呢？
这个在苏蒙边界上的奇怪掉头，在中方的雷达中并没有记录，但却被苏联方面记录下来了。据时任中方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目标接近边境线移动，一时五十分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
舒云的新书中，提供了时任空军参谋长的梁璞回忆，据梁称，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三叉戟的掉头回飞并非没有可能。
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256号飞机实际上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六十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实际坠毁于温都尔汗的“东北”，也就是说256号飞机在中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实际仍在飞行，而且有可能改变飞行方向。
一团火光冲天而起。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二十五分，就在飞机起飞约一百十三分钟时，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在东经111°15′，北纬47°42′，距温都尔汗约六十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共九人，无一生还。
目击者拉哈玛在多年后回忆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许，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二十分钟就在苏布拉嗄盆地坠毁。
美国记者彼得·汉纳姆后来找到了另两位目击者：杜卡嘉汶·丹吉德玛（DugarjavynDunjidmaa）守卫着一处炸药库，她凝视着一公里外产荧石矿的小城市贝尔赫（Bekh）的方向。突然，发动机的嗡嗡声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
在城的另一边，声音也引起女哨兵纳瓦卢桑吉·索若尔（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忆说：“我听到有像汽车发动机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提起枪跑了出去。”
很快飞机就进入了人们视野。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她现在仍住在贝尔赫她的毛毡帐篷里。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丹吉德玛还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
这两个女人当时并不知道，她们正好见证了一段历史。那架失事的飞机来自中国，由于迄今为止还无法调查的原因，它坠毁于蒙古境内一百多公里处，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自此以后，全世界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探讨机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