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但刘景范在走出牢门后依然受到追究，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七日，中央专案组在《关于刘景范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中还是将其定罪为：“一九六二年又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为此，李建彤写了张便函给中央组织部部长，请求重新处理《刘志丹》一案。然而，曾因这部小说饱受迫害的习仲勋却不同意为小说平反。在赴北京开会期间，他对中组部副部长李步新、部长助理毛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个案子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亲自定的，给《刘志丹》平反，“对毛主席不好”。得知李建彤坚持要平反，他亲自到李家，试图说服她放弃这一想法。然而，李建彤还是执意要求为小说平反。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主张加快平反冤假错案，有错必纠。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在处理小说《刘志丹》时，中组部派出了干审局副局长贾素平找李建彤谈话，并拿走了书稿，请文化部的专家对小说提意见。经过专家肯定小说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后，中组部向中央作出报告，把《刘志丹》案定为一起错案。“《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的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以及为数众多的受牵连者平反。
小说平反后，一九七九年十月，工人出版社根据李建彤一九六二年写就的第六稿出版了《刘志丹》上卷。一九八三年，作者对第一卷做了重大修改，并接着写出二、三两卷，合成三卷本，描述了刘志丹一生的革命斗争历程，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五年六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然而，令人难以意料的是，三卷本出版后，立刻引起了社会舆论和许多老干部的强烈不满。人们发现书中存在重大与史实不符的地方，纷纷上书中央，要求按党的纪律严肃处理此事。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遵照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指示，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三卷本小说《刘志丹》中涉及的党史史实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共党史把刘志丹和谢子长并称为西北革命斗争中的杰出领袖，而小说《刘志丹》的作者在塑造这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革命历史人物时任意褒贬，一味抬高刘志丹，贬低谢子长，违反了党的原则，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
除开与史实不符，值得争议的描写之外，小说与中央文件精神相违背之处还有一点，即西北红军与中央红军的地位问题。当冯文彬将一月三日座谈会上与会同志的一致意见上报给胡耀邦总书记后，胡耀邦总书记作出了这样的批示：“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这一批示强调了党史题材作品的特殊性，对于这类题材之后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之后，中央决定立即停止发行该书，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处理。
延安交谊舞始末
朱鸿召
延安十年的业余时间里，其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这是在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这种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渐次稀落。经过短暂的沉寂，一九四三年元旦开始，革命队伍里再次时兴的是军民同乐的红色秧歌舞。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然后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四十五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当她初见朱德时，史沫特莱写道：“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①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史沫特莱是以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②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斯诺夫人总是拒绝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讲话，除了采访，很少串门。而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却特别爱交际，喜欢串门。“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三人小组：三个有大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③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④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逢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⑤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⑥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⑦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了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五十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扞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⑧交际舞“一直是被当做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⑨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⑩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文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文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在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应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八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九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