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车伊始，沙蒙便把情况和盘摆给了乔羽。《上甘岭》影片的确已经拍完，样片也已经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后补拍。摄制组停机坐等，即使什么也不干，每天也要耗费两千块钱（两千块钱在当时不是太小的数字）。沙蒙摆出这一切的意思，是在催乔羽快写，乔羽也不敢怠慢，忙向沙蒙：“你认为这首歌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沙蒙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
沙蒙甩下那句话，就急匆匆地忙别的事情去了。乔羽也没机会再说别的，吃住都安排好了，什么也不要说了，只有快写为是。然而乔羽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急切想写好这首歌词的时候，却出现了临纸踌躇，四顾茫然的状态。
乔羽在江西已经看过《上甘岭》的本子，他现在找人要来样片，躲在长影小白楼里，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天。《上甘岭》的样片，让乔羽重新投入战争，也沉浸在忐忑不安的思索里……
在写歌词的这段时间里，长春下过一场大雨。写不下去，乔羽总是在一个篮球场上转来转去。这天，天气晴转多云，渐至阴云漫漫，突然几个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使他有一种灵魂得到了滋润的感觉，半个多月的苦心挣扎、日思夜虑，都在这几个雨点里有了些许滋润。“水”，始终是乔羽创作时灵感闪现的“源头”。此时，一股清爽之风吹来，乔羽的心头宛如清澈小溪漫过。
最先“蹦出”来的句子，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乔羽作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了第一句，就等于有了全篇。这是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这一声“啼哭”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生命的“下凡”。半个多月的煎熬、期待，终于有了结果，肯定、否定，否定、肯定，划拉来，划拉去，《我的祖国》的歌词终于诞生了。
作品诞生的时辰是深夜。第二天早晨，沙蒙又到乔羽房间来的时候，乔羽把稿子胆怯地交给了他。沙蒙把稿子铺在桌子上，站在那里看了足足半个小时，不足二百个字的歌词，沙蒙这样的大艺术家，居然反复看了半个小时！沙蒙看稿子时，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最后，沙蒙把稿子拿在手中，上下掂了一掂，只说了一个字：“行！”接着，他拿着稿子，笑吟吟地走了。这一天，乔羽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都没有，总感到不知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第二天，沙蒙果然又拿着稿子来到乔羽的屋里。他说：“你的这一条大河是指的长江吧？”乔羽回答：“是。”沙蒙说：“好极了，我没猜错。那么既然是长江，为什么不用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
乔羽说出了这样一个理由：长江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一条江，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会有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很小的河流，在幼小者的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而且这条河上的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因此，我感觉还是用“一条大河”为好。听罢乔羽的陈述，沙蒙不无激动，与其说他被乔羽的才思所折服，不如说他勾起了对自己家乡门口的一条大河的怀想，沉吟片刻，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说：“就一条大河！”拿起稿子，起身告辞了。
沙蒙拿着歌词找到了作曲家刘炽。刘炽本是有名的作曲快手，这一回，他竟然比乔羽“憋”了更长的时间。一天又一天，他在住地踱着步，谱了唱，唱了谱，折腾来，折腾去，近二十天后，他终于以优美的旋律为这首歌配上了飞翔的翅膀。紧接着，长影请了当时的一批国内擅唱民歌的歌唱家试唱，结果都不太满意。乔羽忽然想到并提出：“怎么不请郭兰英来？”郭来了，一试，在场的人都拍手叫好！录音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的。郭兰英的演唱，使参加录音的工作人员的眼里噙满了泪花。那时，人们基本上没有版权意识。第二天，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迅即，神州万里都回荡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于是，一个历史事实形成了：最先唱响《一条大河》的是郭兰英，最先播出这首歌的是电台。沙蒙的电报请来了乔羽，乔羽的一句话请来了郭兰英。沙蒙的电报让乔羽度过了非凡的半个月，而乔羽的一句话，却让郭兰英唱了几十年的《一条大河》。
溥仪和梅兰芳
王庆祥
溥仪与梅兰芳可谓世交，梅家三代都跟清宫有关。
照清宫旧例，除由升平署承担宫廷演戏任务外，还有随时要社会上的名角入宫演出，被传的伶人就叫作“内廷供奉”。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即是一位内廷供奉，他在咸丰年间掌管京都的“四喜”戏班，颇有盛名，经常被传进宫里演戏。咸丰十年（1860年）夏，咸丰皇帝三旬整寿时大肆操办，曾命梅巧玲率“四喜”班进圆明园连演数日。其人较胖，遂有“御口亲呼胖巧玲”一句“竹枝词”广为流传，说明皇家对梅巧玲的演艺是很欣赏的。
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在宫内当差，作为升平署的教习，他是一位六场通透的音乐家，与当年享有“戏剧大王”盛名的谭鑫培为搭档，为其拉胡琴伴奏极为和谐，被称为“随手”，吹笛子更有“绝活儿”。正像梅雨田自己所说，吃升平署这碗饭，胸中没有滚瓜烂熟的几百出戏，那是绝对应付不了的。他也是深受皇家赏识的戏曲乐器艺术家，除拿宫里的固定钱粮外，每次登台伴奏另外给银二两，以后逐渐增加到八两。
自咸丰以后清宫演戏成为风气，又经慈禧着意倡导，遂使此风由宫廷而王府，由皇帝而亲贵，先是观戏，继而演戏，光绪皇帝也能打鼓，公子王孙差不多都可登场彩唱。所以才有“国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这两句歌谣流传。溥仪与梅兰芳的关系，是清宫与梅家几代关系的继续，也反映了皇族中京剧传统发展的状况。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散戏后梅兰芳在东兴楼吃晚饭时，正好看见溥仪迎娶婉容的仪仗从街上走过。嗣后，清宫从十二月二日到四日为庆祝溥仪大婚演戏三天。杨小楼、谭鑫培、俞振庭等名角都进宫演戏，共演三十四出，梅兰芳并没有参加这次演出。后来溥仪的堂弟溥佳撰文回忆溥仪大婚场面，说梅曾出演《汾河湾》，并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讲得绘声绘色，实则为误传。
梅兰芳既不像伯父吃宫中钱粮，也不像祖父经常被传入宫“供奉”。终其一生进宫演戏只有一次，即在清宫为端康太妃操办五十岁整寿那天——一九二三年十月二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
梅兰芳这次被邀入宫，主要是因为端康太妃和溥仪都点名要看他的戏。事先，升平署总管拿着几十出戏的戏目呈请端康亲点，她找不到梅兰芳的名字就很不高兴。后来溥仪又回忆说，他也是因为久仰梅兰芳、余叔岩和尚小云等人大名，才决定将他们几位“临时邀入清宫，特别参加演出”的。于是，宫里特派升平署教习钱金福前往梅家“谦辞婉约”。当时正是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梅忙于赈灾义演，但因虑及祖父、伯父与清宫的关系，不便辞退，“即行允诺，并声明不领戏价”。溥仪闻之颇为欣喜，遂授意内务府大臣，“于梅兰芳到宫时，遣人欢迎领导，借示优异”。按照溥仪的想法，自然还是以皇帝的身分传谕社会名角入宫“供奉”；从梅兰芳的角度就大不相同了，他一方面顾及祖辈的情面，另一方面只把这紫禁城内的演出也作为庆一次堂会而已。
那天，梅兰芳来到漱芳斋后台，见桌上红漆插屏架上有个大水牌，上写“正开台大吉”几字，下面列着戏码。这戏码反映着名伶、名戏云集一台的盛况。
据梅兰芳回忆，那天他在后台大耳房化妆，隔窗可见台上演出，马连良的《借赵云》正唱到热闹处，忽有太监来到后台传旨“迎请”，戏停下来，许多唢呐吹“一枝花”牌子，皇帝、皇后入座听戏，不一会儿，端康、敬懿和荣惠三位太妃也入座了。因为下一出就是梅的《游园惊梦》，可知溥仪等对梅戏确是另眼相看。
梅兰芳后来跟许姬传先生谈过他演戏时注意到的台下的情景：“这个戏台，比外面旧式方台大得多。只见北面五间正房，有廊檐，正中悬挂着红边贴金蓝地金字竖匾‘漱芳斋’三个楷书，并排写的是满文。堂屋中间，隐约看见三个老太太同坐在一个小榻上。东边靠近窗户侧身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少年，一看便知这是逊帝溥仪，当年在报刊上就登载过他的照片。唱完‘梦回莺啭……’看见从屋里缓缓走出一个十几岁很气派的丽人，梳着两把头，穿着大戏缂丝氅衣，花盆底鞋。在这个十分庄严的场面里，敢于随便走动看戏，这当然就是刚娶进宫来的皇后婉容了。她看了一会儿就进屋，坐在西一间靠窗的地方。”
梅兰芳那天主演的两出戏《游园惊梦》和《霸王别姬》都是宫里没有的戏。别的剧团进宫献演，可以不带行头道具，因在清宫升平署一应俱全，梅却要自带服装进宫。
据当时各报报道，溥仪等对梅戏极为赞赏。《实事白话报》说：“是日，帝着灰色长袍，戴大黑墨镜，颇为高兴。名伶均蒙赏赐、惟兰芳蒙赐独多，原因系清帝初观兰芳演剧。清帝大婚时传演，适兰芳在沪未归；今观兰芳献技之妙，大加赞赏。”《大公报》则转述贝勒载涛（溥仪七叔）的话评论道：“梅兰芳在宫演两剧：一为《游园惊梦》，一为《霸王别姬》。清帝、后及皇室诸人，均以此次观剧极为满意，而尤赞赏《别姬》舞剑一场。瑜太妃（同治帝妃）谓：‘随先太后看戏数十年，从未见此好戏，以前都算是白看了’等语，其推重如此。”
梅兰芳事先就声明“不领戏价”，却得到清宫最高的报酬。据报道，一般角色给银二十元至三十元，像茹富兰、沈富贵等优给八十元，对尚小云、俞振庭、小翠花等名角给一百六十元，梅兰芳独获赏银五百元，另赐全馔一桌。《顺天时报》就此评论道：“帝赐兰芳御馔一桌，为伶人进内演戏者之创举也。”次日，溥仪又赏给梅兰芳“尺头四端”，派人直送梅府。
第二天，梅兰芳、杨小楼和余叔岩到养心殿谢恩时，又受到溥仪的亲切接见。溥仪非常高兴，当场再赏每人一只御制鼻烟壶，都是稀世珍品。
梅兰芳的两出戏虽说博得清帝、“皇后”以及老太妃们一致叫好，却也引起几位王公大臣的忧虑。他们认为太妃过生日不该演《霸王别姬》，还通过武进寿向溥仪禀报，说这“不吉利”。溥仪没听这一套，还是拍板让演。加之梅兰芳的表演真切动人，演到虞姬自刎时在场女眷们都落泪了。这就使那几位王公大臣更感到是一种不祥之兆，进而对溥仪见梅等都表示了强烈不满。
溥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回忆此事时写道：“不料这件事传到在我身旁的那些封建礼教思想极其浓厚的老学究耳中之后，他们便对此说了不少闲话。例如说‘皇帝不应该亲自接见优伶’。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所认为是在‘身份’上大有问题的人，竟赐以那样破格的厚礼。尤其那些鼻烟壶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等等。所以在我平生第一次听完了梅先生的戏以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余音绕梁’之类的快乐回忆，而恰恰是给我留下了一种懊恼的情绪。”
一年以后，溥仪被冯玉祥将军赶出紫禁城，当初反对演《霸王别姬》的人又出来说教：“看！不祥之兆到底应在今日了。”这时，梅兰芳刚刚结束第二次访日演出而回到北京，他在国内外的声名更高了。
溥仪爱听戏，“皇后”婉容也是戏迷。自从皇家迁居天津日“租界”张园，婉容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过过戏瘾。她找到娘家姨夫察存耆，此人系清末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子，从“小朝廷”时期就在溥仪身边做事，到天津以后给溥仪当英文翻译。一九二七年四月，梅兰芳来天津在新明戏院主演《西施》，婉容遂授意让她姨夫买两张戏票，并以自己的名义恭请“皇帝”和“皇后”观赏。这是溥仪和婉容第二次听梅先生的戏，也是他们第一次以普通观众身份欣赏梅先生的表演。不料，清室驻津办事处总务处任事，即张园大总管胡嗣瑗就坐在楼下池座里，一眼看见包厢里兴高采烈的“皇帝”和“皇后”，一时无名火起，只觉头昏眼花，悻悻而归。
第二天，溥仪便收到了胡嗣瑗“自劾”的奏折，大意是以“皇帝”、“皇后”而杂坐于市民中间看戏，有损龙凤之尊。此所谓“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不觉垂涕”。胡认为，溥仪“有失君德”，他作为辅弼之臣“有亏职守”应该“引责求退”以自惩，同时，他还提出要对“致吾君于不义的罪魁祸首严加申斥，以儆效尤”，就是要求惩处给溥仪和婉容买戏票的察存耆。
溥仪知道看戏乃是自己情愿的，赖不到察的身上，想来想去，只有向胡老头赔个不是，以求平息事端。遂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布了一纸给胡嗣瑗的亲笔手谕：“顷闻面奏各节，非至忠爱，孰肯出此？朕当誓改前非，永念祖宗付托之重，以副卿等期望之殷。嗣后，事无小大，均望随时规益，毋视朕为不可与言，至自请罢斥。朕一时疏寥，卿事前并未预闻，有何咎责？况倚任方深，岂可恝然舍去，重朕之过，着赏给貂皮一件，以旌忠直，并以志吾过，庶杜迎合尝试之渐，通谕知之。钦此。宣统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溥仪拿一件皮筒子赏给了胡嗣瑗，总算了结了此事，但从此溥仪和婉容再也不敢逛戏院了，甚至沾点儿“戏子”的边就觉得掉身份。
有一年，瑞典皇太子来中国游历，在北京时曾拜访梅兰芳，溥仪在报纸上见到他们会晤的照片，遂认定这位皇太子是不爱身份的人。不久，瑞典皇太子访问天津，并要求晋见溥仪，竟被严词拒绝了。
很明显，对待梅兰芳，溥仪在心理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他非常崇拜梅戏艺术，却又不能不视艺术家为“下九流的戏子”、“伶人”。
一九三二年春天，溥仪将在长春就任伪满执政，成为日本军人的掌上玩物。伪满“建国”之初，负责筹建“新国家”并将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的郑孝胥，多次派人赴北平邀请梅兰芳来伪满演出，以装潢门面。溥仪当然也想再“传”梅兰芳“入宫供奉”，借以重温“别姬”旧梦。不料，前往请驾的人几次都是碰一鼻子灰。梅兰芳义正词严地说：“话不能这么说！清朝已经被推翻，溥仪先生现在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罢了。如果他以中国国民资格祝寿演戏，我可以考虑参加，而现在他受到日本人的操纵，要另外成立一个伪政府，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我怎么能去给他演戏，而让天下人耻笑我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溥仪来说，是他接受改造的岁月，逢年过节，抚顺战犯管理所也组织犯人自编自演文娱节目，其中总有一两出京剧。这时，溥仪不能不想起梅兰芳，回味精湛的梅戏表演艺术之余，也会想起他们交往中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故事。溥仪非常留心见报的关于梅兰芳的消息，希望能了解梅戏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