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四月，梅兰芳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个月以后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这以后他又有了许许多多过戏瘾的机会。一九六○年四月初，溥仪应邀列席三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与出席会议的艺术大师梅兰芳重逢了。弹指三十多年过去，在不同的时代里，两人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现在都非常高兴，紧紧握手，悠悠话旧，这次叙谈给梅兰芳留下深刻印象。他当天回到家里，就把与溥仪会面的情景告诉了许姬传：“今天，我见到了溥仪先生，谈起当年宫里演戏的事，他说：‘我很喜欢看杨小楼、余叔岩和您的戏，可惜我当时不能自由行动，每天看报纸上的广告，有时听听话匣子唱片。一直到我在天津住张园的时候，我才和我爱人到剧院买票听戏，我觉得自由听戏是很舒服的。我在天津听过您的《西施》、《太真外传》以及别的戏。’”
陈锡联回忆逮捕“四人帮”
我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赴唐山对抢险救灾部队进行慰问。五日下午三时许，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京，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情况非常紧急，要我马上回去商量事情。放下电话，我意识到：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到了。
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后，匆匆回到家里（当时由于地震把我住的房子震裂了，我就搬到位于东交民巷的国务院十四号宾馆临时借住，与华国锋同志家很近），拿了《光明日报》，直接去了华国锋同志家。华国锋同志正在家里等我，对我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一个信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我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同志曾经几次和我在一起谈过“四人帮”的事情，我对他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支持的，我的态度他是了解的。他下了决心要抓“四人帮”，我说我非常赞同，坚决支持。华国锋问我：部队情况怎么样？我说部队没有问题。我向华国锋简要汇报了赴唐山慰问部队的情况。华国锋说：你先回去，吴德、吴忠他们还要找你。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抓“四人帮”一伙，要动用卫戍区的部队。按照规定，动部队必须要经军委批准。吴德、吴忠他们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
当天晚上，华国锋同志又步行来到我家，同我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我特意提醒华国锋同志，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为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华国锋同志还要我不要出去，就在家里等着，以便随时联系。
送走华国锋，我对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央有要事，你们都不要离开，准备随时出动。
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代表党中央采取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卫戍区的部队把“四人帮”的几个死党也抓了起来。
按照约定，我当天晚上没有外出，在家等电话。电话铃声响，我拿起电话，华国锋说：“事情解决了。”我放下电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招呼工作人员：“备车，上玉泉山。”
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和他们的特殊身份，横行霸道，结党营私，迫害异己，祸国殃民。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经多次给予严厉批评，要他们“注意”，“不要搞四人帮”。
在毛主席第一次批评他们不久，江青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话。我当时想，这不对头，就把这件事向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说，她要找你谈，不谈也不行啊。在谈话中，江青东拉西扯，也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到了最后，她问我主席批评“四人帮”还说了哪些话。我这才明白，她是想从我这里了解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事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平、叶帅都汇报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批评“四人帮”。但是，对于毛主席的批评，对于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四人帮”根本不听。
在为毛主席守灵期间，一次先念同志到洗手间，我也跟了进去，我对先念同志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总要采取个办法啊。先念同志说，总是有办法的，并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也对叶帅说过，这个时候中央可是不能开会，他们几个人闹起来可是麻烦，还是个别解决的好。那一时期形势异常复杂，斗争非常的尖锐。
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通报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决定。次日，我向驻京部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通报了中央的决定。
于凤至给赵一荻的亲笔信
张学良的元配夫人于凤至一生单独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就是晚年在与张学良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签字之前，于凤至给赵四小姐（赵一荻）写了一封长信。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捧读此信，热泪盈眶。正是于凤至的达观、大度，使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终于成婚，赵四小姐得以陪伴张学良终身。现将此信摘登如下：
缇妹慧鉴：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一九四○年我赴美医治乳癌，已经廿余年不曾见面，真是隔海翘首，天各一方……
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秋天，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你父亲赵燧山因你和汉卿到奉天而发表的《启事》，声称与你断绝父女关系。那时虽然我与你还不相认，但却有耳闻。
你是位聪明果断，知书达理的贤慧女子。你住进北陵后，潜心学业，在汉卿宣布东北易帜时，你成了他有力的助手。为了家庭和睦，你深明大义，甚至同意汉卿所提的苛刻条件：不给你以夫人名义，对外以秘书称谓。从那时开始，你在父亲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表现出超人的坚贞和顾全大局的心胸，这都成为我们日后真诚相处的基础与纽带！
你我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我记得，那天沈阳大雪纷飞，我是从汉卿的言语偶尔流露中，得知你已产下一子，这本是件喜事。但我听说你为闾琳的降生而忧虑。因为你和汉卿并无夫妻名分，由你本人抚养婴儿，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你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里，可是你的父亲已经声明与你脱离了关系，你处于困窘的境地。
我在你临产以前，就为你备下了乳粉与乳婴的衣物。那时我本不想到北陵探望，令你难为情。后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亲自到北陵看你。我冒着鹅毛大雪，带着蒋妈赶到你的住处，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位聪明贤慧的妹妹，还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子。
你那时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奶”，当你听我说要把孩子抱回大帅府，由我代你抚养时，你感动得嘴唇哆嗦，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你叫了一声“大姐！”就抱住我失声哭了起来……
汉卿后来被囚于（浙江）奉化，你已经由上海转香港。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你和闾琳暂避香港，完全是出于不得已！经我据理力争，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去奉化陪狱。
嗣后，我随汉卿转辗了许多地方，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最后又到了凤凰山。转眼就是三年，缇妹，我只陪了汉卿三年，可是你却在牢中陪他二十多年。你的意志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我决心到美国治病时，汉卿提出由你来代替我的主张，说真的，当初我心乱如麻。既想继续陪着他，又担心疾病转重，失去了医治的机会。
按说你当时不来相聚也是有理由的，闾琳尚幼，且在香港生活安逸。我知你当时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放弃闾琳，要么放弃汉卿，一个女人的心，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痛苦的折磨？后来，你为了汉卿，终于放弃了孩子……
缇妹，回首逝去的岁月，汉卿对于我的敬重，对我的真情，都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在旧中国依汉卿当时的地位，三妻四妾也不足为怪（依先帅为例，他就是一妻五妾）。可是，汉卿到底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为了尊重我，始终不肯给你以应得的名义……
闾瑛和鹏飞带回了汉卿的信，他在信中谈及他在受洗时，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我听后十分理解，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患难生活，你早已成为了汉卿最真挚的知己和伴侣了，我对你的忠贞表示敬佩……
现在我正式提出：为了尊重你和汉卿多年的患难深情，我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真诚地祝你们知己缔盟，偕老百年！
特此专复
娣：于凤至
于旧金山多树城1963年10月
孙中山后代的遭遇
王丰杨素
孙中山的第一任夫人是卢慕贞女士，孙与卢氏育有三子女：孙科、孙延和孙琬。
孙中山的嫡子孙科，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是国民党大员，孙科并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短暂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解放军渡江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中，孙科名列其中。
比较蒋、孙两家，孙中山在台湾的后人，明显不如蒋家来得“枝繁叶茂”，究其原因，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孙科和蒋家父子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孙家抵台后不久，就逐渐透露出想离开台湾的意思。
据史料载，一九六○年代末期某日，“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告诉蒋介石，截获情报，称人在海外的孙科想回大陆，且频频和大陆友人接触，正在洽谈回归大陆的相关事宜。蒋立刻追问：这项情报是不是捕风捉影？张群也语焉不详。
据报道，蒋介石听说孙科想回大陆，气得七窃生烟，他反问张群：“我哪一点对不起孙哲生（哲生，孙科的字）？他竟然想和共产党联络！简直是寡廉鲜耻。”可是，蒋介石气归气，却不敢稍存懈怠，当时，“孙中山”这个政治符号，仍然具有无上价值，孙中山的儿子留在台湾，或者投奔大陆，其在政治上的意义，那可是天差地别。
于是老蒋立即指示张群，让他赶紧派人把孙科从海外请回台湾，需要多少经费，完全由“总统府”支付。从这则报道，亦可看出蒋介石虽然对孙科多有不满，但看在“国父”和“国民党总理”的分上，蒋介石还不能不买孙家的账。
孙科一九七三年九月因心脏病在台北逝世，终年八十二岁。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平，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并拥有纽约大学硕士学位，早年也曾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委员职务，也在台湾出任过电视公司董事长及民营的联合发展公司董事长等职。
如今，孙治平的儿子孙国雄，常年居住美国洛杉矶，育有美玲、美兰、美莲等三个女儿，后来，孙国雄夫妇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伟仁。孙治平抱孙心切，曾几度去美国南加州探望孙儿。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政党轮替后，孙国雄一度被邀请出任有薪水的“国策顾问”职务。
近年来，台湾民进党大搞所谓“去中国化”政策。民进党当局的“考试院院长”姚嘉文，就曾于二○○四年公开宣称：“国父是谁？孙中山是外国人。”这位“院长”并狂妄地说：“称他国父，只是尊敬而已。”
在民进党人眼里，孙中山居然成了“外国人”，这件事在台湾，一度掀起轩然大波，就连陈水扁也始终不敢完全否定孙中山先生的象征性地位。因此，这位“外国人”曾孙——孙国雄，仍然位列陈水扁“政府”第二十六位有薪水的“国策顾问”。
其实，陈水扁的“国策顾问”们，多数都是独派色彩极浓的“本土派”人士，算起来，孙中山的直系后裔孙国雄，就是“国策顾问”中唯一具备“蓝色血统”的贵族了，位列众多绿色新贵之间，孙国雄实在有点“鸡兔同笼”的情境。
除了孙国雄，孙先生的后人中也不乏扬名寰宇、连外国人也想借重专才及名望者。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芬女士，她曾任美国驻中国广州、上海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还曾担任美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孙穗芬不但是美国相当知名的华裔女性外交官，同时也在海峡两岸都有来往，相当着名。
（摘自《看天下》）
中国的原子弹与氢弹
付海
在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方面，中国曾积极争取苏联援助，在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就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这个协定开始执行得比较顺利。但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分歧逐渐加深，苏联政府于一九六○年八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了设备材料供应。面对苏联政府单方面背信弃义的行为，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中央决定由一九五八年七月在北京建立的核武器研究所率先开展原子弹研究设计工作。一九六○年春，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式展开。
整个系统工作是在邓稼先等专家主持下进行的。
一九六三年三月提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从一九六三年春起，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设计、实验和生产部门科技人员就开始陆续迁往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
一九六四年八月份，研制基地科技人员和工人在各方大力协同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完成了试验用的三个合格核装置装配工作，先后用专列运往位于新疆罗布泊的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在掌握原子弹技术后，都力争尽快掌握氢弹技术。中国早在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就几乎同步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探索。
一九六○年十二月，根据中央部署，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组，着手对氢弹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可行结构进行探索研究。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顺利完成了爆轰、次临界环境条件等试验后，最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成功进行了加强型原子弹空爆试验，为验证氢弹理论研究结果提供了珍贵的大量实测数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正式试验用的氢弹加工完毕。出厂前对氢弹各部、组件进行了多次检查，质量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