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人——访问巴金
杨苡
编者按
编发杨苡先生二十八年前采写的这篇访问记《坚强的人》，适值巴金先生逝世两周年。巴金忌日的第二天晚上，杨苡先生来电说，“巴老生前，生日多么热闹啊，才走了两年……”这位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即开始与巴金通信的米寿老人，至今仍关注着媒体上有关巴金的文章、报道，而她耿耿于心的则是“敬爱的先生”那未了的心愿……“文革”，一个民族永久的创痛。
《坚强的人》采写于一九七九年。当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准备刊载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及巴金新近完成的“创作回忆录之一”《谈（春天里的秋天）》，同时还想配发一篇访问巴金的文章，时在《中国文学》杂志任职的杨宪益先生在给妹妹杨苡的信中说：“我们这里编辑没有熟悉巴金的，找不到合适的人写。我就推荐了你写，大家都赞成。”“文章需要一个半月内交稿，有六七千字即可，再长些或短些也可以，介绍巴金总的着作情况，现在的生活情况等等，可以写得轻松随便一些，不要太严肃，希望你能同意……”但同样是劫后余生的杨苡先生怎么可能“写得轻松随便一些”呢？她刚走到武康路巴金寓所门口，见到“一扇扇大《向墙外探身”的棕榈树，便像巴金先生一样发出了“我控诉！”的吼声：“这一切是事实，这不仅仅是一场恶梦！”（巴金后来在致杨苡的信中说“棕榈树不错。”见《雪泥集》）——“文革”，一个民族永久的创痛……
《坚强的人》完稿后，巴金曾致信杨苡，“谢谢你的文章，使我想起一些事情，可惜我没有时间，否则我还可以写许多东西……”二十八年过去了，巴老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去也有两年了，而《坚强的人》迄今一直未在内地全文刊发过。一九七九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刊出的是经编辑部压缩、杨宪益翻译的节译稿，《中国新文学史料》也只刊登了删节压缩稿，全文只在一九八○年由香港《开卷》刊发过。本书经作者同意，今特刊发杨苡先生的最新修订稿，以纪念“敬爱的先生”逝世两周年暨诞生一百零三周年。
“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因为他坚信“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毁灭”，因为他“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虽然“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新约·启示录
（第二十一章）第四节
沉重的命运敲门声开始了，乐圣贝多芬在一百七十年前用音乐语言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告：“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ThusFateKnocksatthedoor！”）
它严厉而急促，由近到远，时隐时现；不断冲破反抗，不断执拗地再现，人和命运在顽强地搏斗着，反抗！反抗！宁静中埋伏着不安！我面前突然出现一位坚强的老人的身影，他微笑着走近——我们的巴金！记忆的书页翻动着，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翻到七十年代，我翻到了最近的一页……
我站在一个油漆得崭新的大门前。这是一条幽静的街道，完全摆脱了这个城市的喧嚣。我仔细端详着那新装的电铃，忽然发现庭：里那棵棕榈树已经长得那样高大了，一扇扇大《向墙外探身，仿佛在告诉路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默默地承受着风暴，却不曾被摧毁，一如庭：内它的主人。它看到过一群年轻人闯进大门进行着那侵犯人权的打、砸、抢，并且用铜头皮带抽打棕榈树的女主人！它看到过“狂妄派”在大门上贴了一张胡言乱语的大字报；它看到过它的女主人和一位已入老年的妹妹每天沉默地扫着街道，而后来只有一个妹妹还在扫着；终于有一天它又看到它那已变得十分憔悴的女主人被人搀扶着，步子不稳地进了一辆出租汽车，走了，从此就没有再回来！它更看到过它的一向显得比较年轻的主人那些年很快地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是的，棕榈树，你是最好的“见证人”，如果你会说话，你会对我们说：这一切是事实，这不仅仅是一场恶梦！
几年前我也曾来过这里，那时它的主人还在蒙受着不白之），但是那时候风暴在表面上似乎小一些了，而这位老作家却仍然摆脱不掉在风暴中某些人曾赐给他的一个古怪的称号：称他为“文艺界的黑老K”，说他的十四卷《巴金文集》为邪书等等，仿佛这是一堆从魔洞里挖出的奇异的礼物，他受着鞭挞，还必须双手捧着这种“恩赐”，如果想扔掉，便又犯了“对抗”的死罪！这些称号不止使他本人和他的亲友痛苦不解，就连他的广大读者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正直的老作家，一个用他的血和泪、爱和憎，以及他所有的精力写作了将近一生的作家，会加上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像阵阵锋利的北风割裂着人们的心！这是严寒！史无前例的严寒袭击了大地，连一棵小草也不能幸免，何况这本是一棵岁寒之松！它必须忍受着风暴的摧残却并不倒，决不会倒！他使我常常想起陈毅同志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久久地望着，想着几年前那破坏了的大门，拉断了的门铃……是的，终于变了！终于换了人间！这个宅子已经抖落了它十几年来的孤寂凄凉，它的主人不再被人冷落，他恢复了名誉！巴金仍旧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民骄傲的全国人民代表，仍旧是永远焕发青春的民主战士，而且他仍旧愿意为他亲爱的祖国献出他的心、他的笔和全部力量！
我按了一下电铃，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高高的、十分俏丽的姑娘。这是巴金的一个侄女，在云南插队锻炼那么久了，现在已回到几位老人的身边。跟着，巴金的两个妹妹带着他的小外孙女也迎出来了，我们笑着互相问好，穿过堂屋走进了大厅……
巴金从楼上走下来，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他还是穿着一身蓝咔叽布的棉衣棉裤，头发似乎并没有比前些年更白些，人也并未显得更为苍老。相反，我觉得那副被侮辱与损害压得如此沉重的阴郁神色却真的消失了，眉宇间的郁结早已舒展，和他说话时可以发现在近视眼镜后面那一对眯缝着的眼睛又在愉快地、敏锐地闪着，而且他竟恢复了原来的连说带笑的开朗性格。那对于我是那么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又开始在直率地对这件事、那件事发表议论了！是的，他十分健康，仍然是保持着他那清醒的头脑，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青年人的成长，而且还是并没有“改造”掉他那种坦白而激动地说出他这样那样的见解的脾气！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厅，它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朴素、舒适，并不华丽。墙上挂着林风眠的一幅画：三只鹭鸶站在水边，十分恬静幽美。几张沙发，几张小桌，当然还有数不尽的书橱分布在家中几乎是每一个房间，这是巴金的家的特点。巴金在生活上从来没有什么奢求，他要求的仅仅是安安静静地生活，让他看书，让他写！有十年左右这一家人全部被赶到楼下，不，最早是被赶到楼上，楼下成了什么造反派的“司令部”（虽然这是自己用稿费租的房子！），后来“司令部”撤了，一家人又被赶到楼下，而楼上所有的房间贴上了封条，当然，在贴封条之前，楼上的书房内的有些杂物早已被抢劫破坏，连一支作为纪念品的钢笔也不放过；至于留了多少年的亲友们和读者们的信件等等更是早已被撕得粉碎胡乱丢在地上了！很长的一个时期，巴金只能睡在这个大厅里，和他作伴的是他最亲爱的人——翻译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的萧珊（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心地善良的、热情坦率的好妻子啊！），但是，后来就只有他那在安徽山区农村插队多年的儿子回来陪伴他了。而此刻我进来时，大厅里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凄凉凌乱，如今已粉刷一新，他和那唯一的儿子又搬到楼上原来的卧房。现在大厅里新添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每天晚上全家在度过白天各自的劳碌之后，聚集在这里，欣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各种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这个宅子里如今有八个成员：巴金的两个妹妹、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一个将近五周岁的小外孙女，再加上巴金自己，组成了一个十分温暖的家。但是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并不是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子难过啊！”女主人病了，一个年长的妹妹还在扫大街，儿子插队落户，由于父母落难，也只能默默地劳动，根本不可能调回，这个孩子开始学会了成年人的沉默，虽然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女儿女婿被分配到。远的省份，使他们无法照顾老人，他们只好在家里拖延行期，因为母亲病重，父亲在干校，“上边”不开恩，父亲是回不来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没多久，这位国内外负有盛名的作家便被当作“罪人”和“贱民”，先是在“牛棚”劳动、学习、写交待、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把他揪出去“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闯进他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这是多么可怕的目无法纪的侵犯人权！），随后便是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这是席卷全市的风暴，这风暴蔓延到全国，所谓“要刮一场十二级台风！”“狂妄派”把他的妻子也揪出来陪斗了，这时满头黑发、步子矫健的巴金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行动迟缓的老人！这之后，他的一些文艺界的老朋友和同志们（所谓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被迫到干校劳动，抬着一大筐一大筐的土，拿着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每个月他还尽力省下几块钱带给他的妻子，因为他知道家里仅仅靠着按人口计算发给的生活费来度日是相当拮据的。直到一九七二年秋天，在他的妻子已确定为晚期癌症，而且由于拖延已无法医治时，有朋友设法开后门，联系了一家医：同意收容这也被人称为“牛鬼蛇神”的无辜的人，这时工宣队才开恩准许他回家守护他病危的妻子，不必再回干校。他回到家里来了，每天到医：陪着她，二十天后他失去了他最亲爱的人……
小端端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她生于一九七四年的端午节——这是我们纪念诗人屈原的节日，也正是最明媚的初夏季节。现在小姑娘穿着红色的棉衣，像一个快乐的红色小精灵飞到这里、那里。她会讲四川话，也会讲上海话，而对我这个北方来客却用北京话来接待，还带有几分严肃的神气说：“今天下午我没去幼儿园！我半休！”她的外公大笑起来。今天早上外公在庭：里散步之后亲自为她热了牛奶，她十分得意！外公对她说：“今天外公给端端热牛奶，二天端端大了给外公热牛奶！”……
是的，这就是巴金的乐观主义，永远充满信心，永远充满活力，他的一生就是一支命运交响曲，从青少年时代就同黑暗势力斗争，这之后也有休息和沉思，甚至有时也几乎精疲力尽，而到最后终于斗争胜利，战胜了命运！
从幼年起几十年来死神就在巴金的身边来回踱着，威胁着，夺去一个个他所爱的生命，如他的父母、哥哥、姐姐、朋友，却不能动他！但谁又会想到前些年那场风暴和严寒竟夺去了那么多亲密的朋友，还夺去了三十多年和他朝夕相伴的最亲爱的人，他称她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今年一月十六日他流着眼泪写完了他的《怀念萧珊》。他写信告诉我说：“我自己为她平反。”在文中他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那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巴金又一次战胜了压迫他的命运，萧珊离去后他终于挺起身来。是的，还是要顽强地活下去，他决不和命运妥协！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对我说：“张春桥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我却一定要活下去，看着他的垮台，现在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一提起“四人帮”，这位老人就压抑不住他的愤怒，这并不是由于“四人帮”及其爪牙将他的妻子和朋友迫害至死，而是他想到我们的国家有几十万善良的人被摧残至死；上亿的人被株连，整整一代人被毒害，有多少文艺界的朋友，和他一样，在那些年里即使活着，也等于死去一样，因为他们的笔不能作画，不能写文章，只能用他们的笔写着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仿佛他们头脑里都浸透了罪恶，就靠这支笔一生一世也倾注不完！他一想到“四人帮”时代文艺界某种法门寺里的刘瑾和贾桂式的人物，狐假虎威，作威作福，那些帮凶和小丑，那个自命不凡的不可一世的“秀才”……便激动起来，他说：“现在我们国家要执行法律了，对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应该起诉的！”是的，当他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在巴黎那所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着《灭亡》时，他又怎能想到后来他的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会遇上这样方式的中断！又怎么会想到竟有这样的大批“灭亡”的悲剧？！在旧社会巴金写了几百万字的向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挑战的作品，他愤怒地鞭挞着吃人的旧礼教，点燃起“五四”以来多少青年的革命激情！在新中国诞生后他又写出多少歌颂党和人民的热情篇章，在抗美援朝中他热情地歌颂了敬爱的彭德怀同志。小说《团圆》叙述了一个志愿军的英勇故事，塑造了一个光辉的英雄形象，一个最可爱的人，之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可笑的是在巴金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后，这部片子照常放映，而在片头却抹去了巴金这个作者的名字！
巴金很少谈起自己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直到最近他才开始写《随想录》。他当然记得他和其他的老朋友一样，是怎样扮演过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士可杀不可辱”是句名言，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种可憎的凌辱……他笑起来，他说：“‘四人帮’说是破四旧、反封建，其实他们一些做法是很封建的。”他说他记得小时候他的父亲当过广元县的县长的情景，他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很慈祥，但在审案子时总不免遵循那时的作法，常常拷打犯人来逼供，而拷打之后，犯人照例又要叩头谢恩。说到这里巴金大笑起来，他说：“那时我们这些人挨了批斗，然后写检查，还要表示感谢挽救了我们，这和过去的谢恩不是同样的封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