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让我们抛开这令人不愉快的话题转到青年身上去吧。巴金从来不愿仅仅抚摸着伤痕而不前进的，他始终关心青年的成长，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妻子为了用身子挡住他，竟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狠狠的一下皮带，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伤痕。然而他只是痛心，痛心这一代青年受“四人帮”蒙蔽，被利用，他们的纯洁被玷污，社会主义风气被“四人帮”糟蹋了，而要恢复好的传统，建立好的社会风气是要靠大家努力的。这几年他越来越感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没有民主传统，只有封建传统，到处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变相的买卖婚姻，变相的出卖灵魂！有些青年追求“时髦”，奇装异服，胸无大志、思想空虚；有些青年怕艰苦，不勤奋，把生命白白地糟蹋了。他说这应该归罪于“四人帮”，他坚信绝大多数青年已经懂得“四人帮”浪费了他们十多年的宝贵时间，他们正努力弥补这个损失。巴金在一篇《随想录》中写道：“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方法多，决心大，没这样的新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又说：“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当然他也承认至今也存在着有的青年还不懂得作了“愚民”之苦的现象，他们很不自觉，认识不到这是害自己，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在《爝火集》序言中他还是坚定地说：“现在是‘四五’运动英雄们的时代，这些英雄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希望。我虽然老了，还要跟着他们一起走上新长征的道路，我祝福这些新时期的年轻人！”
现在我们又转到了看书的问题，巴金说起他从小爱读书，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书，可并不见得中了多少毒。他风趣地说：“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事实上他正是读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十几年来图书馆是禁止青年人随意借书的，然而也正是这十几年，青少年的犯罪率却增长了。“四人帮”称他的书是“十四卷邪书”，没读过他的作品的青年人还真的以为巴金是个宣传打砸抢的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一批判就仿佛那几年全国的武斗也要他来负责似的！谁也不能想象关在“牛棚”里整天劳动或挨着批斗的“牛鬼蛇神”又怎样去指挥全国到处发生的武斗呢？何况他自己的家也遭受了被“打砸抢”的厄运！正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曾经写过的一段话：“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今天闭上眼睛就想不到明天的存在。但是完成了的工作却是不能够消灭的。没有一种暴力可以毁灭它。”然而谁会想到四十年前的感触过了三十年又重新浮现！终于有一天恶梦消逝了，他又走进了他的书房。封条撕去了，他找到了他的书——十四卷《巴金文集》，他默默地把凌乱不堪、满地是撕碎的纸片的书房整理起来，他在苦苦思念着他最亲爱的人，她如果活到现在，能和他在一起收拾这间书房，那该是多么好啊！……
我走进书房，也想起那个女主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夜我们三人围炉谈心的情景已经永远逝去了，现在只有她那最后一张照片摆在巴金的书桌上，她凄婉地苦笑着，仿佛在说：“我等不到了！”书房里仍旧放着巴金的半身塑像，他稍稍歪着头似乎也在苦苦地思索着这场浩劫！
在壁炉的上方挂着一幅俞云阶画的油画，这是一幅巴金最近的半身肖像画，白发苍苍，却是精神饱满。在全国肖像画展中曾展出这位画家所画的另一幅巴金的肖像，那一幅描绘了焕发青春的巴金，但这一幅却是饱经风雨却仍坚强的老人，比他本人显得苍老些，但保存了他的神态。
我们坐在这里，想到过去，翻阅着他过去的着作，他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我们回顾了他的创作道路：这个一九○四年出生于一个四川的封建大家庭里，在那里度过了十八个岁月的坚强的人当年是怎样献身于写作事业的。
早在十一岁时，巴金便失去了最疼爱他的母亲，死亡第一次在他的心上投掷下阴影，富裕的家庭不再能带给他温暖，过了三年父亲又病故了，祖父像一个暴君似的统治着全家的儿孙。巴金的大哥，作为大房的长孙挑起了掌管全部家务事的担子，温顺地忍受长辈的欺凌。在这个“家”里女人的命运更惨，她们被关在封建的牢笼里，当玩物，受折磨，婚姻不能自主郁郁终生……这时巴金开始憎恨那封建的传统和那些长辈们的滥施威权了。祖父不许他进中学，只能在家自学，在一九二○年祖父去世后半年多，这才随他的三哥进了成都的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读了两年半。十五岁的巴金和哥哥们每天晚上贪婪地读着新出版的进步书报，如《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等；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书强烈地感染了这个青年人。那时的巴金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于是他开始有了理想，他想：爱人类就要为人类做些有用的事。甚至为了自由，可以奉献出他的生命！后来他买到了一本波兰作家廖·抗夫（LeopoldKampf）的剧本《夜未央》，在一九三○年他的重译本序言里曾经这样写道：“大约在十年前吧，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读到了一本小书。那时他刚刚信奉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有一种孩子的幻梦，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就会与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刻消灭。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读那一本小书，他底感动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之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境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天才的巴金在十五岁时的第一个译作便是《夜未央》，一九二八年在巴黎重新译过，译稿又被邮局遗失了。到了一九三○年又重译出，印了一千本。一九三六年又重新出版了这本给他影响极大的小书。
另一个给他巨大影响的是爱玛·高德曼（EmmaGoldman）。是她的文章使他看见了他认为是“美丽的安那其主义”。一九二五年巴金开始和她通信。他钦佩她，称她为“精神上的母亲”，正像玛尔维达（MalwidedeMeysenbug）做了罗曼·罗兰精神的姐姐一样。
巴金早在少年时代从《半月》刊物上发现了一个“适社”，这个团体在重庆，使他向往。后来和《半月》的编辑联系上了，参加了编辑工作，之后他和好几位同他一样的爱国青年组成了“均社”，这段时期他认识了一位姓吴的朋友，这个人的牺牲精神和毅力在巴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巴金的《短简》中他曾总结他从童年到成年所受的影响，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给我勇气。”这时候可以说巴金已渐渐学会用笔来战斗了。
一九二三年春，不到十九岁的巴金和他的三哥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成都，离开了那个一直被他当作牢笼的家。他们先去上海，后来考进南京的东南大学附中。一九二五年中学毕业后，他的三哥考进了大学，而他因病辍学了，自此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他在上海出版过一种杂志，印过几本小书，还译出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同他的朋友卫离开祖国乘船到马赛转赴巴黎。朋友把他安置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虽然他也还有三四个朋友常常在一起聚会，毕竟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学习，那时二十三岁的巴金是寂寞的。他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不远，他经常走过那里，望着两个法国启蒙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卢梭和伏尔泰沉思着。先贤祠内有雨果和左拉的墓，左拉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德莱斐斯上尉的）案斗争，为他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这件事在青年巴金心上划下了极深刻的痕迹，他说十年前他在“牛棚”劳动时还梦见过左拉。
在巴黎，每天听着巴黎圣母：的钟声，这钟声敲打着他寂寞的心，他想到他的过去，“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奋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他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那些日子正是萨柯（N.Sacco)与樊塞蒂（B.Vanzetti）的案件轰动了全世界的时候，这两个意大利工人被关在美国的死囚牢里已有六年，巴金曾写信给樊塞蒂称他为“先生”，并翻译过他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
那时国内发生了令人震惊、愤怒的大事：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无数优秀的革命者，巴金感到极端苦闷，这时他收到樊塞蒂在死囚牢中写给他的回信，叫他“不要灰心”，“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类，要帮助人”。以后他又接到樊塞蒂第二封回信，开头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虽然死刑执行日期推迟了十二天，美国政府却不顾世界人民各种形式的抗议，终于将这两个工人烧死在电椅上。这件事促使巴金下决心写完了《灭亡》，并陆续寄给国内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巴金离开巴黎准备回国。在马赛因海员罢工，滞留了十二天，当他在十二月初到达上海后才发现他的第一部小说已被介绍给《小说月报》编辑、文艺前辈《圣陶和郑振铎，并已在《小说月报》陆续发表，这就使他决定了今后的写作为生的道路，后来巴金曾谦虚地说：“《灭亡》不是一本革命的小说，但它是一本诚实的作品。它没有给人指出革命的道路，但是它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毁灭。’”
一九三○年他完成了《死去的太阳》，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在“五卅”事件中的盲目活动及其灭亡。同时他开始写短篇小说。一九三一年他不但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还写了八九万字的《新生》和中篇小说《雾》。
一九三二年由于侵略者的战争破坏，他所住的上海闸北区成了火海，他回到那已中过枪弹的破烂的家，继续写完中篇《海底梦》，然后到南方旅行。回来后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春天里的秋天》，过后又写了以锡矿为题材的《砂丁》。这年的夏天他又重写了《新生》，因为原稿已毁于闸北大火。之后又写了《雨》，同时还写了《旅途随笔》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说。这样年仅二十八岁的巴金在十分不安定的动乱生活中度过了创作果实累累的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他写完了长篇小说《萌芽》，这是他自己很重视的一部写煤矿的小说。他希望能像左拉的《萌芽》一样唤醒人们要求改善人间不平等的待遇，要工人们联合起来反抗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他甚至号召暴力革命。这部小说在出版后就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了，然而两年后他又将它改名为《雪》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度出版发行了。一九三三年底巴金在北京写完了《电》，这就完成了他着名的《爱情三部曲》。这个《爱情三部曲》便是《雾》、《雨》、《电》（与《雪》），它叙述了一些青年的革命生活、信仰和爱情。这是巴金在年轻时期最喜欢的作品，他说这是为他自己写的书，书中活动的人物全是他的朋友。这其中《电》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巴金的思想倾向：相信未来，未来肯定是光明的。
一九三四年，他去日本旅行，写完了《神·鬼·人》、《点滴》，编好了旧作散文集《生之忏悔》。
一九三五年七月回国，他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又同他的朋友靳以创办了《文季月刊》，仅出版七期便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止发行的刊物之一。这以后他出版了《短简》、《忆》以及小说《长生塔》。从《短简》和《忆》我们可以了解巴金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忆》实际上是他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