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前往发展的地方，最先行的拓荒者就是勇敢的大和抚子——日本的娘子军。随后，男的就必然在附近开店，巧妙地保持联络，一举两得。这种不光彩的巧妙战术，至今在各地依然可见。（［日］石川达三《最近南美事情》中公文库1981年。转引自陈湛颐编译《日本人访港见闻录1898-1941》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
据一九一一年一项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两万人。“北至寒风刺骨的西伯利亚、满洲的旷野，南到闪闪发光的南十字星似的南洋群岛”，甚至在印度、非洲，都能看到她们娇小玲珑的身影。她们中以来自九州熊本县天草、岛原半岛的为最多。在西伯利亚的日本移民，向国内汇款约数百万元，其中至少有六十三万元来自女性。《福冈日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透露，“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四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老汇款达一万二千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突破三十万元。”（见李涛着《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窥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4月版）
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八日，福泽谕吉在其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有关人民移居和娼妓外出赚钱》一文。主要观点是：一，随着日本国的向海外移居移民事业的发展，为了给那些“单身赴任”的男子提供“快乐”，娼妓是必要的；二，为了提升驻屯军的士气，娼妓也是必要的；三，对于娼妓个人来说，到海外赚钱寄给家乡父老盖房也是很光彩的。（见［日］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
作为明治年代最着名的知识分子，有明治维新“教父”之称的福泽谕吉尚且如此，近代日本血泪斑斑的女性史便可想而知了。在日本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初期的对外拓展中，充满了妓女们的奉献和牺牲。对于这些背井离乡、艰难创业的女人，后来的日本人常常称她们为“大和抚子”。“抚子”在日语中，是秋天开在田野里的一种小花，有粉、白、蓝等诸色，朴素而又清芬。
于是，在各种资料和人们的传说里，有如此多的日本妓女“间谍”，如深秋菊花般的缤纷，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给妓女“间谍”们安个“阿菊”的统称，大概是约定俗成——天皇的标志是菊花，靖国神社的大门上雕着的是菊花，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干脆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简化为“菊花与刀”。而且，菊花愈是在霜天浓重中愈见其坚韧、清冽……
女人们之所以投入到本是由男人们承担的惊心动魄的情报活动中来，大抵出于三种情况：一是“交流者”，对许多日本女性而言，她们忠于天皇，视国家的需要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在本土，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就是一向不问人间烟火的艺伎们，也将国家的战争当做作自己的战争——她们光洁如玉的纤手里，曾经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壶，现在她们握起了枪投入军训。在昭和时期，这些女性被称作“昭和烈女”；
二是“合作者”，这主要是对异国女性而言，即借日本人的势力，企图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实为中国人的川岛芳子，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三是“雇佣者”，那就是受到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的驱动了。前两种动机当然都是自发性的，后一种有一单做一单，与日本情报机构更是处于松散状态。
《日谍秘史》（[英]理查德·迪肯着姜文灏、赵之援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里提到，主管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情报战的福岛安正，曾经写过一首《从凋落的花瓣到初升的明星》的诗。十有八九，此诗就与“阿菊”们有关，倘若“阿菊”们都在他的麾下担负本该从事的职责，他大概不会去写这首诗。只有主动奉献之躯，在异国的土地上迎着风雨，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凋落，都是自己的选择，才会让他有咏叹的冲动，并慨然提笔……
三
国内资料上，另有两个日本女人，一个叫安藤芳，“事迹”颇为确切，其作用则肯定被夸大了——
一九○三年，她来到哈尔滨，专门勾引俄国军官，不久被一名俄国将军接纳为妾。很快，安藤芳偷出一份军用地图，连夜逃往北京送给日本公使馆。这是一张俄军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分布详图，记载着俄军在东北地区的驻军地点、防御工事、物资储备等重要情报。由于掌握了俄军的大量情报，日俄战争一开始，俄军就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倘若真是她一人独步虎穴，青木机关及其他的日本情报组织，以及被他们雇佣的大量密探、交通员们，肯定得在九泉之下永远睁着一双双“牛眼”了！
另一个叫河原操子。
明治八年，即一八七五年生于信州松本市，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茶四水女子大学）毕业，一九○二年来中国，任上海私立务本女学堂教师。
同年，内蒙喀喇沁（今凌源市和喀喇沁旗一带）王爷贡桑诺尔布，未经清政府许可，私搭日轮东渡日本，参观大阪万国博览会，又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访问东京实践女学。王爷时年三十一岁，自四年前承袭王位起，便有革故鼎新之意。他革除其父时的一些弊政旧制：将旗民的差徭制改为定额负担制，打破旗民过去的贵贱等级，下级官员参见王爷也不准自称“包勒”（奴才之意），改跪拜礼为鞠躬礼等；他还解散了王府的京戏班，取消王府差役不准吃饱的限制。
福岛安正有意地与其接近，二人遂成好友。贡桑诺尔布表示要在喀喇沁创办男中、女中和军官学校，福岛安正答应可由日本派一名女教师和两名军官去帮助建校并教课，还答应将来可以接受优秀学生来日本留学。
由于福岛安正是河原操子之父河原忠的同乡好友，对其女儿的才干比较了解，一九○三年十一月，河原操子被派到内蒙喀喇沁王府，随她一起来的，还有实为陆军上尉的男教师伊藤柳太郎和吉原四郎。他们很快创办了崇正学校（男中）、毓正学校（女中），正武学堂（军校）。
“这些学校为日本培养了很多蒙奸走狗，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伪蒙政权中或伪蒙军队中的首脑人物，其中有一九○四年送往日本留学的李友同、包海明、喇嘛松哈达、于兰斋、王荫侯、吴广义、李树槐，还有一九○五年河原操子回国时带走的金永昌、伊德钦、于恒山、吴恩和、王睿昌等。
“河原操子还利用女教师身份与蒙古王公贵族家庭广泛交往，进行宣传拉拢培养亲日感情、培植亲日人士等谋略活动。从中，还发展了某蒙古王公的日籍妻子渡边美代给她当助手……
“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她利用喀喇沁王府这个间谍据点，掩护和协助青木机关派往俄军侧背的‘特别任务班’的骚扰、破坏等活动……”（《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
一九○六年底，河原操子奉调回国，不久与横滨正金银行经理成婚。此后，国内的有关资料中，再也不见她的踪影，估计已退隐江湖，相夫教子。但在日本，她写过《我与蒙古王妃》等书，曾拥有很多女性读者，书署名日下操子，这意味着她的丈夫姓日下。
在陆军大将本庄繁（1930年任关东军司令官，次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四省。日本战败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在狱中畏罪自杀）的日文传记中，提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二月，与日俄开战同时，特别任务班的成员横川省三、冲祯介等人，化装成蒙古人，曾去过喀喇沁的河原操子那里，后者“作为特别任务班的中继站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活动。”
以上说法，中外互见，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谍报战里，河原操子肯定是一个不可抹去的人物。但对她本人而言，在异乡那寂寞而又清苦的教师劳作中，还惊弓之鸟般兼着一份情报活儿，心头一定满溢着开启山林、又为国效命的坚韧劲儿。对于这么一个人物，以及贡桑诺尔布在喀喇沁首办新式学堂，其作用，是否就该一概抹之以“墨黑”呢？
某日在网上浏览，看到了一篇出自于内蒙古一位作者的文章，不妨摘录如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喀喇沁右旗第十二代王贡桑诺尔布“开朔漠风气之先”，创办了蒙古民族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堂——崇正学堂，第二年又相继创办了内蒙古地区第一座女学堂——毓正女学堂。从此，在广袤的漠南大地上，书声琅琅，教泽绵绵，蒙民子弟接受教育只能入私塾或进寺庙当喇嘛成为历史。两所学堂的创立，开辟了蒙古民族近代教育先河。
……经过一年的艰辛努力和筹备，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崇正学堂正式开学。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贡桑诺尔布非常高兴，他在祝辞中说：“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旗民子弟入了新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个人都会担当起恢复成吉思汗大业的责任。
……崇正学堂初办之时，招生特别困难，只招集到官员们的子弟四十人，编为初高级两个班。一九○三年，贡桑诺尔布下令招收学龄儿童，但是，旗民认识不清，谣言四起，“学堂和天主教堂没什么区别”、“我们的子弟一入学堂，不仅会变成异教徒，还要送到外国去，后果怎样，那是很难说的”。因此，旗民一见地方官员和教师前来招生，有的把孩子藏在地窖里，有的逃奔他旗亲属。更有甚者，为免除孩子入学，还有给官员行贿送礼的、临时把孩子送到庙上当喇嘛的、送给官府干杂役的，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况，贡桑诺尔布痛心疾首，深深体会到，启迪民智的紧迫性。贡桑诺尔布亲下训令：今后对于送来学生的人户，免去户口税，并且给他们的门首悬挂解除赋役的特许木牌，以资奖励。
对招收进来的学员，还采取优待措施：入学学生食宿由公费解决，学习用品由学堂免费发给；离校十里以内的女学生，早晚上学回家都用花篷轿车接送，午间在学堂吃饭；住宿生每人每日半斤肉，并吃一顿面饭。毕业生作公费保送升学或留学，不愿升学者，留旗内重用等等。
贡桑诺尔布亲任校长，前后聘请江南名士陆韬、钱桐和日本鸟居龙藏等人任教。
崇正学堂开设的课程，除蒙汉文《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外，还开设了日语、俄语、算术、地理、历史、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课程……在学堂附近设立了报馆，隔日出版一张《婴报》，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外，还有科技小常识、盟旗动态及时局的短评等。报刊出版后，由专门送报人向集中的村落散发，不收报费。《婴报》是内蒙古地区的最早一张报纸。
学校的经费来源：一是把大西沟、汤土沟的三千亩荒山出租作为学堂的永久学田；二是把王府中多年积存古董及王府剧团燕贻堂的戏装全部当出，充作教育基金。贡桑诺尔布花费自己私存购置了图书资料，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亿六千万字，比着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多三四倍。
一九○三年十二月，贡桑诺尔布又创办了一座女学堂——毓正学堂，这所学堂是内蒙古第一座女学堂。贡桑诺尔布的福晋（王妃）任校长，贡桑诺尔布从日本请来河原操子女士任教。一开始招生也是困难重重，有谣言说“王爷要招集一百名小姑娘，送往日本，取出骨头做肥皂，挖出眼睛用来做照相机的眼睛”。贡桑诺尔布以示垂范，就令自己的妹妹兰珍一起就读学堂。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读书、日语、算术、地理、历史、习字、画图、编织、唱歌、体操等。为增加学生的乐趣和开阔知识面，在河原操子的帮助下，还组建了同窗会、游园会。
贡桑诺尔布在创办的学堂中，还选出优秀的学生派往日本留学，女学生中比较有名的有金淑贞、何慧珍、于保贞等人。留学归来的特睦格图，发明了蒙文活字印刷，被誉为“蒙古族毕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为表彰贡王办学功绩，特赏匾额“牖迪蒙疆”、“壸教畅明”。
——（内蒙古新闻网2005年12年12日《牖迪蒙疆壸教畅明》作者：喀喇沁旗党委宣传部赵忠义）
还有资料说，一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是贡王办学的全盛时期，三个学校在校学生达四百名，班级十余个，先后毕业学生六百余名。贡桑诺尔布所办的崇正学堂，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共毕业学生三千余名，送到国内外学习者一二百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蒙古族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的杰出人才。
单维度，多维度。
短眼光，长眼光。
类型化，非类型化……
我想，正是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推演，才使得众多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盖棺论定。
历史，不应该是扑满意识形态的灰尘，或是压在哪个磐石般的年代下干瘪了的一门学科。相反，在不断地开拓出其复杂、丰富的同时，它必定会显示出自己春枝千条般翩翩的活性，并因可能值得后人不断去梳理与反省，而具备着显着的当下性。
百梦谁醒
陆寿钧
新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朴初传》时，似乎感到写得有点琐碎，但读下去后，却越来越有味。作者通过对传主与各界人士交往的大量细节，把受人尊敬和友称“菩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形象鲜明地跃然于纸。
想不到一生信奉、研究佛教的“菩萨”也会有梦，而早不做晚不做偏要在“文革”中做。
是的，书中所记述的赵朴初在非常时期做过的两个梦，让人深感此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菩萨”。
先说“菩萨”的第一个梦。
赵朴初在他的好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陈同生被迫害致死后的一个晚上，他梦到了陈同生。次日，便有感而发地写了《临江仙》一词，送给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词为：
岂分相逢难一语，
仙舟来去何因？
张天花雨落无声。
花痕还是泪？
襟上不分明。
信是娟娟秋水隔，
风吹浪涌千层。
望中缥缈数峰青。
抽琴旋去轸，
端恐渎湘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