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文化心态——从“于丹现象”说起
林东海
古训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文题曰从“于丹现象”说起，顾名思义，意在探究这种现象背后世道人心的微妙变化，而非对于丹所讲具体“心得”有所褒贬抑扬，切勿以“炒作”之文视之。这也就是《孝经》第一章之所谓“开宗明义”也。
一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和《庄子》读后的“心得”，一时走红，成了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备受关注，既得到吹捧，也遭到物议，端的是人心不同，正如其面，也是各有“心得”。在非议者当中，有的颇带情绪，指出她的“硬伤”，指责她的“谬误”，说她对经典“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有人乃至幽默地在背心上写着“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和于丹开了个大玩笑。
这些好心的观众和读者，似乎是在为古人打抱“不平”，在为经典申明“正义”，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庄子对于古人的编派，绝不亚于于丹，生什么气；孔子对于经典的曲解，也决不亚于于丹，着什么急！庄子的寓言，经常编造古人的言行来讽喻世道人心；孔子的说教，也经常歪曲经典的词句来宣扬伦理政治。举例说，《卫风·硕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此后还有逸诗句子），这样描写美女相貌的诗句，子夏瞎扯到“礼”上，孔子却大加赞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鲁颂·駉》写马群之大马匹之多曰“思无邪”，意思说：唉呀，真是无边无际啊！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借用古诗的句子来评诗，全然不顾原诗的读音和意思，在这里，“思”由虚词变成实词，表示思想观念；“邪”字音“圉”，也改成了“斜”音，字义与“正”对举，以符合春秋时期的“正邪”观念。这是名副其实的“断章取义”。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孔老夫子自己如此曲解经典，还能对于丹说什么呢？如果说于丹对“小人”的解释，不与“君子”对举，而说成是小孩子，是对原意的歪曲，那也是因为“有合于其心焉”，况且就当代性而言，释“小人”为“小孩”，是可以的，小孩阅读的连环画不就叫“小人书”吗？私意以为于丹的本意是借题发挥，像冰心老人那样特别关注妇女和小孩的命运。时代不同了，即便有所唐突，孔老夫子也不必着急，我们可爱的观众和读者更不必替孔老夫子着急！
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固然是我们文化人所应坚持的严肃态度，但千万不要太学究化了，不要过分地追求所谓“历史的真实”。有不少文章和着作对于丹的“硬伤”进行挑剔，对于丹的“曲解”加以指责，这似乎过于较真儿了。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然而却包含一定的真理。任何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经典的诠释，总是历史视野交织着当代视野，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和经典的解读，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当代化了。一部《诗经》，自西周流传至今，长达三千年之久，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解释，其间经由文学经学化，再由经学文学化，构成了一部《诗经》学史。这部学术史，也可以说是经典的曲解史，或者说是经学的演进史。禅学家有所谓“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理学家有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注意到解读客观的历史文献（不管是佛经，还是儒经）要有自主性和当代性，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作为文化学术载体的语言文字，向来与时俱化，也是在不断地被歪曲和引申中演化和发展的，有些文字，形音义都发生变异，今天很难读出它们的本音，甚至找不到它们的本义，考据家的训诂并不是万能的，切不可迷信。以考据为学问的所谓“朴学”，是乾嘉文字狱逼出来的学风，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有些学人怕犯错误，躲进故纸堆，也把考据当学问，这种观念是该改了。要知道，学术如果只有材料而没有观点，或者说只有考据而没有义理，是不成其为学术的，所以不要把对于丹的“纠谬”看得太重了。何况，于丹并非“学术超女”，亦非“国学超女”，她自己说：“要把《论语》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因为她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论语》，而是在说书，所以岂止像陆九渊说的“六经皆我注脚”，直是借经书话语说开去，拿古今故事来阐明处世之道，更像佛教徒的讲经，不是“史话”，而是“经话”。如果文化界要划圈，于丹讲《论语》心得，不属于学术圈，而属于演艺圈，既是说书，在“考据”问题上，更没有必要叫板。有谁去考证隋唐讲经讲史留下来的敦煌变文有哪些不符合“历史真实”而加以纠谬呢？
二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说书”，划归演艺圈，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说书人学习单口相声，便可以明白个大概。况且“说书”这一行业，由来久远，不绝如缕，所不同者，是从勾栏瓦舍，搬上电视屏幕，而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普及点历史文化常识，这一宗旨却是自古而然的。古老行业之所以突然火爆起来，则应归功于电视这种崭新的大众传媒。
在出土文物中，已经发现不只一个汉代说书俑。说书俑咧着嘴巴笑，左手抱着小鼓，右手握着鼓槌，跷起一条腿，似乎正说得活灵活现，得意忘形。从小陶俑这种明器可以看出，汉代的说书已经十分流行，而且很受欢迎，所以墓主人死后到阴间还要聆听和享受。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隋唐时期，世俗的说书和佛教的讲经互相促进，更是风行一时，从上到下，从老到小，从宫庭到市井，几乎都着了迷。说书在当时称“说话”，说书人称“说话人”。唐明皇在退居西内太极宫后，就爱听“说话”，以此自娱，逍遥度日；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写小儿听讲三国故事，对多髯黝黑的张飞和结巴口吃的邓艾特别感兴趣。讲史是说书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存的材料有《武王伐纣评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评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等等。所谓“平话”，也叫“评话”，就是在讲历史故事当中，加以品评；说话人的底本称为“话本”，后来演化成章回小说。小说开头的“话说”和结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依然带着说话人口气的余音。说书讲史历代都有，到解放前，茶馆戏楼还可以听到，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因为帝王将相属于封建糟粕，不便再讲了，于是一度沉寂下来，而今思想也开放了，所以讲史在“戏说”之后再度火起来。这也是历史的又一个轮回。说书人既讲史，也讲经，讲佛经故事，来宣扬佛教教义；讲孝经故事，如讲舜的孝行等，来宣传孝道。讲经从魏晋的转读唱导，到隋唐的俗讲说唱，进一步将玄奥佛理通俗化、故事化、世俗化，讲唱的脚本就是所谓变文。敦煌变文还保存着《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之类的“话本”。于丹讲《论语》、《庄子》，类似古人世俗化的讲经，只是时下对道德的强调和对个性的张扬，促使她改讲儒经和道经，但把经典故事化通俗化世俗化趣味化以开导人心，有意把经典的外延加以“延伸”，并“加入大量情节”，使之更贴近“现代生活”，则和古人讲经如出一辙。所以也把她的“心得”归入说书之列。
说书是古老而又传统的娱乐方式，而今借着影视传媒，重新火爆起来，简直跨过天桥（剧场），登上天了。这当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如上面所说社会环境变了，思想开放了，个性张扬了，文化娱乐大众化了；而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则是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察李白游踪，在从武汉到岳阳的火车上，遇到一个离家出走的十一二岁小男孩，闲聊中，劝他回家，不要在外流浪，他却说：“大道理不要说了，人生不就为了吃喝玩乐吗！”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什么饮食文化、酒文化、娱乐文化，纷至沓来，我暗自惊讶，这小孩真是“与时俱进”了，得风气之先。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的人生观发生明显的变化，从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倾斜，开始追求主体精神，一切娱乐活动也随之主体化，从卡拉OK就可以看得出来，唱歌成了个人情绪的释放，即便听歌也是为了在共鸣中抒发自己的感情，所以经常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就是主体精神的表现。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人们的价值观也变了。演艺界有了市场，票房价值大增，演员和商界的幸运儿一样，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于是身价自然随之升高，成了天上的明星，有影星，有歌星，有笑星，而今又有了“讲星”。市井文化古来就属于俗文化，在持有传统雅文化观点的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滑坡，甚至是一种沙漠化现象。过去常听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今“沙尘暴”吹过了台湾，又席卷了大陆。雅俗之间，各有各的看法，但这种世俗化通俗化，却是大势所趋。流行歌曲、杂技魔术、武侠小说、相声小品、戏说趣谈，以及新火爆起来的说史讲经，这些世俗又通俗的文艺便成了文化领域的主宰者。而说书的火爆，是因为观众不满足一般浅俗的逗乐，也不满足一般“胡编”的戏说，希望从娱乐中多得点历史常识和文化知识。不过这种常识和知识，往往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为一谈。事实上，自古及今，人民大众往往从“讲史”和“讲经”中，增加一些历史常识和文献知识，虽然不算规范，却也是一种文化普及。所以说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
于丹讲儒道经典的“心得”，很受欢迎，乃至超过其他“说话人”的“讲史”，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有人以为是影视界的刻意“炒作”，所以如此“火爆”，恐怕也不尽然。《红楼梦》炒作得够可以的，然而怎么也比不上于丹的“心灵鸡汤”那样“热火朝天”。所以然者何？社会心态失衡使然也。